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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的“帝王世系”

文/霍巍古蜀自身也有其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最主要的文献依据是相传为汉人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两部书。《蜀王本纪》过去一直题为西汉人扬雄所著,后来徐中舒先生考证认为它有可能为三国蜀汉时期的谯周所作。此书早已佚亡,在清人严

古蜀的“帝王世系”文/霍巍古蜀自身也有其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最主要的文献依据是相传为汉人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两部书。《蜀王本纪》过去一直题为西汉人扬雄所著,后来徐中舒先生考证认为它有可能为三国蜀汉时期的谯周所作。此书早已佚亡,在清人严可均所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尚存辑本。

相对《华阳国志》而言,《蜀王本纪》还保留着不少蜀地旧传的“俚俗不经”之谈,其中有关蜀国古史的部分尤其珍贵。

为方便讨论,先抄录如下: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案:《御览》引作“凡四千岁”)。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

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水出,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

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

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

望帝去时,子鹃鸣,故蜀人悲子鹃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

按照徐中舒先生的考证,《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汉末刘焉为益州牧时,宾客中人来敏撰有《本蜀论》,《水经注》曾经引用过其中两条,其成书当在《蜀本纪》之前。

来敏《本蜀论》中,便已经记载了望帝的传说,较之《蜀王本纪》更显古朴:荆人鼈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

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

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

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

帝使令凿通巫峡通水,蜀得陆处。

望帝自以德不如,遂以国禅,号曰开明。

将上述这两段史料加以比较,《蜀王本纪》的作者显然已经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鼈令(即鳖灵)治水的地点已经从“巫山峡”改到了“郫”的“玉山”;新增了望帝与鳖灵之妻私通的“言情故事”;还新增了被唐人李商隐诗中称为“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望帝化鹃”传说;提出望帝在位时间“积百余岁”等等,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古蜀传承体系随着时代不断演变的脉络。

到了晋人常璩撰著《华阳国志》时,对于上文中这些不符合儒家正统思想,也极不“雅驯”的文字内容再作了修改删定,对此顾颉刚先生在其《〈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一文中,曾列出两书所载二十余事加以对比,对常氏因其时“文籍大备,理智日高,其鄙视俚俗不经之谈而悉欲去之”的增改作了详细的考证,对其增改的缘由也有充分的说明。

综上可知,从《本蜀论》到《蜀王本纪》再到《华阳国志》,古蜀文明这一独特的传承体系虽然不断地增减变化,但其中最为古朴也最为核心的部分却仍然得以保留:第一,它提出了一个与中原文化体系有所不同的“帝王世系”,即古蜀先后经历了蚕丛、柏濩(即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

第二,古蜀的历史按照《华阳国志》记载,上起于“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远古时代,下止于公元前316年(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灭亡巴蜀,“凡王蜀十二世”,“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

对于“三万四千岁”这一如此漫长的世系年代,前辈学者多持怀疑态度,对此也有不同解释。

蒙文通先生特别提出应注意“《御览》引作凡四千岁”的记载,认为三千岁、四千岁之说在古书中“原多互误”,从蜀国开国并历夏、商、周三代来看,有三千岁的历史也“并非无稽”。

第三,古蜀国的帝王世系并非自为一系、连续不断,而是有着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组成部分。

将古蜀这些看似充满神话色彩的“帝王世系”进一步加以剖析,可以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很可能正是古代四川地区远古文明一些真实的面貌。

如果我们将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文献中的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

后世传说的蚕丛事迹,多与四川西北今岷江上游有关。

在《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王本纪》中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以往的研究者也曾将战国至汉代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石棺葬”与之相比较,认为这大概是汉晋时人不识,遂将此种石棺附会为蚕丛后代“纵目人”之冢;或以为所谓“纵目”,是古蜀人面部有“纵目”形象之故。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之后,也有学者将青铜神兽面具上向外凸起的眼睛以及大量眼形青铜器比之为“纵目”,认为这是形象地反映了蜀人先王“纵目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