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文/曹兵武

摘要：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综合了当时中原及周边地区诸多先进文化因素，并缔造了一种全新的中心与周边的新型聚落结构关系模式，从二里头文化与其前后及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看，一个凌驾于各区域性文化传统之上的华夏正统和文化大统由此出现并被后续的商周文化所传承、光大。因此，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模式应暗示着冲破原来各地旧有的血缘性区域文化传统的国家社会的诞生，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格局由此从多元走向一体，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大势也从此开启。

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省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崛起并兴盛于传统中原的腹心地带；二是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化；三是二里头遗址本身也是郑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区仅有的超大型、内涵丰富灿烂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因此，无论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都不影响其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早期华夏文明形成与演进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角色的地位，所以二里头文化也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探源的焦点之一。

目前已发现二里头文化各类遗址超过500余处，集中分布于豫中和豫西的环嵩山周边地带，其鼎盛时期北至晋中，西至陕东和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鄂北，东至豫东，其影响范围则更大。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遗址经过系列高精度碳十四测年和校正，时代大致上被确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

除了时空中的关键位点外，仅从考古学文化面貌角度看，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也的确有诸多非同一般的表现，与之前和同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包括龙山时期各地的文明高地代表性文化和遗址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多重文化要素聚合的文明核心首先，二里头文化是由若干不同文化的要素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文化。

很多前辈学者都从类型学和文化因素角度分析过二里头文化的渊源。

随着考古学发现与认识的深入，多数学者同意就作为当时日常主用和考古学文化最精确标记的陶器组合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和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融合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豫东的造律台及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等因素，经短暂的新砦期快速发展而成。

当然在此前后，山东、安徽乃至西北方向等的陶器文化因素也大量涌入了这一地区。

其实，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确地表现出这种对周邻四面八方文化因素的广泛吸收与整合创新的特点，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学文化往往为一地早期文化的自然嬗变或者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转折性变化。

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选择性地甚至是主动地聚合了周邻包括远方的多个考古学文化的精彩因素，如二里头遗址所见铸铜、玉器与绿松石加工和应用，以及白陶、硬陶、海贝等新鲜因素，其中大都是广泛借鉴并经过改造提升和赋予新的内涵后再加以使用。

在其社会整体性的经济基础和考古学文化的物质形态中，传统中国的五谷六畜，除了马，此时已初步齐备，复合型的农业经济俨然成型，同时已有了高度发达并专业化的制石、铸铜、造玉和制骨等手工业及专门作坊，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容器并作为垄断性礼器的高超技术。

显然，相对于之前多地零星发现的并未在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类小件铜制品，只有二里头文化才可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青铜时代的滥觞。

其次，二里头文化在当时的诸多地域性文化相互作用中表现出了突出的脱颖而出的超越性特点。

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并加以整合提升，不仅超乎原有诸文化或文化类型之上，又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其文化影响。

就纵向时间轴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是其所在地区经过仰韶时期区域一体化的高峰、分化、相对沉寂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范围的统一与重新崛起，并像仰韶文化高峰阶段一样，也对周邻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如果以二里头式牙璋、鸡彝等特色标志性器物和文化因素的分布来衡量，其辐射区范围之大完全不亚于仰韶文化顶峰阶段的庙底沟类型。

不同之处是，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让周邻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显示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如东方的岳石文化、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东南的马桥文化等，包括长江中游地区。

这些周邻文化不但缺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高级产品，而且原来已有的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也显示出粗鄙化趋势。

这显然是这些文化的社会上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受到抑制性影响之后，对意识形态物品的有意放弃所致。

以上两点让二里头文化不同于此前和同时期周邻乃至当时东亚地区早期文化相互作用圈中的其他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也不同于各地散乱的诸文明制高点，如红山、海岱、良渚、石家河乃至石峁和陶寺等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脱颖而出具有鲜明的超越性，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华夏传统或者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标志，许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国》中曾经形象地将此现象概括为文明格局从满天星斗发展到月明星稀。

文化大统的形成与地域协同的防御模式从苏秉琦先生对早期中国诸区系中“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三阶段演进进程来讲，尽管有早有晚，表现上也各有特点，但各地区基本上都经过了区域性文化传统从萌芽落地到发展壮大，次第走到了古国这一阶段。

戴向明先生认为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寺和石峁甚至已经走到了王国阶段。

而二里头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更进一步走到了王朝——万邦来朝的阶段，其他考古学文化或者被二里头文化所整合，或者要面向二里头文化来朝拜正统，同时也要受制于这个正统所代表的一个更大的文化大传统的钳制。

而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在早期中国的相互作用圈中，还上演了接续这个正统乃至争夺这个正统的历史趋势。

比如，商与周都是与二里头文化不同的文化和族群，却共同接续完成了这同一个文化正统，不仅加盟了这个文化大统，而且如同接力棒一样将其发扬光大。

而在考古所见的整个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里边，可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缔造了这个超越各地区早先的族群文化传统的大传统，并让其他区域性文化传统主动或者被动地降格为小传统。

各地的地域性文化传统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可以从考古遗存尤其是技术工艺及其产品中大致窥见，农业和定居的村落产生之后，区域性的文化传统日益发育，内涵不断丰富，互动不断增强，一个一个的考古学文化得以被不断命名，每一个考古学文化实际上都可以视为一个文化乃至族群上的共同体或者一个文化传统的截面。

这传统可以细分为血统、器统、艺统，还有心统(包括后世常被提及的道统、学统、正统)等，它们各有传承，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特定地理单元内基于早期农业的萌兴、缘于血缘关系自然地发生和发展，并与周邻诸文化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形成了相互作用圈。

其中，仰韶文化曾经因为各种机缘，在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中占得先机，率先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以人口外播拓殖占据广大分布范围，为华夏传统的形成奠定了人口和语言基础。

在以农业部落为载体的区域一体化高峰阶段，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普遍发展出以内部分化和大型中心型聚落为特点的簇团式防御和复杂社会，他们大建中心聚落甚至是环壕聚落、带有城墙的聚落，是因为这样的聚落具有相对于普通聚落成倍增长的防御能力，从而在族群冲突或者外来劫掠者面前可以更好地保护族群的安全。

二里头文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地域协同式防御模式，以巩义稍柴、郑州大师姑和东赵、新郑望京楼、孟州禹寺、平顶山蒲城店等多个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次级中心聚落对二里头大邑形成拱卫之势，而二里头自身则仅在行政中枢部位建设宫城进行有限的防御。

二里头和这些次级中心聚落的所在，构成文化的中心区，而超出这个文化中心区的重要地点，比如交通要道或关键的资源地，则运用防御性极强的中心聚落将其置诸管辖之下，如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

这一全新的空间防御与管理模式基本上被二里岗文化全盘继承并扩展。

考古发现表明，郑州大师姑、荥阳西史村、新郑望京楼、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遗址纷纷在二里头文化消亡之后都在二里岗阶段进行了改建或重建，继续扮演区域性中心聚落，和郑州商城形成共荣关系。

二里头自身也在延续的同时渐渐被近旁的另一个二里岗文化的大邑偃师商城所镇压、取代。

显然，这些现象可以视为是国家形态或者国统的形成及其交替的考古表现。

以国家政统为核心的文化正统一个超越诸区域性文化传统并被不同族群共同认同并争夺的文化正统的形成，显然需要一次大的突破和超越，尤其是对血缘组织关系的突破和超越，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广泛认可。

这一点根据古今中外诸多案例来分析，只有国家这一组织形态可以做到。

二里头文化这种能够整合诸传统包括以考古学文化为表征的超乎各区域传统之上又包含它们的更大的文化传统，应以政统或者国祚视之或勉强近之。

当然，区域传统演进过程中自然也伴随有社会分化、统治与被统治的阶层之分，以及相应意识形态的诠释系统，但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则大不相同，后者需要不同族群、阶级和各类文化因素的系统套嵌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