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不是颛顼和鲧禹创造的文化
文/王景莲关于颛顼遗都帝丘为四川某地，历史文献和今人研究都没有明确提出，但很多学者在研究颛顼时把其出生地、活动地域、葬地限制在四川地区，则隐约地告诉我们颛顼遗都帝丘也一定在四川某地。有学者认为颛顼出生于四川西北部的雅砻江流域，或安宁河谷，或
文/王景莲关于颛顼遗都帝丘为四川某地，历史文献和今人研究都没有明确提出，但很多学者在研究颛顼时把其出生地、活动地域、葬地限制在四川地区，则隐约地告诉我们颛顼遗都帝丘也一定在四川某地。有学者认为颛顼出生于四川西北部的雅砻江流域，或安宁河谷，或北部的岷江流域，然后举族迁徙至成都平原，并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巴蜀文化，而颛顼就是传说中的蜀王鱼凫，直到颛顼的后代鲧、禹才迁徙至中原地区。上述说法的出现，基于以下几点：第一，文献资料记载颛顼生于若水。
《帝王世纪》云：“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
母曰景仆，蜀山氏之女……生颛顼于若水。
”《山海经·海内经》《大戴礼记·帝系》《吕氏春秋·古乐篇》《宋书·符瑞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很多学者认为若水就是四川地区的雅砻江。
第二，文献记载鲧、禹出自颛顼，而大禹兴于西羌。
《史记·夏本纪》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新语·术事》云：“大禹出于西羌。
”由此可知，颛顼必活动于我国西部地区。
第三，考古资料的证据。
史前及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先后分布有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而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其早期与颛顼所处年代一致。
宝墩文化来源于岷江上游的营盘山文化，又与文献记载颛顼、鲧、禹出自岷江上游吻合。
宝墩文化内涵丰富，发现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城等古城址，尤其是新津宝墩面积达276万平方米，是一座4000多年前的王者之都，表明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典型的酋邦组织，它是文明的前夜，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到来，这又与颛顼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大抵相同。
这些依据看似充分，但仔细推敲，仍有很大不足。
首先，有学者指出“若水”并非四川雅砻江，而是河南汝水。
此说可信，因为从很多文献记载来看，颛顼早年曾与少昊氏关系密切，而有学者甚至直接认为颛顼就是东夷人，少昊氏的后代。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
”如果若水是雅砻江，那么颛顼早年必然不可能与少昊氏发生联系，而如果是河南汝水，则就能够解释得通了，因为河南与山东相邻，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二者之间就存在文化交流了。
另外，《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由此可见，若水与空桑两地必相距不远。
空桑即穷桑，相当于今山东曲阜。
若水若为雅砻江，则距山东曲阜也太远了。
看来，颛顼并不是诞生于四川雅砻江流域，而是河南汝水流域，然后才向北迁徙至河南濮阳、山东一带。
其次，鲧、禹出自颛顼无可厚非，但大禹生于西羌则属误论。
诚然，历史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大禹生于西羌的记载，但也有很多关于其生于河南、山西、安徽、江西、浙江的记载。
这些记载本身就相互矛盾，而又怎么能相信其中一种，而舍弃其余呢？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弄清为什么会产生诸多说法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反映，而二里头文化就是大禹后人创造的文化。
目前，在有文献记载大禹诞生地或“禹迹”的地区都发现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显然，大禹不可能诞生于多地，其活动地域也不会广至大江南北，但其后代却对外进行了猛烈的扩张，把其治水的丰功伟绩传播了出去。
再加之，夏亡之后，夏人向我国四面八方逃亡，在与当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夏人一直保留着对大禹的崇拜和祭祀。
如是，久而久之，大禹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主，大禹诞生地或“禹迹”就在全国各地广为存在了。
但大禹的出生地只能有一个，那么会在哪里呢？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中晚期文化在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
我国边远地区考古学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多属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这就说明二里头文化不可能直接来源于边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要之，早期夏文化和先夏文化也不可能在边远地区。
那么，大禹出生于西羌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从文化因素角度分析，二里头文化来源于新砦期文化，而新砦期文化大部分因素来源于后岗二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