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南为中原土著

五千年前的华夏大地，具体有哪些人，我们不太清楚。按照传统的说法，至少存在三种人，即华夏人、东夷人和南蛮人。他们分布于中原大地的周围。至于更远处，当然有很多，只是在历史进程中，参与度不大，因此大多不为人所知。

然而，真相可能并非如此。例如早期的东北人，他们对华夏历史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

一些学者认为，东北的西辽河地区是一个农业中心和人种扩散中心，诞生了后来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事实上，西辽河一带和中原地区的区别并不大。早在6500年前，冀中南的中原人就去了西辽河。更早之前的兴隆洼和赵宝沟人，其实和冀西北及燕山南北，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基因上来说，距今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曾被检测出1个C*、4个N1*和1个O2，与当时的中原人没有区别。例如距今5300年前的关中的杨官寨遗址，曾被检测出5个C、13个N、23个O和5个Q。对比牛河梁遗址和杨官寨遗址的基因情况，可以发现，至少5300年来，从东北的西辽河到关中地区，人种是没有区别的。

然而，东北地区不只有西辽河人群，在其东边的千里之外，生活着一群通古斯人。也就是说，通古斯人并非源自西辽河，而是独立存在的。他们是殷商王族的源头吗？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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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孔子是殷商王族的后裔，所以，知道了孔子的单倍群就等于知道殷商王族的。

2016年2月，《人类学学报》发表侯伟光等人的文章《曲阜地区孔姓群人群17个Y-STR基因做遗传多样性分析》，称C3和Q1a1最有可能是孔子后裔的单倍群类型。

C3是旧称，现在叫C2，南支叫C2c，北支叫C2b。曲阜孔氏比例最高的是C2c-F1319(C2南下游)，其次是Q1a1。

据了解，所测C系孔氏共祖1100年，所测Q系孔氏共祖700年。

据此，我们能说他们都不是孔子的后裔吗？当然不行，因为样本太少。我们能做的是，从C2c和Q1a1中辨别谁是真正的孔子后裔。

据了解，C系的C-MF1920（C2-M217-F1067即C2南的下游）占曲阜人口的6%，同时这个支系还存在于浙江衢州孔氏，即“南宗”。

而Q系的分支Q-MF30796（Q1a1-M120的下游），也占曲阜人口的6%，同时在迁至台湾的孔姓中检测出。

考虑到，1129年，金国入侵大宋，孔子第48代嫡长孙孔端友和族人从曲阜迁到浙江衢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C系是孔子的真正后裔。至于Q系，大概是鸠占鹊巢了。

而且，检测机构通过海量DNA检测，发现C-MF1920的上游在商周时期有多次爆发，在2900年前有强力的爆发，这正好对应周朝时期的宋国。

综上，可以认为，孔子和殷商王族的单倍群为C2c，即C2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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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C，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成吉思汗或者努尔哈赤，实际上，他们是C2b，即C2北。

C2南和C2北的关系非常遥远，也许两三万年前就分开了。

先来看一组数据：

C2南在中国男性中占比7.87%，其中汉族占比92.90%，满族占比1.70%，蒙古族占比1.15%。

C2北在中国男性中占比1.21%，其中汉族占比63.44%，满族占比12.39%，蒙古族占比11.59%。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C2南在全国男性中占比很高，而且几乎都是汉族。可以说，C2南是纯正的汉族了。

而C2北即便在元朝和清朝有过两次爆发，其在全国男性中的占比仍然很低。其中汉族占比只有六成，这比较容易理解，毕竟C2b来自东北。

问题来了，为何C2南在全国男性中占比很高？

答案很简单，C2南原本就是中原和北方土著：

8000多年前的山东后李文化中有他，5300年前的杨官寨遗址中有他，5000年前的牛河梁遗址中有他，4200年前的石峁文化神圪垯墚遗址中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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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作为C2南的殷商王族就有可能来自中原的任何地方。也就是说，关于殷商来源的西方说、东方说、晋南说、北方说和东北说，都有可能。

这个时候，再用基因探源，就显得没必要了，除非有大量的样本。然而，现在连一个王族的样本都没有。所以还是忘记基因探源吧。

那么，人骨探源呢？

吉林大学原海兵在博士论文《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中，将殷墟中小墓分为两组，其中B组多为小型墓葬，可能为平民，人种为古中原类型；③组为中型墓葬，可能为有一定地位的贵族，人种接近古东北类型。

王明辉在《商族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中称，殷商的上层、甚或本身可能与王族成员有关的人群，他们的体质形态更多的呈现出北亚蒙古人种为主、混有东亚蒙古人种因素的特征，这与西辽河流域和东北的西部地区的古代人群有关。

坦白说，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让人信服。

因为，人骨是变化的。以爱新觉罗家族为例，观其照片，早期的帝王都是高颅宽面，这是典型的古东北类型，而晚期帝王（道光之后的帝王）都是高颅窄面，属于典型的古华北类型。

皇太极像

道光像

从商契到殷墟，大概有六百多年历史，殷商王族一直在中原活动，其头骨大概早就改变了吧。

所以，即便殷墟中型墓葬的贵族为近古东北类型，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他们是晚近时代来自东北的姻亲。

至此，仍不能判断殷商王族来自哪里，一切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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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上，郑州二里岗下层文化为早商文化。其来源有二：一是下七垣文化，一是岳石文化。

邹衡、李伯谦等人认为，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张光直等人则认为，岳石文化为先商文化。

然而，不管是下七垣文化还是岳石文化，他们的年代长度大致相当，最早者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大致相应于中晚期商先公时期，不能涵盖全部先商文化。

因此，相当于商契到冥时代的早期先商文化，只能从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寻找。符合这一条件的文化有四支：

晋中南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豫东鲁西的王油坊类型和山东龙山文化。

主流观点认为，早商文化主要来自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而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在其早期，主要来自后岗二期文化涧沟类型。

所以，可以认为，早期先商文化，为后冈二期文化涧沟类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马明和梁中合认为，分布在海河平原南部的石家庄平山县张家庙H3类遗存的后裔在晋中杏花文化、冀西北老虎山文化及豫东王油坊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涧沟、台口村为代表的后冈二期文化涧沟类型。此时的涧沟类型刚刚形成，周围地区的文化特征较浓厚，但已产生体现自身特色的器物。其分布范围有限，可能仅局限于邯郸地区。

龙山时代中期，后冈二期文化涧沟类型进入繁荣期，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向西扩张至武安地区，向北扩张至邢台地区。涧沟类型继续向北渗透至海河平原北部南区的沧州、保定地区，与当地的土著文化、周边地区文化相结合，文化内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形成新的文化类型——哑叭庄类型。

龙山时代晚期后冈二期文化涧沟类型继续发展，周围文化的影响也变得强烈，其中尤以山东龙山文化为甚。同时，该类型的文化因素持续向其它地区输出。

此时，海河平原北部南区的哑叭庄类型此时进入繁荣期，其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在海河平原北部北区，南方的哑叭庄类型、后冈二期文化涧沟类型、西方的游邀文化、东南方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相继来到这里，不断的融合、交流，最终形成了镇江营类型。

在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中，尤以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最深，如唐山大城山T8②层出土的大多数陶器属山东龙山文化。这一阶段海河平原文化区的文化类型有一种向北发展的态势，其结果是促成了燕山以南地区镇江营类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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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龙山时代，基本上是一个扩张的时代，从中原到周边扩张。

在河北地区，山东龙山文化、豫东王油坊文化、冀南二里岗文化涧沟类型等不断的向北发展，最终到达燕山南麓一带。从而在河北大地形成一系列的区域文化，他们分别为：

冀南的二里岗文化涧沟类型、冀中的哑叭庄类型、海河平原北部北区的镇江营类型、冀西北的游邀类型。

根据史料，商契生活于龙山时代末期，而其生活的地域没有超脱涧沟类型的范围。

所以，就龙山时代而言，殷商王族必然来自中原一带，而不可能来自东北。

至于龙山时代之前，如前所述，与涧沟类型形成有关的文化中，只有老虎山文化与东北关系最大。那么，殷商王族会是老虎山文化人群的后裔吗？不得而知。

老虎山文化的来源很明确，即在本地庙子沟类型、阿善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晋中地区的文化因素后形成的。至于其去处，目前还不太清楚。有可能因为晋中杏花文化的扩张而到达河北。

如果殷商王族来自东北，其过程大概就是，从东北到庙子沟，再到河北，再到中原。但我们无法证明之。

所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不能说殷商王族来自东北。

有人说，殷商王族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然而其起始年代是4000年前，与商契同时代，所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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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小结。

殷商王族的单倍群C2南，很早之前就出现在中原大地，属于中原土著。

殷商王族的先商文化依次为后岗二期文化涧沟类型和下七垣文化，其地域要么处于中原，要么处于中原周边，与东北相距较远。

考虑到龙山文化扩张于中原，可以认为，处于龙山时代末期的殷商王族大概率来自中原一带。他们的先祖（山东龙山人群和王油坊类型人群）从中原一路向北扩张，有些人停留在冀南，有些人到达燕南，也许有些人去了东北。

当然不排除东北的人在仰韶末期来到内蒙古中南部，并在龙山时代到达河北。就此而言，殷商王族来自中原和东北都有可能。毕竟从西辽河到关中，C2南都有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