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唐氏西迁犹如巨星照亮相对黑暗的中原大地
文/韩建业摘要：公元前2600年左右，临汾盆地陶寺类型中大量东方文化因素的出现和当地庙底沟二期类型文化传统的衰弱，缘于陶唐氏的西迁和对西夏的征服。公元前2200年左右，陶寺晚期类型中大量北方文化因素的出现和东方文化因素的随之消逝，又是后稷所
文/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是关涉陶唐氏与夏、周先人兴衰荣辱和相互关系的重大事件。对其作考古学观察，当为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溯中国上古史实的关键步骤。“唐伐西夏”最早见于《逸周书·史记解》：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
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博物志·杂说上》有类似的说法：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唐伐之，西夏云(亡)。
此夏前唐后的顺序，也正与《左传·昭公元年》中的记载一致。
这里提到的“西夏”和“唐氏”，即通常文献中所见的夏和陶唐二族，对其居地历来有不同说法。
关于夏的主要居地，笼统来说不出晋南和豫西，实际上当为起于晋南而迁至豫境。
晋南才是夏人真正的老家，故其地有“夏墟”之称。
陶唐居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有山东、河北、山西诸说。
山西说因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而备受重视，但其本身又早有晋南临汾“平阳”说和晋中太原“晋阳”说的分歧。
独皇甫谧主张从晋阳徙平阳，倒也许离事实最近。
山东、河北说虽明确出现于汉代，但也不容忽视。
应劭认为唐县和平阳均为尧之居地，或许有着更早的出处，因此存在陶唐氏由河北迁山西的可能。
再联系尧为喾子，以及高辛氏居东方的说法，则陶唐氏的始居地就可能确在东方。
这样从山东附近伊始，经河北、晋中，终抵晋南，就构成陶唐氏由东往西的一条可能之路。
陶唐氏的西进与南下，理当存在一个与当地居民冲突和融合的问题，尤其当最终要占领夏人根据地晋南的时候，大概双方经过了一场较为惨烈的战争。
这也许就是“唐伐西夏”的来由。
结合考古学文化来看，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总体上属夏文化无疑，具体当属少康中兴之后的晚期夏文化；此前的为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为早期夏文化。
由此前溯，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及其前身谷水河类型就属于先夏文化的范畴。
又因为谷水河类型主要是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故庙底沟二期类型应当是更早的先夏文化，亦即以“西夏”为主体的遗存。
庙底沟二期类型的中心分布地域，是晋南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和黄河沿岸地区。
庙底沟二期类型流行横篮纹，可明确分为3期：第1期以芮城西王村上层、夏县东下冯遗存和襄汾陶寺H356为代表，有喇叭口尖底瓶、筒形罐、平底盆、钵、碗、敛口豆等基本器类，以及少量背壶。
第2期以垣曲古城东关H251和侯马东呈王遗存为代表，尖底瓶变为高领罐，见釜灶，新出典型器盆形鼎和斝，以及少量双腹豆、折腹杯和觚形杯。
这两期分布于晋南全境，且对关中影响较大。
第3期以垣曲古城东关H1和H188为代表，斝三足外移，器体变矮，新出凿形足罐形鼎，以及双耳折肩壶和薄胎红陶杯；主要分布在偏南的运城盆地和黄河沿岸，而在临汾盆地却被以陶寺M3002为代表的遗存代替。
也正在此时，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南向移动形成谷水河类型。
至龙山时代前期，在运城盆地和黄河沿岸演变为以垣曲古城东关H9H145和垣曲龙王崖H106为代表的遗存，器表多拍印斜篮纹，斝大口，三足外移至器腹，红陶杯胎变厚，另有罐形鼎、侈口罐、高领罐、釜灶、斜腹盆、盆形擂钵等器类。
在临汾盆地则发展成以陶寺M3015为代表的遗存。
同时，豫西进入王湾三期文化前期。
陶寺M3002和M3015为代表的遗存一般被归为陶寺类型早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公元前2200年。
它的文化因素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斝、筒形罐、釜灶、扁壶等主要日常陶器种类为继承当地庙底沟二期类型第2期而来，而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大口缸、陶鼓、鼍鼓、钺、厨刀、琮等器类以及陶、木器上的彩绘，大小墓的严重分化等多表现“礼制”相关的因素，和庙底沟二期类型第2期风格迥异，而与以大汶口文化晚期以至于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当吻合。
这就清楚地表明，陶寺类型的形成是东方文化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
同时，社会的上层人物应以东方“殖民者”为主，他们力图维护原有文化传统和等级制度。
既然庙底沟二期类型是“西夏”人的文化，那么其在临汾盆地被陶寺类型早期的代替，反映的不正是自东而来的陶唐氏对夏人的征服吗？战争的结果可能是夏人主体被赶出临汾，并被迫移居豫西，而部分人留在原地受侵略者统治。
或许这就是西周武装殖民制度的滥觞吧！此一推论也正与一般所说陶寺类型早期属陶唐氏遗存的观点相符。
但远来乍到的陶唐氏也仅仅实现了对临汾盆地的控制，尽管其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周围文化。
它向更南地区的扩展受到了夏人最严厉的抵制，这也就是运城盆地及黄河沿岸地区同时期文化基本不见陶寺类型中那类东方因素的原因。
此外，相当于庙底沟二期类型第3期时，晋中地区以太谷白燕二期为代表的遗存中，也突然出现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等东方因素，恰与陶寺类型最早期的情况相似。
这与陶唐氏通过晋中抵达晋南的说法吻合。
遗憾的是河北中部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情况尚不清楚，故难以将陶唐氏迁移路线从考古学上完全复原。
“稷放丹朱”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路史·后记十一》作“稷避丹朱”，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