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红山文化未到古国阶段

文/成璟瑭 李松海发源于长白山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是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界河，两个地区一衣带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比较活跃的文化互动与人群往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鸭绿江以南、朝鲜半岛北部的清川江流域一度也是平底筒形罐的分布区域，也流行压印之字纹。青铜时代以后，以短茎式铜剑为代表的青铜器文化也曾广泛流行于朝鲜半岛全域以及日本列岛部分地区。

正是由于两地区从古至今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东北地区古代的历史与文化，也是朝鲜、韩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

尤其是韩国，随着1992年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资料交流、人员往来基础上的学术互动日渐增多，韩国学术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关注与研究持续升温。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就是韩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近年来随着辽宁省博物馆常设陈列“辽河文明展”的开放以及中国一些新考古资料的刊布，韩国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简史中韩建交之前，韩国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材料接触渠道有限，崔茂藏、金元龙、任孝宰、韩永熙、安承模、申淑静等，都在研究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时，零星地提及与介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任孝宰第一次通过比较研究，系统提到了包括辽西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虽然同时期，韩国学者李亨求就以《渤海沿岸古代文化之研究》获得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文中也大量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但这篇论文在体系结构、主要论点、学术规范等多方面遭到批评，学术价值有限。

真正第一次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单独介绍与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韩建交后，金教年在成均馆大学获得的硕士论文。

该文将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在后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提到了红山后、虎头沟（应为胡头沟）、牛河梁、东山嘴、城子山、敖包山、西水泉、三道湾子等遗址，并对其生业经济、住居体系、墓葬体系、祭祀设施、出土遗物等，做了全方位的详细考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晚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十来年，随着中国考古学资料逐步介绍到韩国，韩国学者也有了到中国实地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更多的交流机会，包括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内的中国东北考古一度成为韩国上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个阶段有关红山文化等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除了对相关材料整体的介绍与分析研究之外，多了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与跨越时空的比较研究。

比如，金英熙专门探讨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其中也包括红山文化时期的之字纹陶器。

卜箕大针对中国学者孙守道对红山文化玉猪龙的研究，提出这种玉器并不是龙的形象，整体形如胎儿，并很有可能是猪或者鳗鱼类动物形象的主张。

同时，卜箕大比较了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包括石城、三足器、玉器等相关遗迹、遗物中有不少文化因素是继承红山文化的，甚至中国中原地区的饕餮纹起源于红山文化。

宋银淑在研究朝鲜半岛南海岸的新石器时代之字纹陶器时指出，朝鲜半岛的之字纹陶器多为尖底壶罐类陶器，且多为纵向之字纹，中国东北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多为平底筒形罐类陶器，且多为横向之字纹，二者存在较大的区别。

林尚泽冷静地考察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他以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虽然包括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主要流行之字纹陶器，与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的（横向、纵向）鱼骨纹（即之字纹）还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压印、刻划等施纹方法以及器表纹饰布局等方面还是具有较大相似性的。

洪恩卿以之字纹陶器为对象进行了综合研究，她指出在中国东北地区，之字纹陶器首先出现在辽西地区，然后向周边地区扩散，而在整个之字纹陶器的衰退过程中，辽西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又是最后衰退的，体现了这一文化传统的原生性与持久性。

以上可以看出，前两个阶段韩国学术界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主要还是将其置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做的基础性研究，介绍性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则刚刚开始。

近来动向自2006年辽宁省博物馆“辽河文明展”开展以及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的魏家窝铺遗址、柳树林遗址，通辽市的哈民忙哈遗址与辽宁省朝阳市的田家沟遗址、半拉山遗址、马鞍桥遗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与资料刊布，韩国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红山文化为研究对象，针对红山文化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这期间，相关学术会议与论文发表都较前两个阶段有所增加，我们将与此有关的研究，归结为近年来的新动向，综合整理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某种意义上，两个阶段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有重合，原因是学者们的研究倾向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赵法重、金正烈、裴炫俊以及中国学者梁大彦都曾在韩国撰文，讨论与“红山文明”有关的问题。

梁大彦认真梳理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及阶段特征，他认为将红山文化视作中华文明一部分的背景是多元一体理论在历史考古学界的反映，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因为强调文化的共性，也存在忽视土著文化特征的实际问题。

赵法重认为辽河文明论的核心是红山文化时期，通过彩陶将东北地区已有的细石器、之字纹等土著文化要素一起纳入中原地区彩陶文化的范畴内，并通过彩陶文化、玉文化等说明辽河文明等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并指出这是一种通过现代的视角观察古代材料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出发点还是最终结论都值得商榷。

金正烈两次撰文论及红山文化及红山文明。

他首先质疑红山文化的分期，认为目前的各种分期方案还相对较粗，跨度500年的时间还应该进一步细化，目前的各分期方案更无法对与之有关的时间、空间文化变动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就最后一期可能与文明的起源有一定的关系；空间分布的研究中，红山文化分布区与红山文化影响区之间概念区分模糊，红山文化实际分布范围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他还认为从石器、陶器的制作来看，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手工业集团，仅仅玉器加工的手工业集团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同时，聚落面积决定聚落规模，决定人口数量，目前揭示的红山文化遗存物质特征还不具有国家的特征，聚落与墓葬的阶层化均表现为初步水平，缺乏法律法规等国家社会规则的证据，称其为“古国”有点言过其实。

即使到了牛河梁阶段的红山文化，也只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宗教社会秩序形态，更接近于“酋邦”的性质。

在随后的另一篇文章中，金正烈也表达了基本一致的学术主张。

他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也有可能是熊的形象，而无论是猪还是熊，或者想象的动物龙，都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论证体系给出的主观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韩国学者重视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熊，是因为熊与其民族传说有关系，再加上古朝鲜的墓制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可能有继承关系，因此，红山文化也就逐渐成为韩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

现在所谓的红山文化阶段，考古学资料反映出红山文化大部分阶段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国家文明，虽然不否认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可能存在管理机构或官僚阶层，但其社会组织或社会形态，依然没有脱离酋邦的范畴。

玉猪龙裴炫俊主要考察了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并从中国考古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红山文化的研究历程。

他参考了朱延平的意见，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纹饰，大部分可以在辽西地区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中找到渊源，但红山文化确实受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是文化传播的中介。

不过红山文化虽然受到彩陶文化影响，其整体社会还是当地发展起来的以坛、庙、塚为代表的宗教社会。

他还认为红山文化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研究课题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关键指导理论的转型期，即中原中心论开始解体，满天星斗说逐渐成为主流。

有关红山文化其他内容的具体研究，金材伦、吴大洋、李清圭、姜仁旭、洪志赫等学者围绕积石塚、玉器、编年、祭祀以及研究史等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其中，金材伦的研究涉猎最广，也最为深入。

吴大洋将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分为无积石型的土圹墓和积石墓以及众多积石墓组成的积石墓群三大类，并进一步指出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和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时代早期的积石塚不存在关联性。

元重皓也对红山文化积石塚做了深入研究，他着重探讨了积石塚的建造目的。

他认为红山文化积石塚的筑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