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伐鬼方：西周早期的一次重大战役
文/杜勇周康王继位后，西周王朝开始把经略四方的重点转向南土。但对北方部族的来犯，亦必兴师征伐，以保障南土经营战略的实施。康王二十五年，鬼方作乱，遂命南宫盂率师讨伐，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此事文献失载，唯见于小盂鼎铭文。小盂鼎于清道光初
文/杜勇周康王继位后，西周王朝开始把经略四方的重点转向南土。但对北方部族的来犯，亦必兴师征伐，以保障南土经营战略的实施。康王二十五年，鬼方作乱，遂命南宫盂率师讨伐，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
此事文献失载，唯见于小盂鼎铭文。
小盂鼎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今已失传，仅存铭文拓片。
器铭所载为康王命盂伐鬼方、告功返京、献俘庆赏等内容。
此役杀掠数量之大，为西周所仅见。
其间有何奥秘，值得仔细探讨。
大体活动于晋西北与陕东北鬼方是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甲骨卜辞已可见及。
“鬼”字从人象鬼头，与《说文》相合。
西周金文其字形略异，小盂鼎铭和梁伯戈铭增加形符，似带“击”义，然不碍其为一字，或表明鬼方具有重武好战的族群特性。
由于鬼方卜辞较少，而武丁屡伐（上工下口）方，董作宾等以为（上工下口）方即鬼方，不被认同。
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读鬼方为“畏方”，以其音变而为昆夷、薰育、猃狁，视为一族之称，亦非确当。
后经学者深入研究，鬼方在甲骨金文中应为独立的族群名称，今已渐成共识。
对于鬼族的考索，王国维有开创性贡献。
他把鬼方与昆夷、猃狁视为一族，又说鬼方为“游牧之族，非有定居”，其活动范围自宗周之西（汧陇之间）而包其东北，这都是不可取的。
但他由梁伯戈铭以证“鬼方蛮”在梁伯国（今陕西韩城）之北，又以《国语·郑语》所言“隗”国为晋之西北诸族，却对我们探寻鬼方的活动地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文献上看，《诗·小雅·荡》“覃及鬼方”，毛传：“鬼方，远方也。
”是汉儒不以鬼方为部族名，更不知其居邑何在。
东晋干宝注《易》始言“鬼方，北方国也”。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九侯）一作鬼侯。
”《正义》引《括地志》云：“滏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
”不管是邺县（今河北临漳）还是滏阳（今河北磁县），均距河南安阳不远。
此与古本《竹书纪年》称殷末“西落鬼戎”的方位不合，应是后起的讹传。
王玉哲《鬼方考》对鬼方地域详加考订，以为在山西南境，与事实相近。
晋南侯马、曲沃一带，周初属于晋国政治疆域，鬼方当在其北。
从考古发现看，在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山地，以石楼—绥德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不同于商系文化系统的旌介类型，而是与商文化并行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其所代表的族体基本上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
此支文化在年代和地域上与李家崖文化基本相合，后被归入李家崖文化的范畴。
李家崖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1983年在陕西省清涧县李家崖村发现的一座商周古城址，发掘者定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年代上限为殷墟一期，下限为西周早期。
李家崖城址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特别是出土的三足瓮口沿上刻有“鬼”字陶文，与甲骨文从鬼从人（正面）的鬼字大体一致，说明居住在这里的族群当是自称为“鬼”的鬼方主体。
学者据以判定李家崖文化是与鬼方先民有关的文化遗存，是可信从。
由此推测，鬼方大体活动在晋西北与陕东北黄河两岸的高原地带。
鬼方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有的部落可能以游牧为主，但李家崖古城的人群应已定居，至少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清涧李家崖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城内面积近7万平方米。
城内发现房屋、窖穴，也有青铜、石、骨、玉等生产工具，还有“稷”一类谷物，以及家畜、野生动物骨骸的出土。
这表明此地先民从事农、牧、猎多种生产活动，并非单纯以游牧、狩猎为生。
在古城的东部，有一座规模较大、布局严整的院落式建筑，四周筑有夯土围墙。
院内房子分布井然有序、别具一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它的整体布局与古书记载的宗庙、宫室有相同之处，应是城内事神和行政场所。
这说明李家崖古城可能是当时鬼方各部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心。
对鬼方实施军事打击殷墟卜辞称“鬼方昜”，意即鬼方受到武丁征伐，飞扬而去。
《周易·既济》爻辞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或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