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字
编者按：标题为编者所起，作者虽无如此表达，但本文所表达的意思大抵如此。满天星斗者谓新石器时代到处都有文字产生，月明星稀者谓新石器时代后期只有汉字发展壮大，其它都慢慢消失了。文/周晓陆以田野考古学的眼光，去寻找古文字的实物资料，是必须的，甚至
编者按：标题为编者所起，作者虽无如此表达，但本文所表达的意思大抵如此。满天星斗者谓新石器时代到处都有文字产生，月明星稀者谓新石器时代后期只有汉字发展壮大，其它都慢慢消失了。文/周晓陆以田野考古学的眼光，去寻找古文字的实物资料，是必须的，甚至在目前是唯一的手段，这是必须遵行的。
哪怕是可以向前推进的“虚构”的理论性探索，也必须从田野考古学收获的实际向前再进发。
1949年以后，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安东郊浐河畔的半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就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图9）。
这个时候，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文字学家都非常激动。
唐兰认为找到了汉字的源头，郭沫若当时就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新看法，认为这些就是汉字的起源，它们像黄河上游的星宿海一样，星星点点发展起来，终于像黄河一样越流越汹涌澎湃。
这些关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文字”的论断，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许多研究者都说这不是文字，只是符号，因为看不出它们中有实词，它们组不成句式，它们没有读音，它们可能只是制陶符号，或许有计数意义，或许什么意义都没有，看不出它们与汉字有什么关系，将它们和汉字比较是危险的。
这便导致现在的许多文字学家都不敢肯定新石器时代的符号是文字。
图9 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摹本与许多研究者的意见不同，笔者肯定地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陶文、龟甲刻文、绘制文（一部分）是文字。
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学发现之中，目前至少有以下一些遗址的考古发现值得重视：最早的为距今约九千年，见于浙江桥头遗址陶器（图10）上所绘的文字；稍后的是距今约八千年，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所刻文字；距今七千年到距今五千年左右，安徽蚌埠双墩遗址陶文（图11），江苏南通海安青墩遗址鹿角刻文（图12），山东、安徽数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和甘肃、青海数个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绘制和刻划的文字，还有山东数个龙山文化遗址陶器刻划文字，上海市及浙江、江苏的崧泽-良渚文化系统的多个遗址陶器刻划文字，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文字，等等。
其中最晚的距今四五千年，就时代而言，它们已经站在夏商文明门口的台阶之前了。
下面举一些例子来加以介绍。
图10 浙江桥头遗址陶器图11 安徽双墩遗址陶文图12 青墩遗址鹿角刻文摹本距今约九千年的属于上山文化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位于金衢盆地的义乌江北岸的城西街道桥头村，遗址在东南地区，时代偏早，早于人们所熟知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
目前发掘的面积达2 400平方米，在富有特色的碗、盆、瓶、罐、壶等红衣陶器上，出现了绘出的类似后来卦象的白色段线组合，结合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梳上的镂空刻纹，还有江苏海安青墩出土的麋鹿角上的成组刻纹，应当认为这组段线组合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贾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据碳十四释光测年显示距今9 000—7 500年，属于裴李岗文化，早于仰韶文化。
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8次发掘，共发现重要遗迹数以千计，出土文物5 500余件且发现大量动植物遗骸。
遗址内发现的契刻符号（图13）共17例，这些契刻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契刻对眼睛的表达，它和商代文字中对眼睛的表达，即“目”字是不大一样的，它是比较具象的“正面眼”。
它在龟甲上出现应当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龟甲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以后，可以确认是一种可以通天、通灵的占卜工具。
而贾湖契刻只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或者中期早段，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曾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唐建认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商甲骨文的历史源头的探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笔者认为它们是文字，但看不出来与汉字有什么关系。
图13 贾湖遗址出土契刻符号距今约7 300年的双墩遗址，发现于安徽蚌埠淮上双墩村境内，属于江淮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双墩文化”。
这里出土了630多件刻划符号陶片（图14），这个数量是惊人的。
符号均刻在陶器的底部，内容除日、月、山川、动植物、房屋等题材，还有狩猎、捕鱼、网鸟、养蚕等生活类题材。
这个遗址的刻划符号群之中，应当已经有了句式的表达，但是依然看不出它们与汉字有什么关系。
图14 双墩文化刻划符号仰韶文化的几大类型也有丰富的刻划文字符号，非常醒目，一般契刻在有黑色环带纹的陶钵的口沿上。
分析来看，这些刻文分烧前刻和烧后刻两种，并以烧前刻为多。
据统计，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共113件，有陶符号22种。
相距不远的临潼姜寨遗址，共发现有此类符号的陶器及残片102件，有陶符号（图15）30种。
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相距四五十公里，存在一定数量的相同的符号，这就肯定是文字无疑。
半坡遗址的刻文在红陶钵的黑彩环上，红陶钵上面有个稍宽的黑彩环，黑彩环上刻字便是非常鲜明的，而这些与汉字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图15 临潼姜寨遗址陶文摹本大汶口文化发现于1959年，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豫东、皖东北、苏北上千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是中国东部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6 500—4 500年。
在距离跨度较大的数个遗址如陵阳河遗址、前寨遗址、大汶口遗址，以及安徽淮北的尉迟寺遗址之中都出现了基本相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应当肯定是文字。
其中有一个大家较熟悉的字，现在甚至可以进行隶定，它表达的就是旭日东升的意思，这个字还有简体和异体（图16）。
继承了大汶口文化的黄河下游的山东丁公遗址龙山文化早期黑陶上的文字（图17），一共11个字，为成句式文字。
它们和汉字的关系，还在讨论之中。
图16 大汶口文化文字图17 丁公龙山文化早期黑陶文字摹本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二省的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用颜料描画的符号（图18），据统计达60余种。
马家窑文化曾被叫作甘肃彩陶文化，或者叫作甘肃仰韶文化，相关出土文物中出现了毛笔绘写的文字（图19）。
毛笔绘写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今甘肃和青海境内，符号有几百个之多，这应当是早期文字了。
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系统，都见到过刻划和彩绘的陶文（图20），它们未必与汉字有什么关系。
图18 马家窑文化陶器颜料描画符号图19 甘肃彩陶文化文字图20 屈家岭文化符号在吉林、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少量此类性质的符号，它们被表现在陶器和部分玉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