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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金杖:古蜀国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

黄金制品在古蜀文化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三星堆金器多属作为权力的象征用于隆仪、祭典的重器,这与北方地区仅以黄金作为装饰品,中原地区以铜为重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如金杖和金面罩,不仅代表了权力和地位,而且具有浓郁的神巫文化色彩。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形

黄金制品在古蜀文化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三星堆金器多属作为权力的象征用于隆仪、祭典的重器,这与北方地区仅以黄金作为装饰品,中原地区以铜为重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如金杖和金面罩,不仅代表了权力和地位,而且具有浓郁的神巫文化色彩。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形式较为接近西亚近东文明,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代蜀人在采借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基础上,再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的。

由此推测,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与古代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之间已存在文化交流。

在古代文献中,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黄金制品的记载阙如。

迄今为止,考古学上也尚未发现此器的实物资料。

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年代大致与夏同时的黄金制品“鼻饮”、金耳环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例。

中国古代盛产黄金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

其中,著名的产金地有三处:一是丽水地区,地域为现在四川省的西部雅砻江与安宁河之间;一是在云南的金宝山、三面山一带(今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流域);另一处是西藏地区。

这三地的黄金在公元前7世纪之前均已被开发出来。

载籍有古蜀多金的记载,古丽水地区在古蜀国的统辖范围内,那么三星堆古蜀国制作金器所用黄金原料的主要来源是否与丽水有关呢?无论如何,三星堆两坑出土黄金制品向人们证实了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有金、银、铜之饶的说法并非向壁虚构。

王者之器——金杖考古材料表明,在我国以河南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所出土的黄金制品大多是经过锤打的不定的单个饰件,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黄金制品不仅数量多,形体大,且多是定型之制,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由此凸显。

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件金杖,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尚见金皮内残留的炭化木渣。

在金杖一端长约46厘米的纹饰图案极为珍贵。

图案共有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观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或谓“穗形物”)。

这图案究竟表现的是何种内容?是古蜀族图腾、族徽的铭记?还是是希冀通过巫术作用而捕鱼成功的渔猎祈祷图?远是描绘胜利者的功绩,或记述某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金杖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标志,即王杖权杖,是王杖的象征?或是大巫师手中的魔杖法杖,是神权的象征?或是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的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首先,关于这幅鱼鸟图的解释。

按照一些学者的理解,金杖上鱼鸟“合一”的图像很可能与鱼凫王朝有关。

古史传说记载,第三代蜀王名叫鱼凫(鱼凫王朝是古蜀盛行鸟崇拜的王朝之一)。

鱼凫是一种善于捕鱼的水鸟,也即鱼鹰,四川民间俗称为“鱼老鸹”。

鱼凫,实际指以这种水鸟为族名的部族,反映了这是一支以鱼猎为最早的主要经济生活手段的部族。

有据与此,则有观点认为,该金杖上的图案表现的是,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标志的两个部族联盟而形成了鱼凫王朝,图案中的“鱼”“鸟”就是鱼凫的图像表征,也就是鱼凫王朝的徽号、标志。

三星堆金杖:古蜀国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鱼能潜渊,鸟能飞天,金杖上的鱼鸟图象征着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

还有专家认为,金杖杖身上端的三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杖用纯金皮包卷,而黄金自古就被视为稀世珍宝,其价值远在青铜和玉石之上,使用黄金制成权杖体现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力。

所以说,三星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性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

这三种特权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予一杖,就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

三星堆金杖:古蜀国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其次,关于金杖的性质。

关于金杖的性质,则有“王杖说”“法杖说”“祭杖说”及祈求部族或王国兴盛的“法器”说等。

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古蜀国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均以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而古蜀王国正好是用杖不用鼎。

在有关古代蜀人史迹的文献材料中,丝毫没有用鼎的片言只字记载。

在考古学文化上,商代古蜀文化的器物形制,例如陶器,是以小平底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等为基本组合的,明显地区别以鼎、鬲、甗等三足器为基本组合特征的中原商文化。

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古代蜀人无论在观念还是实际政治生活中,绝未把鼎当作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充分反映出古蜀与中原王朝之间文化内涵的差异,显示出古蜀国浓厚的神权色彩和地域特色。

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以及在西亚文明中,均有以杖形物作为神权、王权等最高权力象征的文化现象。

如古巴比伦文明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部浮雕图像,表现的就是太阳神沙玛什正在向汉谟拉比国王授予象征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的“神杖”。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与西亚、埃及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属于细长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近东权杖的一个特点是在杖首和杖身头部装饰图案以描绘胜利者的功绩,或记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无独有偶,三星堆金杖同样在杖身上端刻有平雕图案,内容也同样与国家权力有关。

从地理因素上看,悠悠南丝路凿空万里,很难排除古代蜀国与西亚、近东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

从历史上看,在古蜀王国本土和商代中国没有使用权杖的文化传统,那么,三星堆金杖是否是通过某种途径,吸收了近东权杖的文化因素而制成的呢?由于目前缺乏有力的考古学证据,尚难作出确切的回答。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希望将来相关的考古发现能真正揭开“金杖”之谜了。

金面使者——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铜人头像50多件,戴金面罩的铜人头像却只在二号祭祀坑内发现了4件,其中两件为平头顶,两件为圆头顶,造型均与两坑内未戴金面罩的同类铜人头像相同,大小与真人比例相仿。

人头像所戴金面罩系用金块捶拓成金皮,然后依照人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颐,左右两侧罩耳,而人头像眼眉部分则镂空露出铜本质,面罩与人头像采用生漆调和石灰作为粘和剂。

整件人头像金光闪闪,仿佛人头像中的将帅首领,气宇轩昂,高贵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