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周先祖同源于豫西

公元前25-13世纪，晋南地区先后为陶寺类型、东下冯类型和商文化分布区，三种文化相互接替，但内涵不同，此种文化更选乃该地区发生两次居民更替所致。第一次为“后稷逐丹朱”，即夏人的一支一—周人进入晋南，原居于此的陶唐氏之后丹朱被逐；第二次“有汤伐夏桀”、“不烹奔戎狄”，即商人为灭夏而占有晋南，原居于此的周人遁入戎狄之中。文化更使晋南文化出现断层，但整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并无缺环。

公元前25-13世纪跨越三个时代：龙山时代、夏代和商代前期。

晋南地区东、北两面被太岳山、中条山、吕梁山包围。

西、南两面为黄河围绕，中部横贯东西的峨嵋岭将其分为两个小盆地，北部汾河下游是临汾盆地、南部涑水流域是运城盆地。

龙山时代晋南分布着两支考古文化：陶寺类型分布在临汾盆地，已发现遗址75处；三里桥类型分布在运城盆地，已发现遗址18处。

陶寺类型是由本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直接发展来的，因此是晋南的土著文化。

三里桥类型不是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它的主体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西和关中华山周围，因此涑水流域的三里桥类型是从豫西、关中延伸到晋南来的一支外来文化，本文不作讨论。

夏周先祖同源于豫西夏代晋南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区，已发现遗址42处，其中36处分布在临汾盆地，6处分布在运城盆地。

商代前期晋南为商文化分布区，已发现23处遗址，平均分布在两个盆地，其年代绝大多数为二里岗期，只有3处发现有殷墟早期文化层。

这三支考古文化在晋南有共同的分布面，年代前后相接，地层上下相迭，但是三者的文化面统和内涵大不一样，其间所发生的文化更送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变迁即本文所研究的课题。

东下冯类型取代陶寺类型和后稷逐丹朱在晋南地区东下冯类型文化层直接迭压在陶寺类型文化层之上，但它们的陶器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夏周先祖同源于豫西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陶寺类型和东下冯类型的陶器在陶色、陶质、制法、纹饰、器类、造型风格等方面相去甚远，两者显然没有传承关系。

陶寺类型的C14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已经进入夏朝纪年，与东下冯类型间已无年代缺环，不可能再插入一个过渡阶段了。

这一事实表明，夏朝初期在晋南地区发生过一次文化的更迭。

导致一个地区的文化发生更迭的原因大到三种：一是当地居民因严重的自然灾害而迁徙，间隔一段时间后另一族居民迁入该地。

这样造成的文化更迭往往会在两者的文化层之间出现一个无文化遗物的间隔层，两者的年代也不会紧密衔接，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文化更迭与两者之同普遍发现淤泥层，即是一个型例子。

二是当地居民被外族征服后被迫接受征服者的文化，或者相反，征服者主动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前者如满清入关后汉族在发型、服饰等方面所发生的文化更迭，后者如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所发生的文化更迭。

这样造成的文化更迭，年代、地层都无缺环，但内涵变化往往不会十分彻底。

三是当地居民被外族战败逐走，胜利者鸠占鹊巢入主其地。

这样造成的文化更迭年代也无缺环，地层也无间隔，但文化面貌的变化十分明显。

晋南地区夏初发生的文化更迭就是这样造成的。

夏周先祖同源于豫西晋南的东下冯类型和豫西的二里头类型同属二里头文化，它们的文化内涵基本相同或相近：陶器都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都流行绳纹、附加堆纹，都有器口饰花边和施鸡冠形耳的造型风格，二十多种器物中有2/3以上为两者共有；半月形石镰、扁平石铲、双翼铜镞、三角形小铜刀、猪下颚骨制的骨铲等生产工具和石磬、卜骨等也基本相同；两者都有地面建筑与半地穴建筑，灰坑多呈不规则圆形；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流行仰身直肢葬都发现有乱葬坑。

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都是夏人的遗存，这一点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它们还是存在着以下这些区别：夏周先祖同源于豫西上述这些不同点中，凡是二里头类型具有而东下冯类型没有的，都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而凡是东下冯类型具有而二里头类型没有的，则是受当地的陶寺类型、三里桥类型、晋中的光社文化和豫北、冀南的漳河型先商文化影响的结果。

二里头类型是由王湾类型中原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但与王湾类型相比带有更多的山东龙山文化色彩，因此它很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形成的夏文化。

东下冯类型也是夏文化，但其一至三期基本上与二里头的二至四期相当，说明其年代比二里头类型稍晚，因此它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传播到晋南形成的④，这意味着在太康失国后有一支夏人从豫西迁到了晋南。

由于后羿入主中原后没有继续渡河追击北迁的这支夏人，因此他们就在晋南一直生活到夏朝末年，并始终保持了自身固有的文化模式，没被“夷化”。

在《尚书》的《康诰》、《君奭》、《立政》篇和《逸周书·商誓解》中，周人每每自称“我区夏”我有夏”、“陟禹之迹”“登禹之绩”。

有学者认为“周人尊夏”是因为夏、周先祖同源于晋南，果真如此的话，东下冯类型的年代就应该比二里头类型略早，二里头文化也应该从晋南向豫西传播，然而考古发现的事实恰恰相反所以真实的历史应该是夏、周先祖同源于豫西，太康失国后夏人中的一支一—周人避乱迁入了晋南，东下冯类型就是周人留下的遗存。

《史记·周本纪》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集解》韦昭注：“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

”似乎太康失国时率领周人迁徙的是不宙，其实这是拘泥于“不窋为后稷之子”的说法而造成的误解。

《国语·周语》说得很明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谯周按曰：“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

”戴震《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阙代系考》曰：“盖不窋以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其官也。

”崔述《丰镐考信录》也说：“不窋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后稷者，不窋非弃子也。

”他们已经考证得十分明白，在弃与不窋之间世系肯定有缺漏，自弃之后、终夏之世，周人首领世代担任后稷，直至不窋之父，因此不窋去夏奔戎狄的时间决不会在太康之时而应在夏朝末年。

再说晋南原为尧都所在地，陶寺类型可能就是陶唐氏尧部落的遗存，迁往晋南也决不是“奔戎狄之间”，所以，夏初率领周人进入晋南的应该是某一代后稷而非不窋。

正因为这个原因，晋南才会出现台骀、稷王山、稷祠稷亭、稷王庙、姜原庙等与周人祖先有关的地名古迹。

又因为周人与夏人本是同族，而且周人又是故土沦于敌手之后才进入晋南的，所以他们又把崇山、夏县、阳城等与夏族祖先有关的地名古迹也搬到晋南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都把晋南称作夏墟的原因。

否则按《世本》所言，禹都阳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就得认为东下冯类型是夏文化主体，这就和公认的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主体相矛盾，也和东下冯类型晚于二里头类型的事实相矛盾，而且因为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没有承传关系而使夏文化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当夏初周人进入晋南时陶寺类型先民正生活在那里。

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寺类型是陶唐氏尧部落的遗存。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

夏周先祖同源于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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