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尧发祥于山西长子县
帝尧向来称为“陶唐氏”，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何以在“唐”的前面加“陶”字？整个平阳地区无陶地之名目。古人大多数认为尧先居住于陶，后封于唐，故曰陶唐。那么，这个陶在什么地方呢？关于尧的出生地、发祥地、兴旺地、死后的葬地，古
帝尧向来称为“陶唐氏”，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何以在“唐”的前面加“陶”字？整个平阳地区无陶地之名目。古人大多数认为尧先居住于陶，后封于唐，故曰陶唐。那么，这个陶在什么地方呢？关于尧的出生地、发祥地、兴旺地、死后的葬地，古籍所载涉及的地方计有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不下十数处。
怎样来确定某处的传说更具有可靠性呢？我以为从古人“鸟飞反故乡，狐死必首丘”的习惯看(这种习惯是从农业民族对旧土的留恋而来)，尧之葬地与其生地必不相离。
《竹书纪年》卷上言：“(尧)八十九年作游宫於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
”足见尧对陶这个地方深厚的情感，皇甫谧曰“帝崩曰陟”，就是说尧最后是死在陶这个地方。
这就启发我们，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逻辑认识：关于尧生于丹陵居于陶、兴于唐、死后葬于谷(穀)林，这些说法，必须作统一的综合考察，不能单一地拿某地的一种传说作为尧或丹朱的“封地”。
比如，尧的诞生地与其发祥地相去必不甚远，他的发祥地与其兴旺地亦应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应该考虑到古代一个部族迁移的艰难性，尤其是农业部落的转移，多年垦殖的土地绝不会轻易地放弃这就是中国古人“安土重迁”的根本原因，何况在远古农业初兴之时。
而考察尧的封地，也应该把关键的地名联系起来丹、丹陵(或丹岭)、丹水(或丹渊)，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尧让丹朱“出就丹”，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发祥地。
生地、葬地、元子(或长子)之封地，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确认某地是尧的发样地和葬地。
在山东、河南、河北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把三者统一起来，只有山西的长子县才是具备这三点一致的地方。
首先，长子处于丹陵这个尧的诞生地的范围之内。
《欽定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载：“陶水，源出长治县南六十里雄山，西北流至长子县界，人漳水，一謂之尧水。
”《水经注》：“淘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长子城东，西转经其城北，東注於漳水。
”《魏书·地形志》：“长子县羊头山下穀关，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
”《大清一统志》所引《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的两条材料所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一是长子有水名陶水，清代雍正年间所修《山西通志》卷十九于“陶水“下注云：“当即尧水。
”《魏书》的作者魏收与《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属同时代人，且《水经注》说得十分详细，则“陶乡”肯定在长子城南。
但河流的走向古今往往有比较大的变化，有些小的河流甚至完全干涸。
所以，以河流而论，北魏时的地形与今之地形相去甚远，即清代雍正年间所修《山西通志》也与今之地形有较大的差异。
如《通志》卷十九《山川三》所叙述的陶清河的流经情况，与现在的情形就极为不同：“淘清河自壶关南界入县境，经高河誧，由西南二十里杨暴村流至西北暴河头入漳水。
”杨暴村今属长治市，而陶清河入浊漳河则今在长子东南李末村附近，杨暴村远在南李末村北至少三公里。
用这个比率看，《水经注》之所谓陶，《魏书·地形志》之所谓陶乡，就应该是今长子县东末村乡之陶唐村，大约在今长子城东北三公里处。
这种情形也并不奇怪，随着自然地貌的改变，还有长子、长治两县县治的变迁，这些说法已经很难用现在的长子县县城的具体位置来描述古代村镇的位置了。
发源于潜山(今之尧庙山)的尧水和这条陶水，已经在现在的长子县地图上找不到了，但旧迹犹存。
1998年新修的县志上，还能找到尧水及其发源的潜山(尧庙山)的记载，而陶水则渺无踪迹。
今修县志也无只字提及。
当然，《山西通志》作者说陶水当即尧水，与发源于长治雄山的陶水无关—那条河大约也已经干涸。
而这个陶唐村在新修的县志上解释村名的来历时说：“相传古时此地生产陶器，汤王曾在此巡游避暑数日，故名陶汤，后改为陶唐。
”这个传说有极重的后代阐释意味，且陶和汤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
尧在前，汤在后，古人说“新鬼大，故鬼小”，传说不断地添加新的朝代和新的“圣王”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个传说中所谓“生产陶器”是真，这个生产陶器的始祖就是炎帝神农氏。
以长子、高平、长治三县交界处的羊头山为中心的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说明这一带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也应该是陶器最初的发明地。
那么，尧这位“神农氏之后”，当然要继承炎帝的事业——继续发展农业和陶器业，并且也因此兴旺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二是陶水发源于潜山，这个潜山上有尧庙。
这个尧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
但它肯定是非常古老的，不但古老，而且是天下数不胜数的尧庙中最重要的尧庙——《魏书·地形志》曰：“乐阳有尧庙令，长子有乐阳城。
”这个乐阳，可能即今长子县西十多公里的岳阳村。
但岳阳并无尧庙，应为《魏书》作者误记。
《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六又载：“帝尧庙在西南十五里潛山上，金季毁于兵。
元至元暨至正间增葺，明成化四年、万历六年暨国朝康熙七年，胥重葺。
岁四月二十八日，有司致祭。
”就是说，天下所有的尧庙都没有像长子潜山上的尧庙那样，国家(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专门设立“尧庙令”，以管理尧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