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考古研究，涿鹿之战发生在6000年前
古代族系与考古学文化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已被夏商周考古学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证实。而由已经证实的族系和考古学文化分别前溯，就有可能弄清涿鹿之战这样一个传说时期重大事件的真实原委，并进而极大地丰富其内涵。这里我们首先从对黄帝、炎帝、蚩尤、少昊所
古代族系与考古学文化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已被夏商周考古学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证实。而由已经证实的族系和考古学文化分别前溯，就有可能弄清涿鹿之战这样一个传说时期重大事件的真实原委，并进而极大地丰富其内涵。这里我们首先从对黄帝、炎帝、蚩尤、少昊所大致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推测开始。
应当说明的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本文采用严文明先生的划分方案。
探讨黄帝的文化，需以对夏文化的认定作为基础。
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总体上属夏文化无疑，具体当属少康中兴之后的晚期文化；此前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为早期夏文化。
由此前溯，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及其前身谷水河类型就属于先夏文化的范畴。
又因为谷水河类型主要是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故以晋西南(包括黄河南岸的灵宝、陕县一带)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应当是最早的先夏文化，而黄帝文化就只能在此以前，这是其一；但在龙山时代前夕(公元前2600年左右)，临汾盆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遗存，却被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等东方因素的陶寺类型代替；龙山前后期之交(公元前2200年左右)，陶寺类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类型代替。
前后两次大的变动，与发生在晋西南的“唐伐西夏和稷放丹朱”事件应分别有对应关系。
那么分布在晋中、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这一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就可能是后稷所代表的最早的姬周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晚期类型是稍晚的姬周文化，这是其二。
由上述两点再向前追溯渊源，庙底沟二期类型之前为西王类型(仰韶三期)-->庙底沟类型(仰韶二期)；老虎山文化之前则一分为二:在内蒙古中南部为阿善三期类型(庙底沟二期)-->海生不浪类型(仰韶三期)-->白泥窑子类型(仰韶二期)，在晋中为白燕类型(庙底沟二期)-->义井类型(仰韶三期)-->白泥窑子类型(仰韶二期)。
那么与黄帝联系的有可能为其中的哪种(些)类型呢？仰韶三期时的西王类型、义井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地方特征明显，实在难分轩轾，对外影响有限，这与关于黄帝的记载相差甚大；而仰韶二期时虽也分为庙底沟类型和白泥窑子类型，但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向北扩张的结果，彼此面貌差别不大，正与黄帝时以晋西南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为根本的情况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晋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灵宝铸鼎塬一带，发现了北阳平等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与当时的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聚落为几万平方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黄帝以晋西南(及其附近)为中心的说法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
说明当时地区间发展水平已有明显的高下之别，聚落间地位的差异也日益显著。
然则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族系的主要文化遗存，几乎可成定论。
炎帝的兴盛时代早于黄帝，则其早期阶段的文化自然就应早于庙底沟类型；而炎帝的中心地域渭河(包括汉水)上游宝鸡一带，恰好是属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类型的发源地，则炎帝与半坡类型就应存在对应关系。
半坡类型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内部结构井然有序，反映了社会管理功能的加强，给个人发挥其才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但贫富分化尚不十分明显。
蚩尤文化可从两条途径探索。
由于蚩尤与炎帝同时，因此，分布在河北一带所谓蚩尤故地的与半坡类型同时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自然就可能是蚩尤族系的文化遗存，这是其一；据俞伟超先生推测，以江汉平原为分布中心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三苗的文化，而通过“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明显反映，又可进一步证明此点。
屈家岭文化最初由分布于江汉东部地区的油子岭一期一类遗存发展而来大概不成问题。
而后者实际上是在钟祥边畈早期一类遗存的基础上，融合了大量大溪文化因素而形成。
非常有趣的是，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遗存竟是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故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型的人们南向移居的结果。
这与关于黎苗集团南迁的传说相吻合，这是其二。
和半坡类型一样，后岗类型虽未出现显著的贫富分化，但与宗教等相联系的个人地位的差别已开始明显表现出来。
少昊的文化也可从两条途径探索。
由于少昊与蚩尤大致同时，因此，分布在山东一带所谓少昊故地的与后岗类型同时的北辛文化，至少就应当是少昊族系的文化遗存，这是其一；严文明先生从周代山东半岛的东夷遗迹，经商代珍珠门文化、夏代岳石文化，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认为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应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
王迅对此有更为详备的论述，并进而推测少昊族系属于大汶口文化。
但大汶口文化与少昊并不一定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我们曾通过对先商文化的探源，推测帝喾为大汶口文化末期的首领；又依据“绝地天通”所反映的社会大变革以及东夷集团的振兴与扩张，推测颛顼时当为大汶口文化前后期之交(约公元前3500年)。
然则少昊的时代就不能晚于大汶口文化前期。
再向前溯，大汶口文化的主体是从当地的北辛文化发展而来，因此北辛文化就可能也属于少昊族系。
北辛文化固然尚处于和后岗类型相似的发展阶段，但与庙底沟类型同时的大汶口文化前期却已出现较明显的贫富文化，聚落间差别很是显著。
黄帝等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大致如上所述。
将这些考古学文化联系起来，从大的文化局势的变动再来观察文化间的关系，就可能真正弄清涿鹿之战的来龙去脉。
据研究，从大约公元前5000年开始，黄河、长江流域的气候进入温暖湿润的所谓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这给人类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发展机遇。
考古学上反映出此时正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之时。
当时，作为半坡类型前身的流行绳纹陶罐的北首岭下层一类遗存局限于渭河和汉水上游，盛行陶釜的北辛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而河北大部分地区为素面陶罐和陶釜兼有的镇江营一期-石北口早期一类遗存---也即后岗类型的前身。
仅从分布范围来看，半坡类型明显要弱于其余二者。
另外，晋南、陕西东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此时为流行素面陶罐的遗存。
这些遗存中除北辛文化早期外，其余因都以陶罐、陶钵、陶壶为主要器类而属于一个大的整体，实际上即是一般所谓仰韶文化的前身，我们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仰韶文化的最早期看待。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从临潼以东直至山东半岛的广大区域，却因崇尚素面而联系在一起，尤其河北和山东地区因共有陶釜而显得颇为亲近。
这或许就是“蚩尤于宇少昊”的背景。
总体上当时各类型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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