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后，朝鲜为啥要使用崇祯年号265年
公元1704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已整整一甲子。此时正忙于九子夺嫡家事的康熙爷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藩属国朝鲜此时正在秘密的进行着一场“甲申六十年祭”的纪念明朝大型仪式。这多少有点时光错乱的感觉，要知道，随着台湾在1683年的归于一统，大明朝最
公元1704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已整整一甲子。此时正忙于九子夺嫡家事的康熙爷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藩属国朝鲜此时正在秘密的进行着一场“甲申六十年祭”的纪念明朝大型仪式。这多少有点时光错乱的感觉，要知道，随着台湾在1683年的归于一统，大明朝最后一面王旗在中华已销声匿迹了21年之久。
这一年，朝鲜肃宗国王在自己的王宫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大报坛”，以至高无上的祭天之礼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为了朝鲜王朝今后两百年间最为隆重的祭礼。
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鲜思念明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
而最可笑的是，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明朝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
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
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的成为了“朝鲜”。
以上所说的朝鲜“大报坛”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明神宗万历、崇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观中，正是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朝鲜对大明万世不易的忠诚。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尊崇的中国皇帝。
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
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的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样旋踵亡国。
如果说朝鲜对于明朝有着超出寻常的“忠诚”，那么朝鲜对于清朝的仇恨与蔑视也同样深入骨髓。
从大的方面说，朝鲜深受程朱理学儒家正统观的影响，满脑子的“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义”，在朝鲜主流意识形态中，只有作为东夷的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成为“小中华”，其他任何少数民族，都不可能继承中华正统，满清即使入主中华始终还是“夷狄”。
但朝鲜可能另有始终无法抚平的隐痛。
这样说吧，满族曾被朝鲜视为“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后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这让朝鲜如何能忍。
明朝中前期，满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篱下栖身朝鲜北部，朝鲜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女真诸部，双方完全处于尊卑不平等的关系。
最丢人的是，就连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也就是列于清王朝谱系之首的“肇祖原皇帝”，也曾受封称臣于朝鲜。
明清战争爆发后，朝鲜国王光海君曾想采取“中立国”态度，在关键的萨尔浒大战中（1619年）还密令参战的朝鲜将领出工不出力，最后竟临阵降清（那时还叫后金）。
但光海君这一政治态度显然不见容于朝鲜的王室和士大夫阶层，被加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的罪名由宫廷政变（1623年）废掉了光海君。
这对于之后的朝鲜国王无异于一次血的教训：如果谁放弃了“尊明攘清”的国策，王位是基本保不住的。
在光海君之后即位的仁祖国王显然接受了这一教训，在明清战争中立场坚定的站在了明朝那一边。
但问题是，正如清朝在鸦片战争后遭受的教训一样，在“蛮夷”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礼义做不了干橹，忠信更不是甲胄。
1627年，朝鲜桀骜不驯的态度终于惹怒了皇太极，命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兵锋所至，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开战十几天就丢掉了平壤，只得求和，这也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丁卯胡乱”。
战场上虽然一塌糊涂，但朝鲜在停战谈判中却自认“春秋大义”在手，表现得无比强硬，对于后金提出和明朝断绝关系的要求坚决抵制，仿佛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是自己，后来阿敏竟然也服软了，还称赞对明朝忠贞的朝鲜是“节义之国”。
在谈判桌上“大获全胜”的朝鲜之后对后金仍然是爱理不理，对明朝则仍然是热络有加。
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时，朝鲜非但不朝贺，连清朝使臣都不接待，这让皇太极勃然大怒，随即亲征朝鲜，这就是朝鲜史上的“丙子胡乱”。
对于这场战争，2011年的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最终兵器：弓》将朝鲜军民描绘得可歌可泣，箭术天下第一，还击毙了清朝的太子，但实际上呢，这次朝鲜败得比上次还惨，十二天就丢掉了都城，曾有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骑兵大败的经典战例。
最后，连仁祖国王都被困南汉山城。
在这次的城下之盟中，朝鲜也曾一度放出“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的狠话，但皇太极这次显然吸取了上次憋屈的谈判教训，咬死了逼朝鲜与明朝断交这一条，要求朝鲜转而向清朝称臣。
最后，朝鲜君臣只得屈服，还被迫将朝鲜的世子送到沈阳当人质。
可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仁祖晚年还是遭遇了叛乱（后被镇压），而理由还是老样子，谁让你臣服清朝来着。
据《明史·朝鲜列传》记载，当内外交困的崇祯听说仁祖国王被困南汉山城时，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后来半途听说朝鲜已降才作罢，而崇祯不仅没怪朝鲜投降，反而责备陈洪范救援不力。
崇祯的这一“义举”，在多年后也被朝鲜英祖国王赞为“清兵满辽阳，流贼遍布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
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也正因如此，崇祯后来也和明太祖和明神宗一起入祭大报坛。
皇太极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朝鲜历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国王。
1649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年，曾在沈阳度过了八年人质生活的孝宗国王即位，屈辱的人质生涯让孝宗对清朝恨之入骨，还在做人质时就写下了“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的“反诗”，即位后便正式启动了他反清复明的政治蓝图。
孝宗反清复明的精神导师是朝鲜大儒宋时烈，在他的谋划下，孝宗一边大肆起用所谓的忠良之后义理之人，一边花重金扩军备战，“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据说，孝宗本计划在1661年起十万大军北伐，但1559年便已撒手人寰，大志未酬。
在后人看来，孝宗的北伐计划显然是荒谬不经的，先不说朝鲜的十万大军是否凑得齐，即使有了十万大军，凭朝鲜那“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大败”的历史前科，也无非是乌合之众罢了。
更何况，孝宗所谓的“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可能也是高估了中原人民的觉悟。
就连主战派宋时烈也曾质疑说“诸葛亮（北伐）尚不能有成……事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可孝宗却“大义凛然”的回答：“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