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静无痛苦的离开 “安乐死”没有痛苦

文/微观史纪

编辑/微观史纪

<<·——前言——·>>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认知让我们感受到了残酷与清醒。

死亡对我们而言一直讳莫如深。是啊，蝼蚁尚且知道偷生，何况我们?但是很遗憾，从生下来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我们随时要面对的事。

知乎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给你100种结束生命的方法，你会选择哪一个？不出所料，90%的人都选择了“安乐死”。

在我们看来，既然无法避免死亡，那就选择一个最安全，最快乐的方式吧。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而安乐死可以让我们在临终之际安静的闭上双眼，就像一片睡着的秋叶。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一如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无知，无畏。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安乐死真得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吗？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国为什么不能把它合法化呢？

<<·——因为安乐死，他差点家破人亡——·>>

1986年，陕西汉中市传染病医院里往进了一位特殊的病人，一个叫夏素文的老太太，她患了肝硬化腹水，这种病其实就是肝硬化晚期，老太太腹腔积水已经非常严重，但以人类现有的医学水平却束手无策，唯一能做得就是通过医疗介入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以及缓解病人的痛苦。

说这个老人特殊是因为她的儿子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而她的主治医生是儿子的好友兼同事蒲连升，蒲连升即是院长助理，同时也是医院肝炎科主任，他医术精湛，行事稳妥，如果没有后来的事，他本该有个令人羡慕的锦绣前程。

因为和夏素文儿子王明成的关系，蒲连升平日里对夏素文多了几分关注。他深知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对夏素文的病情没有太多意义，他也了解老人不想长时间呆在医院的心思，因此在夏素文的一再要求下，蒲连升同意了她回家疗养的请求。

回到家后夏素文病情一天比一天糟糕，肝腹水的并发症给她带来了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痛苦，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夏素文被病痛折磨的生不如死，一次次用头撞击墙壁，嘴里发出痛苦的哀嚎：“求求你们，让我去死吧，我真的受不了啦。”

夏素文子女众多，但只有王明成一个儿子，看到被病痛折磨的惨不忍睹的老母亲，儿女们个个心如刀绞，但又无可奈何。

无奈的他们再次把夏素文送到了医院，但医院随即给她开了病危通知书。

在夏素文弥留之际，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之时，她会柔弱而坚定的乞求儿子王明成：“让我死吧，去求求医生让我死。”

做为医生，王明成见惯了生死，面对病人他可以做到无动于衷，他更明白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此刻他面对的是自己挚爱的老母亲，是为自己辛苦付出一辈子的妈妈，长久的挣扎过后，他和一个妹妹一起来到了蒲连升的办公室，二人咚得一声跪在了蒲连升的面前：“求求你，就当发发慈悲，让我妈走吧！“

看着跪在地上泪水长流的姐弟俩，再想想老太太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身体，医者父母心，蒲连升心软了，在考虑良久之 后，他让王明成以及夏素文本人都签署了一份责任认定书，之后，他对夏素文注射了一剂药物，很快，饱受病魔璀璨的老太太终于结束了一切，疲惫而安翔的合上了双眼。

目睹这一切的蒲连升自认为，在人道主义上，他做了一件好事，但是谁也不曾想，这件好事将要给他带来滔天大祸。

夏素文在被执行安乐死时，因为有两个女儿身处外地无法回来，当他们风尘仆仆的来到家中，看到的是摆在屋中母亲的遗像。问明缘由之后，他们愤怒的把蒲连升告上了法庭。

至此，蒲连升开始了漫长的打官司以及从牢的历程。1986年蒲连升第一次被抓，3个月之后被取保候审。1987年再次被抓，在监狱里整整呆了一年之后再次被取保候审。1990年3月官司正式开庭，1991年5月被判无罪。但随后检察院抗诉，蒲连升也选择再次上诉。1992年6月经过二审最终维持原判。

将近7年的时间里，本该治病救人的蒲连升却辗转在法庭与监狱之间。不仅工作丢了，家庭也支离破碎，事后有记者曾为此采访过他，事隔多年的他仍讳莫如深，只说了一句：“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即使给100万他也不会再做”。

<<·——徘徊在情与法之间的安乐死——·>>

在夏素文案件里，蒲连升犯下的是故意杀人罪。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安乐死在我国法律里仍然属于违法行为。

生活不是神话，医学再发达也有触摸不到的禁区，在病人行将就木之前，让他能够减少痛苦，有尊严的离开，是家人心中唯一的安慰。

尽管我们会认为它合情合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国内是个法治国家，任何事情都需要以法律为准绳。安乐死如果被合法化，那么它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伦理和道德。毕竟我们无法保证所有的被执行者都能够根据流程严格执行。

据了解，安乐死已经在国际上慢慢得到了认可，很多国家开始试行合法化的安乐死，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国家，随后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士等也紧随其后，承认了安乐死的合法化。并且瑞士还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帮助外籍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松了一口气，既然瑞士可以帮助外籍病人实行安乐死，那我们的身后事岂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尽管瑞士有这样的政策，但却不是谁想去谁就可以去的，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确认一切符合之后才会对申请人进行审批，而审批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无法得知。

做为申请人需要加入瑞士的安乐死会所，加入的条件除了一定的钱之外 要各项身体指标检测报告。成为会员之后，会所会对申请人的所有情况一一进行走访和了解。

第二个条件就是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并且有病例， 要相关医院出具申请人的存活时间只有3到6个月。

第三个条件需要被执行人和所有的直系亲属签订知情书，并保证一直到病人被执行之后永不后悔，自愿放弃法律追究的权利。

符合了以上三个条件，那么安乐死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审批。

这是在别的国家关于安乐死的现状，我们看到了人性化的一面，但是在国内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1986年蒲连升事件让大众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安乐死，随着事件的蔓延，医学界也开始研究和探讨这个话题。

1988年，国内医学界众多专家共聚一堂，展开了关于安乐死的激烈辩论。结果有90%的人同意安乐死合法化。

随后中央广播电台还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但结果只有50%的人同意，剩下的都持反对意见。

1988年，全国人大代表严仁英等人也向会议提出了安乐死合法化的议案。代表们说，既然人终有一死，体面地离开是对他们最后的尊重。

此消息一出，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的倡议。

2002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参会者田世成也提交同样的建议，他说：“安乐死不应该被继续逃避，既然无法逃避就要直面应对，国家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早日让安乐死合法化。”

2003年，全国“两会”召开，代表们再次提出文案，呼吁国家早日建立相关法律法规。 所有的提案都没有得到支持，事后都不了了之。原因是安乐死虽然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但生命权同样不能被漠视，任何情况下，生命都不能被随便剥夺。

2021年2月，《人口学刊》刊登了一份问卷调查，关于安乐死是否合法的建议，有776名公众接受了调查，大家都同意把安乐死合法化，但更多人建议可以采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

大家认为安乐死也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选择权，在生命最后一刻里，我们有权利选择如何和这个世界说再见。

<<·——安乐死真得安乐吗？——·>>

2018年，日本播放了一个仅有四分钟的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小岛的女病人被执行安乐死的过程，她用四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对生命的落幕有了一个最为直观的感受。

安乐死需要被执行者自己注射药物，视频里的小岛早已被病痛折磨的面目全非，但她仍坚定的拿着针管对自己的身体注射进去。看到病床前亲人一个个哭得通红的眼睛，小岛微笑着向家人一一表示感谢。

在和家人一一道别之后 ，小岛安心的闭上了眼睛。

表面上看，她好像没有经历任何痛苦，但实际上，在生命消失的最后几分钟里，人身体的细胞没有死，卖力的为拯救主人的身体而运转着。尤其是脑细胞，在最后一秒它依然是清醒的，就如小岛一样，在闭上双眼等待死亡的那一刻她什么都知道，但已经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她，是否安乐？谁也不知道。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