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对驱灾避难民俗的影响

民俗是社会生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凝练而成的，其中因为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民众劳动能力的局限性，造成民众对灾难的畏惧，从而产生驱灾避难的现实需要。在饮食、安居、医疗等反面均有表现，也形成了独特的驱灾避难的。这种民俗与道教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道教文化的一种主要内容就是驱灾成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民众对驱灾避难的心理慰藉，形成了一些具有深厚道教文化背景的民俗活动。

一、祛病避疫的民俗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民间以五月为恶月，多阴雨天，衣、物都容易霉烂，稻田亦易遭虫害。旧时人们认为五月诸事不吉，称为“恶月”，采取不嫁娶、不建房、不砌灶、不搬家、不造船等回避的办法。端午之日为九毒日之首。因此端午这天喝雄黄酒，插艾草等辟邪驱毒。《荆楚岁时记》云：“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可见民众采药治病成为恶月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动之一。

艾与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每至端午节之际，人们总是将艾置于家中以“避邪”，干枯后的株体泡水熏蒸以达消毒止痒，产妇多用艾水洗澡或熏蒸。《本草纲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功效，亦常用于针灸。故又被称为“医草”，台湾正流行的“药草浴”，大多就是选用艾草。关于艾叶的性能，《本草》载：“艾叶能灸百病。”《本草从新》说：“艾叶苦辛，生温，熟热，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以之灸火，能透诸经而除百病。”这是先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将其结为人形，就具有了鲜明的道教文化色彩，道教中多有取人形器物降解疾病的法术及章奏的科仪。

道教本身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贡献。葛洪在《炼化》篇中就有用“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分为末、元日井华水服之”用以抑阴助阳、祛病避疫的功效。祛病避疫首先要去除人体内的疾患。《阳羡风土记》认为五辛科仪发散五脏中的邪寒之气。五辛指的是五种辛辣的菜蔬，有韭菜、大蒜、小蒜、葱、薤。五辛者早在秦时已与道教产生联系，传说姜叔茂在句曲山种植五辛，换炼丹砂，后在蓬莱成仙。

除了人体自身的疾病外，因外界形成的瘟疫也对民众造成严重的威胁。道教认为正月日、五月五、冬至、腊月等是禳除瘟疫的重要节气日，不同的日子要用不同的方法去祛除。如正月日吞鸡子、赤豆七枚；五月五采艾草；冬至做赤豆粥等。这是道教食疗最朴素的表现，辅以符咒和宗教仪式，使得祛病避疫的民俗最终形成。

针对不同的疫情，道教还有敕瘟咒、越章咒、印章咒、杀鬼咒、救瘟咒等，遣金刚力士等驱除役鬼。这种形成在道教中的符咒，在民俗中加以吸收形成了特有的祛病避疫的风俗。

二、禳灾消难的民俗

俗话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民众的悲欢离合这种灾难自古都是难成之事在道教看来不是什么难事。《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经》讲用白、黑、青、赤、黄，五色缯分别写五方帝君的符命，“用以禳灾消难”；后期，五色缯上还写有真文，令人随身佩戴。五色缯上的“符命”和“真文”都是道教中对五方帝君的信仰，使用五色缯也是法术的表现。

在民俗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道教的法术形式。《邺中记》载：“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饲神及作五色缕。”五色缕成为端午节流行的馈赠佳品，其主要功效等同于道教的五色缯，《阳羡风土记》称之为长命缕、续命缕等，单从名称上就不难看出。

道教中还有专门的沐浴科仪。修道之人在学修过程中难免会遭遇污秽或者身心因环境而污染，需要通过沐浴除秽。《三元品戒经》中就讲：“夫为学者经三元上吉之日，香汤自炼、沐浴五神，则炁澄形正、神爽结真。”这是修道者得道成仙的一种方式。

禳灾消难的民俗中也有沐浴转除罪障的说法。腊日，民众要煮香汤沐浴除秽，还要加入道符合咒语，令人不病不老、活人除殃。可见其民俗中吸收了道教的教理和科仪。

三、驱邪除恶的民俗

民俗中认为鬼邪、恶气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有关，换言之是灾难的一种表现。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民俗特点逐渐消亡或称为“密学”，但不能不承认，这种民俗依然存在。

民俗中的驱邪除恶主要反映的是生活环境中的民间鬼神信仰和治鬼法术。如：元日门前驱鬼、十二月暮日镇宅、正月初一庭前辟鬼、正月家中辟鬼等。

鬼邪是民众最难以认识和最为惧怕的，在意识形态难以真正认识和自身又对此无能为力的时候，民众中对驱邪除恶的要求形成共识。从现存的文献和田野调查来看，早期道教既吸收了某些民间鬼神信仰也对民俗中的驱邪除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教还广泛吸收了民间岁时节令文化中的驱邪风俗，并对此从教理和科仪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比如将甲子六十日和十二个月份配以鬼神名号，在特定的时日驱邪或降服。如元日门前驱鬼，《荆楚岁时记》就记载了“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用桃板等法器治鬼，这一道教镇厌术也被民俗吸收，可见道教文化和驱灾避难民俗的互动。

总之，道教文化对民俗中的驱灾避难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道教文化的概念化、道教组织的系统化、道教科仪的程式化，民俗中的驱灾避难风俗对此也加以吸收和应用。尤其是道教思想的广泛流布，其基本教义通过民俗的力量更加简单便捷地在民众中产生影响，形成社会普遍认同，为驱灾避难民俗的形成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同时，道教文化的传播，使得最初的驱灾避难的民众意识，通过道教思想和宗教仪式拓展，更加巧妙地展示出来。

道教文化对驱灾避难民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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