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遗珠之佛门汉化（三）

原创： 高宇 青蕴江南

引言

《瓷里看中国：一部地缘文化史》一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因篇幅、政策诸原因，原书稿中有部分文字被最终忍痛舍弃掉了。其中有很多自认为还是颇为得意与独特的，为此我把它们摘录出来独立成文，作为书稿的遗珠收存于此，以示不复埋没。此《佛门汉化》即书稿中涉及佛学与佛教问题的篇章汇总，这些篇章最是出版前删节的重灾区。

三、会昌灭佛

如上所述，唐朝佛门自武氏时代之后，事实上已经与皇室一体，成了“一家人”。但佛门毕竟代表着某种带有“神通”的超自然力量，要知道，中国佛教从佛图澄（十六国后赵时期）开始，就习惯以“显神通”立世。至盛唐，甚至有玄宗诏天竺僧不空与道士罗公远斗法之事（道士不胜）。因此，发展到中唐以后，孱弱的李唐皇室对于佛门愈发的礼敬，佞佛之味道愈来愈浓，从代宗到宪宗再到懿宗皆然。这当然是符合常规逻辑的：一个被宦官和藩镇压迫得喘不过气的皇室，亲近有“神通”之佛门可以理解。但这种状况却引发了另两大政治势力集团的不满，它们一个是文官士大夫集团，一个是道教集团。

文官士大夫集团与佛教的关系，已经与南朝士族与佛教的关系大不相同。此佛教已非彼佛教，此士大夫也已不是彼士族：。

（一）佛教之变

佛教之变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要而言之就是：佛教已成世俗一大权门，而佛门之精神世界也日益庸俗和卑落。若以后世喻之：则南朝前期之佛教，类于民国初年之大学；而唐后之佛教，颇类如今之大学。

（二）士集团之变

这一个变化在本编上面章节里也做了详尽介绍，总的来说就是：这一个新的“士”集团身上，贵族的基因已经让位给文人的基因。这个集团里的人必须首先是个文人而后才可能成个高等阶层，而非南朝士族的天生是个高等阶层，但却不一定是个文人。这样，这个新集团里的人就大部分带有了天然的文人气节：一种固有的文化清高感，对精神卑落群体带有天生的鄙视和排斥。如以民国相喻，则南朝士族如破落八旗之投影，唐代士大夫则如那一大批民国文化巨人的小像。

如此，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出：唐代之文官士大夫集团必然鄙视大部分佛徒，进而视佛门为毒瘤。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从唐初开始，历届朝廷中皆有名臣上疏詈佛，苦谏皇帝远佛、排佛。这些人的名字足以构成简明唐代名臣录：傅奕、狄仁杰、李峤、张廷珪、苏环、韦嗣立、桓彦范、李乂、辛替否、裴漼、姚崇、张镐、高郢、常衮、李叔明、彭偃、裴垍、崔蠡、萧仿、李蔚等。当然攻佛最烈、名动史书的当属韩愈，这个我们在下面关于法门寺和佛舍利部分介绍。文官集团反对佛教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经济财政的原因

文官集团又是政权的行政执行集团，因此佛教对于国家财政的损害他们有痛彻认识。佛教对于经济之侵害有两端：

其一，因天子倡佛，则天下大造佛寺、佛像，虚费公帑，徒兴劳役，财政疲敝。武后造大像，用工数百万，狄仁杰谏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睿宗时，辛替否抗言称：“中宗……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

其二，上面的还只是明面上的损害，但最实质的损害是因为佛徒不纳税、不服徭役，而佛门复广占良田。于是，出家托庇佛门之人越来越多，就成了国家财政极大的黑洞。还是上面两条记录里，狄仁杰和辛替否还各有下文：“逃丁避罪，并集法门……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所思维，实所悲痛”、“（佛教）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造于唐高宗咸亨四年，即按武则天形象建造。

上映于2010年的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剧照

上映于2010年的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剧照，该剧背景即为女皇大肆兴建巨型佛像。

（二）意识形态的原因

儒学经过南北朝的低潮和再生，已经在唐初再次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科举制的实施，一方面使文人士大夫集团出现，另一方面也使文官集团成为坚定的儒学信徒。这样，儒家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就牢固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政治价值观中：皇帝作为天下人之“君父”，应该是“以社稷为本”、“以民为本”，而不是“以佛为本”；皇帝的任务应该是“天子修福，要在安养苍生，靖一风化”（张镐之谏），而不是以天下奉佛陀。这样，在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上，以“正君心”为使命的文官集团，实质是在和僧徒们争夺对皇帝价值观的主导权，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

（三）佛门堕落的原因

辛替否谏疏中说：“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非舍尘俗；援亲树知，非离朋党；蓄妻养孥，非无私爱”。从这几句话里，已经清晰地看出了唐代佛门的不堪和卑污，以及文人士大夫集团对他们的鄙视。

除了文官集团是佛教的敌人外，还有一个道教集团亦然。

南北朝时期，南方重义理，道与佛的争斗远没有北方严重。北方重法门，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太武帝灭佛，就是因为五斗米道寇谦之与崔浩互为奥援，挑动皇帝所致。

李唐自承祖于老子，从一立国道教就享有准国教地位。而唐代一路继承北朝，其佛、道关系亦如此。高祖、太宗两朝欲行禁佛就与道教有莫大关联。高宗以后，佛教一直压制道教，道教一口腌臜气可谓憋得狠了。敬宗酷信道教，而文宗、武宗继之，道教终于迎来了清算佛门的机会。武宗好道术，至其即位后，在文官集团和道教集团的夹击下，中国佛教史上第三次大法难发生了，就是会昌灭佛。

从武宗会昌二年开始，一连串禁毁佛门的诏书逐步下达：从不与僧人赐紫；到勒令托庇佛门的凡僧还俗；到改断屠日（原按佛教定断屠日，改依道教）；到禁止供佛，焚经毁像，佛像腾出来的地方改供天尊老君；到敕令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这些地方的僧尼勒令还俗；到不许天下寺置庄园，出其奴婢财物，并勒令天下僧四十以下还俗。经此一劫：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肥田数千万倾；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由此，既可看出会昌法难之酷烈，亦可看出唐代佛门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对王朝的危害到了什么地步。

但同前两次灭佛一样，待武宗一死，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即灰飞烟灭。佛门迅速卷土重来，皇帝崇佛依旧，佛门奢靡堕落依然。武宗之灭佛如一场黄粱，亦如一缕青烟，杳杳而散。

第二节、佛骨与瓷秘色

一、佛舍利的中国之旅

佛舍利是指佛陀火化后的遗物，其骨舍利，其色白；发舍利，其色黑；肉舍利，其色赤。按佛典之说，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弟子们从灰烬中得到了头顶骨、牙齿、中指骨和84000颗舍利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遗骨舍利，如佛牙、佛指、佛顶骨等；另一类是珠状舍利子，其中又有骨舍利、肉舍利、发舍利之分。而前类稀有，后类居多。

《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及“是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重。”因为象征“遗教不灭”，并具有灵验性，佛陀舍利就成为佛门传世的圣物。《大智度论》说：“供养佛舍利，乃至芥子许，其福报无边。”是以供奉佛舍利就成为佛教盛事，而佛舍利是要建塔供奉，为之而建的塔始称阿育王塔。

公元前273年，古印度阿育王（亦译无忧王）即位（前273-232）。阿育王用武力统一了战乱频仍、小国林立的古印度，使孔雀王朝达到极盛时期。他在即位第四年就已皈依佛教并受灌顶之礼，并宣布佛教为国教。传说阿育王前往王舍城，取出阿阇世王所藏八万四千舍利，造八万四千琉璃宝箧盛之，并造八万四千宝函、以八万四千匹彩为之庄严，使诸鬼神于世界各地同时筑起八万四千座宝塔以供奉。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传说明显过于荒诞。但毕竟因为这个传说，供奉佛舍利的塔被称作阿育王塔。

《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详尽记载了佛舍利在中国传播供奉的源流，当然里面尽多充满神话色彩的“神通”描写。但抛开这些，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捋出汉代至隋代，佛舍利的中国之旅来。

舍利最早现于中国是随着汉明帝西域求法而来，所谓“于时西域所将舍利，五粒五色，直上空中”。最早的中国舍利塔记载则在（曹）魏明帝时，即“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宫之西，每系舍利在幡刹之上”。之后，有关舍利瑞应、神通和因之设寺建塔的记载，从东吴、两晋至于刘宋不绝。而中国建塔奉舍利的高潮无过于隋文帝时，谓之曰：“然有国兴塔无胜隋代，一化之内百有余所，神瑞开发”。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仁寿元年修建为五层方形木塔，现存石塔系五代南唐重建。

《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皇帝（隋文帝）昔在龙潜，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克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诸沙门等各以舍利奉送诸州”。

杨坚得到的这一批舍利多达三十个，因此他当了皇帝后在三十州同时建了三十座舍利塔，于仁寿元年十月十五日，三十州的三十座舍利塔同时安放供奉。且于此时，定下了中国供奉佛舍利的规制：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入于铜函石函。

首都博物馆藏辽代石雕舍利函

南京大报恩寺出土银舍利函

其后，据说佛舍利屡屡瑞应，文帝乃再得数十枚。于是，“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废常务七日……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另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一》记载，文帝仁寿四年再一次于三十余州起舍利塔。这样，三次相加，确实就达到了《法苑珠林》所说的：“一化之内百有余所”。当然，这里面的记载,神话色彩过于强烈，不可尽信，特别是舍利塔的个数。但佛舍利的中国之旅，于隋初达到第一个高潮当无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