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继红 米玉梅：武威西夏文献的版本特点及价值

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甘肃武威，是西夏时期重要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著名的西夏碑中有这样的记载：“大夏开基，凉为辅郡。”这句话概括地反映了武威在西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武威西夏遗存非常丰富，20世纪50年代以来，仅西夏文献一项，在武威就有四次较大规模的出土和发现：1952年，天梯山石窟发现西夏文和藏文文献35件，现存甘肃省博物馆；1972年，张义乡修行洞发现西夏文和汉文文献77件，现存甘肃省博物馆；1987年，新华乡亥母洞发现西夏文文献36件，其中35件存武威市博物馆，1件存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景泰县发现西夏文文献2件，现保存于景泰县博物馆和景泰县档案馆。这些文献大部分已经在《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卷中公布了图版，文献叙录和个别文献的研究成果业已发表。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武威西夏文献的版本和特点进行探讨。

一、武威西夏文献版本现状

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献内容丰富，有佛经、世俗书籍、社会文书等。文献的版本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有木刻本经折装、泥活字本经折装、刻本蝴蝶装、写本卷轴装、写本缝缋装等。最为难得的是，有些文献中泥、木活字共用，有些配有花卉甚至人物插图，有些写本文献书法遒劲隽秀，具有典型的时代和民族特征。

（一）印刷或书写形式

1. 雕印佛经

雕版印本是现存西夏佛经最常见的印刷形式。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五代宋初，西部地区的敦煌已经有了发达的刻印事业。西夏建立国家政权后，采取佛儒并重的治国方针，一方面崇尚儒学，兴办学校，推行科举；一方面又大力弘扬佛教，除了向中原求取佛经外，还大量刻印本民族文字的佛经，广泛施散。这些措施和行动，无疑扩大了社会对于书籍的需求，加快了西夏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河西走廊是西夏政权赖以生存和稳固的重要基地，也是具有深厚佛教基础的地区。西夏据有河西走廊之后，承袭了当地原有的刻印出版技术，加上与之相邻且有高超刻印技术水平的宋、辽、金的影响，西夏的出版印刷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武威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大多数为雕版印本，数量很多，内容有汉传佛经、藏传佛经、施经发愿文，还有本土创作的佛教文献。武威西夏文佛经基本上是《大正藏》中经部的内容，其中有宝积部的《佛说决定毗尼经》，般若部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法华部的《妙法莲华经》，华严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经集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维摩诘所说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藏传佛教经典有密教部的《佛说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呼金刚八王智变化八天母为生顺〉等多种经集》、《佛说圣耀母陀罗尼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等。

2. 雕印世俗书籍

武威发现的雕版印本世俗书籍数量较少，且多为残页，但是内容却是西夏时期政府和民间编纂的语言文字类书籍，非常重要，它们是西夏统治者强调发展民族文化、推行民族文字的产物。其中有官方编印的西夏文韵书《同音》残页，残页上保留的56组同音字，属于喉音八品内容。还有民间编印的识字课本《三才杂字》残页2面，内容是以四言形式叙述人一生婚姻嫁娶、养儿育女、生长教育、长大成人的过程以及求师学艺、学成升官后娱乐歌舞、迎来送往的情景。另有流行于民间的《劝世诗》残页，告诫世人富贵荣华、青春美貌如过眼烟云，不要贪恋。

3. 活字印本佛经

西夏的活字印刷早在中原宋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不久就开始使用。随着社会上对印刷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大，西夏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雕版印刷的不足，在发展雕版印刷的同时，借鉴和引进了中原宋朝毕昇发明不久的活字印刷技术，并且灵活多变地进行了改良，使活字印刷有了创新和发展。武威发现西夏时期的泥活字印本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共保存54面。该经经名之后的题款是西夏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这是仁宗大庆二年（1141）始定的尊号，因此，此经最早当为西夏中期印本。较为特殊的是，此题款位于活字印本的经名和正文之间，系雕版一次印刷而成。这种特殊现象唯西夏时期文献上所独有，当是西夏人在印刷技术中的创新。

4. 西夏文写本文献

尽管当时已经有了发达的书籍出版事业，但是很多西夏书籍特别是重要的社会文书，仍然以写本的形式出现和流传。

西夏文写本佛经是用于学习和诵读的，不少虔诚的佛教徒亲自抄写佛经，或者发愿请人抄写佛经，作为修习功德的一种方式。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写本佛经较为完整的有《〈呼金刚八王智变化八天母为生顺〉等多种经集》、《妙法莲华经心》，还有大量佛经残页等。西夏文《五更转》和《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都是西夏本土创作和注释的佛教作品，用词、语言风格和蕴涵的哲理，都富有西夏民族特色。

武威西夏文写本献以社会文书居多。社会文书是西夏时期各阶层之间政治、经济往来的信函，它们是传世稀少的西夏孤本文献，弥足珍贵。武威西夏文社会文书多用草书或行草写成，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有《乾定戌年卖驴契》、《乾定酉年卖牛契》、《乾定申年典糜契》、《天庆寅年汇款单》、《乾定酉年移合讹慧宝告牒文书》，还有部分诰牒文书和公文残页以及欠款条、请假条、历书、医方、占卜辞等世俗文献。

（二）装帧

1. 刻本经折装和写本经折装

经折装又叫折子装，是西夏印本佛经最常见的装帧形式，将图书长卷按统一版面宽度左右反复折叠成册，加上书衣，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武威刻本西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大多数是经折装。保存较为完整的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和木刻本《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金刚经》等就是典型的经折装。还有大量刻本佛经残页，都是经折装形式。写本经折装主要有用楷书写成的《佛说圣耀母陀罗尼经》和《妙法莲华经》，是西夏书法作品中的上品。

2. 刻本蝴蝶装

蝴蝶装是宋朝才开始的一种新的装订方式，是册页装订的最早形式。具体为将书页在版心处对折，有字的一面向里，将若干折好的书页中缝背面对齐，用胶粘连成册，再用厚纸包裹做成书面。这种形式装订好的书，表面看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它比卷轴装翻阅方便，流行于宋元时期，到西夏后期被普遍使用。武威发现的蝴蝶装书籍，仅保存有《三才杂字》和《同音》两书的残页。

3. 写本卷轴装

写本卷轴装也叫卷子装，是将纸张粘连成长幅，用木棒做轴，旋转卷起，类似装裱好的书画。这是唐、宋时期流行的书籍装帧形式，西夏时也很盛行。武威发现的卷轴装西夏文献最典型的是写本佛教文献《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该经是由三张高17厘米的纸粘接而成的长卷，现残存120厘米，虽然不设卷轴，但其余特征完全与卷装无异，当是简化了的卷轴装。

4. 写本缝缋装

缝缋装的装帧形式是先把单页纸左右或上下对折，将若干折叠好的单页在中缝线订成叠，然后再根据需要将数迭缝缀成册。装订成册后再书写，而且只能单面书写，相邻两页无字面合背并在书口处粘连。此种装帧形式的特点是，书籍在拆散后，页面前后内容多不衔接，且只有写本没有印本。武威发现的《〈呼金刚八王智变化八天母为生顺〉等多种经集》和《妙法莲华经心》，都属于写本缝缋装。

5. 写本单页

武威西夏文献写本单页中有佛经，也有社会文书，且以文书居多。单页的社会文书较为完整的如《卖牛契约》、《典糜契约》、《汇款单》等，其行文格式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西夏契约文书相同，应当是西夏时期民间流行的借贷和买卖契约的标准格式。佛教文献《五更转》是单页写本佛教文献中最完整的一件作品，其形式和内容借鉴了敦煌《五更转》，但在语言和结构上又具有西夏民族和时代特点。

（三）版面

版面是指书籍页面的尺寸。武威西夏书籍的版面大小不一，无论刻本还是写本，不同的装帧方式具有多种不同的版面尺寸。

1. 刻本版面

武威西夏刻本经折装书籍的版面，数量最多，尺寸样式也最多。单是《金刚经》，就有高和宽分别为19×8.2（厘米，以下尺寸单位都为厘米）、19×8.5、20×9、19.8×8.6、19.5×9、17.8×9、19.5×8.5、28×12、13.1×7.2等多种尺寸样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也有17.8×8.4、18.4×9.2、15.7×8、17.5×9、16.8×8.7等多种尺寸。《大白伞盖陀罗尼经》的尺寸有15.5×8.8、18.3×7、18.5×9等几种。《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的尺寸有20×8.5、20×8.3几种。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尺寸为28.5×11.6。《星宿母陀罗尼经》尺寸为18.5×8.5。《佛说决定毗尼经》尺寸为19×8。《毗卢遮那法身顶相印轮文众生三灾怖畏令物取作恶业救拔经》尺寸为18.5×9。《金光明最胜王经》尺寸为31×11.8。《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尺寸为21×9。《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为残页，栏高21.5厘米。《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尺寸为13.3×8.2、22.5×11.5、17×12.8。《大方广佛华严经》尺寸为28.5×11.7、15.2×8.3。《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尺寸为22×10.7。《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尺寸为20.4×10。《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经》尺寸为18×10。《妙法莲花经》尺寸为17×8.4。《音同》尺寸为28.5×12。《三才杂字》尺寸为19.7×15.2。《劝世诗》尺寸为17.7×10.2。

2. 写本版面

《佛说圣耀母陀罗尼经》尺寸为14.7×8。《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尺寸为17×120。《〈呼金刚八王智变化八天母为生顺〉等多种经集》尺寸为14×11。《妙法莲华经心》尺寸为11.5×9.5。《卖驴契约》尺寸为17×55。《买牛契约》尺寸为30×44。《典糜契约》尺寸为18×27。《乾定酉年文书》尺寸为17.5×13。《五更转》尺寸为18×32。《汇款单》尺寸为21.2×13.5。医方尺寸为19.5×11.8。光定午年诰牒尺寸为18.1×29。另外，还有许多残页社会文书和佛经。

（四）行款、边栏、版心和插图

行款又称行格，即在版面之内用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武威西夏文献因为版面尺寸不同，行款也各不相同。刻本书籍的行款较为固定，一般为六行或七行，也有八行的。写本书籍或单页社会文书则没有一定规则，随着内容的多少和版面的大小而增减。

武威西夏文书籍的边栏有四面双栏、四面单栏、上下双栏、上下单栏四种。较为特殊的是写本《妙法莲花经心》，在每行字之间绘制了界栏。

版心又叫书口，是指每页版面正中的位置。武威西夏文献多为残页，因此，书口特征不明显。

页面插图是古籍中的一种装饰，在印本书籍中，空白处添加插图还起着固定纸张、防止印刷时一边起翘的作用。武威西夏文献中的版面插图非常丰富，而且多出现在印本书籍中。《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在版面的上部和中部各刻印一行跏趺坐佛像，佛像下方刻印各佛名称。《佛说决定毗尼经》则是在版面上部刻印一行佛像，佛像下面刻印佛名。其他装饰性插图多添印在文字空白处，有菱形梅花、佛印符号、宝幢图案、圆点、菱形五角、行走的小沙弥、心形梅花、五瓣梅花、四瓣梅花等图案，最特别的是残存的两页佛经插图上分别刻印菩萨和弟子像，刻印精致入微，虽然仅剩残片，但也不失为西夏绘画艺术的精品之作。

二、版本特点

（一）装帧形式多种多样，基本囊括了宋代流行的样式

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唐代中叶，宋代日益成熟和普及。两宋时期政府重视发展刻书事业，官刻书籍由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及各地府、州、郡学等部门专门主持管理。这一时期，民间私家刻书和坊肆刻书也十分兴盛，且不同地区的刻本各具特色。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宋代图书的装帧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卷轴装形式，先后出现了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缝缋装等形式。和宋代比邻的西夏，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广泛吸纳特别是中原宋朝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接受并熟练运用汉文书籍出版技术，并且创造性地将这种技术运用到西夏文字书籍的出版中，形成了西夏书籍版本的多样化。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献，尽管大多是残页，但其版本和装帧几乎与宋代繁荣的装帧形式无异。

（二）活字印本特别是泥活字印本的发现，补充了国内现存文献版本之不足

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西夏时期得到了使用和推广。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技术还属于我国活字印刷技术的初始阶段，保存至今的是早期活字印本实物，数量很少。武威出土泥活字印本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下集》是目前国内保存最早的，也是唯一较为完整的泥活字印本。发现之初，人们对其是否活字或泥活字还心存疑虑。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各地收藏西夏文献的陆续公布，专家学者经过多方努力，对现存泥、木等多种活字印本进行考证、比较，已经寻找出了活字印本的特点及其与雕版印本之间的区别，肯定了西夏使用泥活字和木活字的事实。而武威泥活字印本则成为国内保存唯一完整的泥活字版本的一例孤证。

三、武威西夏文献版本价值

（一）武威西夏文献继承并保存了中原汉族先进的印刷技术，为研究我国印刷技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实物

宋元以前的印本和写本书籍，早就被列入我国古代善本之列。由于存世数量稀少，少有人能见到宋版书籍的真实面貌。西夏文化深受唐宋文化影响，其印刷技术借鉴和继承了宋代，而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基本保持了唐宋书籍的原貌。活字印刷是宋代的发明，但是迄今为止，还未发现宋代活字印刷实物，但在存世的西夏文献中，泥活字、木活字实物都有。蝴蝶装是宋时出现的一种新的装帧形式，它为线装书籍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而与宋同时期的西夏，很快就将这种装帧形式运用到西夏文字书籍的出版中，无论是佛经，还是世俗书籍，都采用蝴蝶装形式，例如武威西夏文献中的世俗书籍《三才杂字》和《音同》，宁夏西夏文献中的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缝缋装是一种传统的书籍装帧形式，现存古籍中，这种装帧形式只能在敦煌遗书中得见其貌。但在武威西夏文献中，此种装帧的书籍便发现了三件，而且都相对完整。诸如此类，在很难一见宋版书籍真容的情况下，存世的西夏书籍再现了宋版书的面貌，对我们研究古代书籍的演变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武威西夏文献在继承中原先进的印刷技术的同时又进行了创新

西夏人借鉴中原汉族的印刷技术后，不但印制汉文书籍，还利用这一技术来印刷西夏文书籍，这是西夏对于中原印刷术的创新之一。武威泥活字印本佛经《维摩诘所说经》，经文内容使用泥活字印成，但经名与经文之间的仁宗尊号题款，字体小于经文，书写刻印风格与经文迥异，具有木雕版的特点，显然是同一人一次写刻在一块长条形木板上，在需要的时候，排放在适当的位置进行印刷。这显然是以词组为单位，用木雕版的形式写刻，然后作为一组活字备用，这表明西夏的活字印刷不拘一格，善于灵活运用。这种把活字和雕版结合起来使用的印刷方式，是西夏人的独创，也是西夏活字印刷的特色，是其对中原活字印刷的创新之处。

（三）武威西夏文献对研究西夏学、佛学、文献学、印刷史、版本学等诸多学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武威西夏文献的内容十分丰富，大部分内容是佛教文献，有汉传佛经、藏传佛经、佛经发愿文，还有西夏本土撰著的佛教文献。此外，还有大量社会文书，有官方的诰牒文书、请假条，还有民间的各种买卖和借贷文书、汇款单、欠款条、历书、占卜辞、医方等。世俗书籍虽然保存的不多，但是内容却十分重要，有官方印行的西夏文韵书《音同》，还有民间流行的西夏文识字读本《三才杂字》，和劝导人们向善的《劝世诗》。武威西夏文献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也有少量汉文和藏文文献，其内容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研究西夏学、佛学、文献学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2]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3]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4]李泽奉等主编.版本古籍鉴赏与收藏[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附

黄润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

1929年12月，尽管古都北平已进入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但在中南海居仁堂的一间展厅里，人头攒动。展厅虽不算大，但在这里可以见到一流的教授学者，还有一些政界要人。大小各报的新闻记者也穿梭其间，显得十分活跃。人们隔着展柜的玻璃注视着一本本古老的佛经，脸上露出惊讶、兴奋的神情。几位学者名流对着展品，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什么。尽管宾客如云，且位尊阶高，但他们对此次看到的古籍一字不识。

这些古籍是北平图书馆新近购入的宁夏出土的西夏文佛经。

这批西夏文佛经是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发现的。关于发现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说1917年灵武县修城墙时在墙内挖出两个大箱，内藏西夏文文献。另一说是1919年灵武县近郊农民耕地时发现明代布政使王骥墓及五个瓦坛，内装西夏文经。尽管两处记载的时间、地点互有出入，但都与当时灵武县知县余鼎铭有关。不过，西夏文文献出土不久便落到当地驻军手中了。1929年冬，当地驻军派人到北平求售，但索价甚高。北平图书馆认为“此项经文从未见于著录，最为稀世之珍，亟应集中一处，以供学者之研究”，特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款9500元购入，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这批西夏文佛经入藏北图后，随即举行展览，引起了轰动。

宁夏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是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的主要部分，以后，通过采访等渠道，又入藏了一批西夏文文献。在新世纪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修复时，从佛经的封面、封底中剥离出很多文献残片，共270多页，其中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尽管是残页，却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据统计，国家图书馆现藏西夏文文献共20种，残页11种，共8000多页。这些文献主要是：

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1、3－6、8－10。

2.《慈悲道场忏罪法》卷1、3－10。

3.《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下。

4.《悲华经》卷第9。

5.《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5。

6.《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一卷。

7.《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卷第2。

8.《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18。

9.《经律异相》卷第15。

10.《添品妙法莲华经》卷第2。

11.《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5。

12.《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

13.《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

14.《菩萨地持经》卷第9。

15.《大智度论》卷第4。

16.《大方广佛华严经》（泥活字本）卷第51、71。

17.《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本）卷第11、12、14－16、19－23、27－33、34、35、37、39―46、48、51、53、54、57、59－75、79、80。

1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21、22、26、27、34、71、93－97、103、104、112、113、281、283、293、294、355.

19.《瓜州审案记录》。

20《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国家图书馆的西夏文文献前后经历了四次整理。第一次是1932年由周叔迦先生主持，以《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之名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上，这期馆刊是西夏文专号，它的出版首次披露了北图收藏的宁夏出土西夏文文献的全貌。这一期馆刊至今还是治西夏学的必读之书。

第二次整理是1973年，当时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先生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了初步整理，编了一个初目，发现了馆藏西夏文文献与入馆之初相比有了一些增减变化。这次整理时间较短，因为当时“文革”尚末结束，“批林批孔”正甚嚣尘上，史先生能在这种特殊时期整理西夏文献，确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次整理是在1982年，这次实际是在九年前整理基础上的延伸和深化。除了对西夏文文献的目录有较为规范的编目外，史金波对馆藏西夏文文献的版本、时代和真伪及活字本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考察，对文献中的序言、题记、跋文和发愿文作了初步研究。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图书馆委托史金波再次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这次整理从2001年至2002年，做得更为深入细致，编出了一份详细目录，《国家图书馆学刊》特出增刊“西夏研究专号”予以刊登。这期专号与70年前的专号相映交辉，成为西夏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段佳话。

2003年国图决定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修复，这是这批文献入馆70多年后采取的一次重大保护措施。在这次修复中，从文献的封面、封底裱衬纸张中发现了几十种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的残页，算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这次修复取得了很大成功，成为古籍保护工作的一次成功的范例。

国家图书馆馆藏西夏文文献有着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馆藏西夏文文献分属西夏、蒙元、元代三个时期，都是七八百年前的珍贵文物，其中大多数还是难得一见的海内孤本。特别是其中的活字本，更是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根据历史记载，在11世纪40年代，宋人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首次用木活字印书成功，这在出版印刷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但是宋元时期汉文的活字本图书没有流传下来，西夏文活字印本便成了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活字本图书，其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西夏文活字印刷是从中原地区学习而来，这为中国印刷技术西传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座标点。、

馆藏西夏文经的文献价值也十分重要。就佛经本身来说，这批佛经包括了西夏、蒙元、元代三个时期的写印本，其中不少是孤本，其文献价值具有独特性。

馆藏西夏文佛经无论是雕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多为经折装，大多数保存较好，纸质上乘，版面端庄，文字恭正，墨色均匀，元代杭州刻印的那批经典封面封底均为品位高尚的黄色丝绢，上粘有刻印好的题签。七八百年的时光逝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仍是一件印制精美的工艺品，透出一种庄严与大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数佛经文字前均配有图画。最常见的是释迦牟尼佛祖说法图。佛祖端坐在上，作说法状，众弟子端立在下，聆听法音，画面布局合理，人物表情刻画细致，服装线条流畅，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古代版画作品。特别是西夏地区刻印的说法图，其中人物的发式、服装均与汉地不同，无异是党项民族的写照，为今天认识西夏普通百姓的形象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在西夏文刻本《慈悲道场忏罪法》的卷首有一幅梁皇宝忏图，图中展现的是在雕梁画栋的宫殿之中，梁武帝高踞在上，周围立有众多宫女太监侍者，在大殿中央，一条巨蟒盘绕在地。这幅图画在每次展出时都引起观众特别的关注。《慈悲道场忏罪法》传为梁武帝撰，其妻郗氏生前酷妒成性，死后化为巨蟒，托梦于帝求请拯救，梁武帝作此十卷经文，超度亡妻。此画即显示此经的创作背景，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西夏文佛经首卷图中最为特殊的是一幅译经图，这幅图在《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此幅图正中上部为译场主译人白智光国师，两侧分列僧俗16人，为“助译者”，图画下部分别端坐西夏皇帝和皇太后。这幅译经图极为珍贵，在众多的西夏文佛经中仅此一见。形象地表现了西夏译经的场面。此图是史金波先生在第一次到国图整理西夏文文献时发现的，并在1979年首次作了披露，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

馆藏西夏文文献的艺术价值，随着馆藏西夏文佛经的影印出版将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并被进一步发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