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与墨家

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墨子只有二十四个字：“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而比《史记》稍早的“集道家之大成”(胡适《淮南王书》的《淮南子》中，却有二十四条关于墨子言行事迹的记述。史实之丰富，评价之公正，在诸子之林中无出其右者。可以这样说，《淮南子》的观点是正确解“墨”之权舆。

一

对墨家学派思想渊源，与儒家学派的关系、人物以及主要的学术思想，《淮南子》中都有较为完整的描述。《淮南子·主术训》中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要略》中写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臿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简)服生焉。”

这里，淮南王清楚地指出了两个学派共同的学术源流和产生分歧的原因，它成为研究儒、墨学派分野的关键之所在。

儒、墨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

其一，儒、墨所“修”的“先圣”，即古代贤君尧、舜、禹、汤、文、武，则是相同的。如《墨子·所染》：“舜所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尚贤》：“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法仪》中也载：“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其它许多篇章如《兼爱》、《天志》、《鲁问》等也记述了“先圣”们的业绩。而在《汉书·艺文志》中揭示儒家的宗旨和效法的代表人物时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由此可知，儒、墨两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儒家“宪章文武”，而墨家则特别尊崇夏禹。《兼爱》中这样描述禹：“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灑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千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还说：“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这里明白告诉我们，《墨子》中的“兼爱”说，就是从禹那里学来的。当然，墨子也并非排斥其它圣贤，他从周文王、商汤那里也求得了“兼爱”的思想。《大取》中也说：“为天下厚禹，为禹也。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人爱也。厚禹之加于天下，而厚禹不加于天下。”说明禹“厚爱”天下人，也得到天下人的“厚爱”。这是“夏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庄子·天下》中说得好：“子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九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为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蹻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由此可以说明，《要略》中所述墨子倡导的“节财”、“薄葬”、“闲(简)服”的政治主张，就来源于大禹。这可以说与儒家同中有异吧！

其二，对“六艺”的研修，有共同点，也有差别，还有对立。《淮南子》中的“六艺”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是“孔子之术”的核心内容。

考今本《墨子》，引《诗》九次。如《尚贤》：“《诗》曰：‘告女忧卹，诲女予爵。孰能孰热，鲜用不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这四句见于《大雅·柔桑》。而《毛诗》郑笺云：“谓治国之道，当用贤者。”与《墨子》的解释完全吻合。《尚同》亦载有：“《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周爰咨谋。’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此二则见于《小雅·皇皇者华》。《毛传》：“国君以送使臣也。”其意亦与《墨子》释义相合。而在《公孟》中还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记载，说明孔子删《诗》，授《诗》，其篇目也和墨子所见篇目内容相合。

《墨子》中引用最多的是《尚书》。《七患》中引有《夏书》、《殷书》、《周书》，《尚贤》引有《汤誓》、二引《吕刑》，《尚同》引《吕刑》、《太誓》，《兼爱》引《泰誓》、《禹誓》、《汤说》，《天志》中引《太誓》，《明鬼》引《周书》、《商书》、《夏书》、《禹誓》，《非乐》引《太誓》、《武纪》、《汤之官刑》，《非命》四引《仲虺之告》及《太誓》、《召公》、二引《去(太子)发》，《公孟》引有《箕子》，共二十七处。由此可知，墨子对《尚书》的内容是多么的熟悉了。

至于孔子所修鲁史《春秋》，《墨子》中虽没有言及，但是却涉及到众多的史书。《明鬼》篇中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这当然包括鲁史《春秋》在内。不仅如此，《墨子》中还引用了许多古籍，以明其说。《尚贤》中谈到求贤、选贤时说：“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 《尚贤》有“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尚同》有“先王之书《术令》，先王之书《相年》。”《兼爱》有“《传》”，《非命》有“于三代《不(百)国》有之”，“禹之《总德》有之。”由此可知，墨子对三代和众多诸侯国的史料，都做过精深的研究。其涉猎之广泛，在古代哲人中也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远远超过了孔子。

对于《易》，《墨子》中没有片言论及。但是其中也有关于龟筮占卜的记载。《亲士》中论述“太盛难守”的观点时说：“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意思是说，具中灵验的大龟，最先被烤干用来占卜。他认为神龟有灵验。《耕柱》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目明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务饗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

由此可知，墨子是相信“白若之龟”的灵验，能预测数百年之后事，而“圣人”、“良臣”、“桀相”的智慧是没法同它相比的。

而在《贵义》的记载中，却反映墨子不信占卜。“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墨，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日者”就是占卜时日吉凶的人。“日者”对墨子的行程占卜，也有应验。但墨子对以《易》中占卜吉凶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神龟的灵验，则笃信不移。这种行为，反映墨子学说中的一种矛盾心态。

儒、墨两家的分水岭在于对《礼》的不同态度。孔子所维护的是代表周代贵族利益的“礼”，而“贱人”出身的墨子则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墨子对《礼》的批判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其礼烦扰而不说。”墨子非《礼》，并非抛弃全部礼义。《鲁问》中说：“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他要维护正常的“礼”。墨子强烈反对繁文缛礼和形式主义之“礼”。《非儒》中这样批评儒家奉行之礼：“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倍本弃事而安怠傲。”“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非则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其二，“厚葬久财而贫民。”这是批判儒家的“葬礼”。《节葬》中说：“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因此，墨子强烈反对儒家葬礼，倡导“节葬”。

其三，“(久)服伤生而害事。”《节葬》中写道：“处丧之法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絍絍矣。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

可知墨子对儒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礼》的方面，认为儒家所倡扬的周代贵族礼仪繁杂琐碎；葬礼中提倡的厚葬，浪费了大量的财物，而使国家和百姓贫困；丧礼中规定的长期服丧，会妨碍各项事业的正常进行。墨子的批判可谓抓住了要害。因此荀子《礼论》中认为，对“礼”的不同态度，这是“儒、墨之分也。”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淮南子》中对儒、墨同源而殊流的概括，是高屋建瓴而符合历史事实的。儒、墨两家都赞赏《诗》、《书》；对《春秋》的研究和运用，孔不如墨；对《易》，孔子曾潜心钻研，而墨子信龟不信“日者”。对《礼》，儒家颂扬，墨家批评；对古代圣贤，孔、墨都是赞美，孔子重在文、武，墨家重在夏禹。由此可知，墨子知识极为广博，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和科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成就；他对孔子的儒家文化，有批判，有继承，更有创新，正因为如此，才能开创儒、墨中分天下的局面。

《淮南子》中还对墨家学派的组织和人物活动，也有清楚的记载，宛如群象跃然纸上。

墨家是先秦唯一的有严密的组织、鲜明的宗旨的学派，它与其它各家的松散联系大不相同，因此就有很强的战斗力。《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主术训》中也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

这里说墨子的弟子有“百八十人”，又说“数十人”，虽具体数字不同，但弟子众多，纪律严明则是无可置疑的。《墨子·公输》中有“臣之弟子禽滑釐(不清)等三百人”，而在楚阳城死难的墨子徒属有一百八十人(《吕览·上德》)。《淮南子》记述三人。《修务训》：“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惠王说之，以问唐姑梁。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士，固权说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后日复见，逆而复听也。”此则化自《吕览·去宥》，彼文作“东方之墨者谢子”，“秦之墨者唐姑果。”可知后期墨家弟子为争宠而失去墨家“尚贤”的宗旨。《道应训》也记有“墨有田鸠者，欲见秦惠王。”《汉志》有《田俅子》三篇，知其为齐人。

墨家学派为天下人的利益、为理想和事业，“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忘我奋斗精神，是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写照，是墨家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而墨子就是这一精神的倡导和实践者。淮南王怀着十分赞赏的笔调写道：“圣人之从事也，其存亡定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这就是墨子“欲利人”的“兼爱”、“非攻”政治思想的闪光之处。

墨子一生奋斗不息，留下了许多佳话。《淮南子·修务训》： “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墨子宣传自己的学说，到处奔波。“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公孟》)。《墨子后语》中总结说：“盖生于鲁而仕宋，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可知在黄河、长江、淮河中下游流域，到处留下了他的踪迹。

《淮南子》中对墨子时代的学派之争也有记载。《汜论训》：“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这里对孔、墨、杨、孟诸子纷争学术论战的焦点，作了非常精辟的归纳，可知三家都与墨家进行了长期论战。

战国之初，儒学逐渐衰微，墨子抓住儒学中《礼》、《乐》之弊端，发动强大攻势，墨学遂代之而兴起。《吕氏春秋·尊师》中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这是儒、墨并称“显学”时期。墨子死后，比墨子稍后的杨朱，与墨学展开辩论。《列子·杨朱》就记载：“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这是墨、杨并立之时。战国中后期，儒学复兴，孟、荀维护《礼》、《乐》，猛批墨、杨。《孟子·滕文公》：“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并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荀子·解蔽》中指斥“墨子蔽于天而不知文。”这样，在儒、道、法等诸家夹击之下，又加以墨学本身所具有的弱点，到了战国晚期，墨家就逐渐式微了。由此可知，淮南王为我们描绘的战国诸家争锋与消长，是很有见地的。

二

作为汉初黄老治国理论纲领的《淮南子》，对《墨子》也有所吸收，具体体现在治政、伦理、逻辑、教育、军事、科技等众多的领域。

《墨子》的“兼爱”、“非乐”、“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政治思想，在《淮南子》中都有充分的发挥。而对儒家宣扬的礼、乐，《墨子》和《淮南子》的批判态度都是一样的。

《墨子》主张“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指出“尚贤之为政本。”在《尚同》中，他认为天下混乱的原因是没有选贤来进行治理。“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阅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大夫；以远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这是墨子设计的从“天子”至“乡里之长”的广泛的选贤制度，以确保国家从上至下的“贤者”统治。《淮南子》中强调国君治国要任用贤才， 《汜论训》中说：圣主“举贤以立功。”又说：“古者法设而不犯，刑错而不用，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德也。故举天下之高以为三公，一国之高以为九卿，一县之高以为二十七大夫，一乡之高以为八十一元士。”天下、国、县、乡都要举贤治政。可知它完全化自《墨子》。《墨子》中“尚贤”的原则是：“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而《淮南子》也主张人主举贤不计贵贱、亲疏、敌友，唯才是举。《汜论训》中记载：“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宁戚之商歌，百里之饭牛……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缧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这些人物或置危难之中，或身处卑贱之位，人主慧眼识英豪，委以大任，就能兴国安邦，威慑诸侯。尽管二者对举贤的主动者的要求不尽相同，但举贤的主张则是如出一辙。

在“节用”方面，《墨子》与道家的观点相同。《鲁问》中说：“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节用》中大声疾呼：“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对于饮食，《节用》中载：“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芳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在《淮南子》中，把节俭作为国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主术训》中说：“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节用》中对“尧”施政节用十分赞赏：“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肱，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逮至其厚爱，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而《修务训》中有“尧北抚幽都，南通交阯。”《主术训》中说：“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可以说，“尧”是墨家和黄老道家心目中共同的奉行节俭的典范。

对于“节葬”，墨子与淮南王观点也是相同的。墨子提倡节葬，强烈反对厚葬。《淮南子》中亦然。“古者非不能竭国麋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足以收敛盖藏而已。”尽管时代、学派、政见不同，但是墨、道的节葬观如此相似，正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不同流俗。

墨子谴责“好攻伐之君”，痛斥专务扩地侵壤，掠夺人民的战争行为。《非攻》中记载：“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中行氏而有之，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开三家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淮南王对务力侵地扩张的智伯，在《道应》、《人间》、《主术》、《泰族》中的二十余处提到他。《人间》中说：“昔者智伯骄，伐范、中行氏而克之，又劫韩、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为足，遂兴兵伐赵。韩、魏反之，军败晋阳之下，身死高梁之东，头为饮器，国分为三，为天下笑。”“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可知，《淮南子》在这一点上是继承了墨家和道家讨伐不义、反对兼并，声讨扩张掠夺的精神，其旗帜更加鲜明。

《淮南子》中对儒家“乐”的批评，也与墨家一致，而更加具体和深刻。《鲁问》中说：“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非乐》中载：“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由此可知，墨子反对的是国君向人民“厚敛”，而供自己享乐，这只会对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而“无补”于治。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淮南子·齐俗训》中这样说：“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管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奢侈、豪华之乐，结果是耗费资财，扰乱政事，因此是要反对的。淮南王对使用音乐的指导思想是：“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可知刘安对音乐的认识和处理，既吸收了《墨子》反对的“熹音湛湎”的观点，又避免了一概反对音乐的片面性。

而对儒家“礼”的批判，《淮南子》则比《墨子》更深入、更全面，他以进步的历史观来指斥儒生的愚顽。《汜论训》： “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他批评丧礼说：“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丧者所以尽哀，非所以为伪也”(《本经》)。对婚礼，“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对帝位继承， “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汜论训》)。可知他对《礼》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批驳。

在宇宙观和认识论方面，《淮南子》对《墨子》也有继承和发展。

《墨子·经上》说：“久，弥异时也。”《经说上》：“久，合古今旦暮。”可知“久”指的是特定的时间。《经上》：“宇，弥异所也。”《经说上》：“宇，东西家南北。”“宇”指的是特定的空间。《经下》又说：“宇或徙，说在长宇久。”《经说下》：“长，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这是说，事物运动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淮南子》对墨家的宇宙论有所发挥，并进而提出宇宙无限的思想。《齐俗训》：“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缪称训》中也说：“道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原道》：“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淮南王的“宇”，包括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位的三维空间，“宙”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它是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时间是永恒的，空间是无限的。

《墨子》对“名、实”关系研究，是墨子对认识论的一大贡献。《经说上》：“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又说：“名，物，达也。若实也必以是名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里提出“名实耦”的概念与实际相一致的问题。《小取》中并提出“以名举实。”《淮南子》中接受了先秦诸家特别是《墨子》中的名实论，并用之于治政。《说山》：“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寒颤，惧者亦颤。此同名而异实。”《说林》：“或为冢，或为陇；或为笠，或为簦，名异实同也。”可知淮南王对“名、实”问题辩析得多么清楚。《要略》中还说：“《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 “循名责实”，成为国君治政的重要方法。

《墨子·贵义》中有一个论述名、实关系的有趣的范例：“子墨子曰：‘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瞽者只认识白、黑的词语，而对于实物则茫然不知所措。《淮南子·主术训》也加以援引：“问瞽师曰：‘白素何如？’曰：‘缟然’。曰：‘黑何若？’曰：‘缟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生动地揭示了认识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

“类”的概念提出，是墨子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一大贡献。而墨子之后的二百年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有所创新的，淮南王一人而已。在《墨子》中，提出了“类”、“知类”、“类名”、“察类”、“同类”、“类取”、“类予”等许多“类”概念的理论，丰富了辩证逻辑的内容。《淮南子·诠言训》中说：“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这是谈“类分”。《齐俗》：“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这里是“别类”。《说山》：“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而取之。”这是“类取”，《说林》：“尝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尝抱壶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谓不知类矣。”这为“知类”。《说山》：“貍头愈鼠，鸡头已瘘，虻散积血，斫木愈龋，此类之推者也。”《说林》： “人食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这讲“类推”、“类不可推。”对“类辩”的描述则有：“或类之而非，或不类而是；或若然而不然，或不若然而然”(《人间》)。“物类相似若然，众而难识”(《人间》)。它与《墨子·小取》中的“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不是而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的推理论，都成为“察类”的主要内容。

墨子特别重视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淮南王也有很大的影响。《墨子·所染》中说：“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所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可以知道，墨子认为人的本性尤如洁白的素丝，所受到的教育、所处的环境不同，就可以完全改变人的本性。因此后天的教育就非常重要。《说林训》中说：“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齐俗训》中有：“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在《修务训》中举“马”驯化为例：“故其形为马，马不可以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可知淮南王对墨家的人性观和教育思想，观点是一致的。在厉志学习方面，《修务训》中指出：“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认为学习是磨制利剑的“砥”石和给铜镜抛光的“玄锡”，人的素朴的本性经过“砥锡”的加工，便锋利无比和光彩照人了。而墨子《鲁问》中也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治；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认为人人要接受教育，加强品行的修养。无疑，墨子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

在先秦杨朱、孟子、荀子、韩非等思想家对墨家不断挞伐的情况下，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和黄老学派思想为主体的《吕氏春秋》，对墨子的评价则比较客观公允，这种观点自然也影响到“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刘知几《史通》)的《淮南子》。《淮南子》中接受了《庄》、《吕》对墨子的正确评价，在西汉天下大一统、道家思想作为治政的指导思想的大势下，对墨家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倾向的记载，就更为人珍视了。

在淮南王眼里，儒、墨具有同等的地位，故常以“孔墨”并称。《道应训》中说：“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孔、墨终身不过是教授弟子的一介寒士，无权无势，但是他们却成了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的“君”、“长”，成为人人仰慕的对象。可见孔、墨的道德和学说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孔、墨是当时两位智慧高超的博学大师。《主术训》：“孔、墨博通。”“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墨子是一位“农与工肆”出身的发明家。《齐俗训》中说：“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墨子特别谦虚好学。《道应训》：“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这样一位大军事家，却从来不肯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

毋庸置疑，《淮南子》中对墨家也有批评。其观点也是实事求是的。

《俶)真训》：“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一橑而轮之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已以为独擅之，不通于天地之情也。”淮南王认为，诸子各家的学说，各自都有自己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什么四家学说逐渐衰亡，有的仅是昙花一现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如同盖房顶缺少一根椽子，车轮少一根辐条，如果存在，也可以充个数；如果没有它们，对于治世也并没有任何妨碍。这就明白指出，这些学说治世功能不大，所以就自然走向了没落。在秦末和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为主体，儒、阴阳、纵横、兵等各家学说都比较活跃的情况下，四家却未见踪影，可见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功用是不大的。

对于儒、墨产生的时代及弊端，《俶真训》中这样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这里说两家均产生于王道衰微之时，墨家从儒家分离，双方门徒开始了辩论。“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这里所提出的“华诬”、“弦歌”、“繁礼”、“绂冕”、“聚众”、“积财”云云，淮南王所批的是儒家，与墨家宗旨不类。《庄子·天地》记述灌园人批评子贡说：“子非夫博学以疑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买名声于天下者乎？”所以，这里的批墨不能成立。

《俶真训》中还说：“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又况所教乎？”这里的批判很中肯。孔子倡“仁”，墨子倡“义”，而自身却免不了疲困。这样的学说连自己都不能施行，又何况教授的弟子呢？儒分为八，墨裂为三，攻辩不休，正是这种情况。《墨子·非儒》中说：“孔子诸弟子，子贡、季路辅孔-以乱卫，阳虎乱鲁，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开形残。”《庄子·天地》云：“汝(指子贡)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天下》对墨家也有批判：“为之大过，已之大循。”“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为圣人之道，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对“巨子”的争夺，“至今未决。”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两家的局限性。

对儒、墨两家的丧礼，尽管双方争辩激烈，而《淮南子》却与二者不同，它是这样认为的：“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悲哀抱于情，葬薶称于养。”淮南王认为，《仪礼》和孔子倡导的“三年之丧”，是强迫人干做不到的事，只是用虚伪的礼节来粉饰他们的情感。而夏后氏和墨家倡导的三月之丧，则是断绝人的哀思而迫使切断人的情感。两家都不去探讨人的情感的来龙去脉，而务求推行与人的情感相违离的制度，这就行不通了。刘安的态度是这样的：“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已”，“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汜论训》)。“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对于“死”，也要顺其自然，不厚葬，不久丧，要以“适”为原则。他认为，“生，寄也；死，归也。”“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精神》)。在生死观方面，儒家的贵族奢华，墨家的平民节俭，都不如道家的豁达超脱。

儒、墨作为一种政治和学术思想，有其历史的局限，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汉志》)，对于墨家，虽“俭而难遵，其学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汉初黄老道家，对墨家也有采撷。《汜论训》中说：“高皇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天下雄隽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后堕溪谷，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就是说，儒墨对夺取政权帮助不大，但对巩固政权不无裨益，著名的节俭皇帝汉文帝曾遗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这就是汲取墨家的思想成果。可知，墨家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仍起到一定的作用。

淮南王的记述，为我们展现了墨子的人格、学识、学派和学说的概貌，而墨家与孔、杨、孟等诸家的思想交锋，也历历在目。墨家虽在战国后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的思想精华，却被《庄》、《吕》、《淮南子》和汉代黄老道家所接受，并成为西汉治政思想的一部分。他的节用、节葬、简服、尚贤、重教等政治观及对逻辑学的重大贡献，也早已汇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而淮南王刘安的远见卓识和囊括百家的博大襟怀，也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陈广忠，安徽淮南师专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