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蟾的三教同源论，为何没能得到南宋王权的青睐？

引言

在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滞，这主要是由于在北宋末年宋徽宗的崇道给学者大臣，以及北宋百姓们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在南宋时期，心学和理学的高度发展帮助儒家文化重新获得了政权中的主导权，他们积极倡导儒家学者们投入到王权的复兴之上，对于佛教和道教文化都秉持着反对的态度，这也是南宋道教发展受阻的最大原因。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南宋的道教人士纷纷致力于重新建立起新的政、道相联合的理论体系，力求让世俗王权接受道教文化，以此谋得自身的发展空间。他们之中先是南派内丹道派的张伯端建立了三教互补的说法，阐释了道教文化能够对佛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针对道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解释。

在他的学说之中，他宣称道教文化可以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让士人们有一定选择的空间，而且在其理论中他也提到道教文化与儒家文化其实是同源的，他们也是尊重世俗王权的，只不过终极理想不同罢了，在他的努力下，南宗内丹派终于不再被南宋政府排斥。

白玉蟾坐像

白玉蟾的心本论对于道教理论体系的完善

在南宋时期曾经试图恢复道教与王权关系的道教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广泛接触了三教文化，除了对道教文化研习颇深之外，对于儒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也有着很深的认识。此事在《道藏精华》中有如下记载：

"能吟、能画、能琴、能酒者，能丹灶、能内炼、能知兵、能符水、能医卜者，是皆余四方之所交。彼不傲乎林邱，则隐乎朝市。"

最早致力于此的张伯端自不必说，曾经高中进士的他堪称全才。而其之后的道教理论改革家白玉蟾也与他有着相似的背景经历。在白玉蟾年轻的时候，对于各种文化也都广有涉猎，其理论最重要的出发点其实是儒家经典著作《易经》。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白玉蟾复杂的学术背景。

白玉蟾书法作品

在他的努力下，内丹派的学说进一步融合了儒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的思想，他主张内外丹相结合的修炼方法，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内炼成丹，外用成法"的道法体系，使南宗的修持具有了兼收并蓄的特点。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性论的建立。由于当时儒家文化的心学以及佛教文化的禅宗都对于心性十分关注，而白玉蟾也迎合了这一趋势，提出了道教文化对于心性的看法。在他的心性论体系中，详细地阐述了心与道，心与法，心与物，心与身，以及心、神、性的相对关系。

介绍内丹修炼的《内经图》

在这套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解释是关于心与道的关系，以及最后面的心、性、神的辩证关系。在第一点中，他提出"道即心，心即道"这一理论基础，认为寻找道的真谛应该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努力做到明心见性。而后面对于修炼心、性、神的方法中，他认为修炼者应该通过"忘物、忘我、忘心、忘性、忘神"的手段来达到"神全、性全、心全、我全、物全"的境界。这种理论明确了心、性、神的三位一体，无疑是道教理论的一大进步。

在传统的道教理论中，道士们大多比较讲究精气神的修炼，而在白玉蟾的理论体系中，他把神与心性联系起来，炼神也就变成了修心，这就为道教的内修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方法。即将其与心性上的超越等同起来，通过明心、见性、化神、得道的顺序完成修炼，进入理想境界。鉴于当时的佛教遗迹儒家文化中都以禅宗的明心见性作为主导思想，他们提出的"三界唯心"其实就是儒家理学与心学的方法论基础，因此白玉蟾提出这样的理论也是为了向儒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靠拢，以赢得政府的肯定。此事在《传法明心颂》中有如下记载：

"万法从心生，心心即是法，语嘿与动静，皆法所使然，无疑是真心，守一是正法，守一而无疑，法法皆心法，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无疑则心正，心正则法灵。"

心性论的提出标志着南宋时期中国南方道教派别的代表内丹派理论体系的成熟，这也为之后道教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一定的方向，虽然白玉蟾之后试图让道教重回政治舞台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心性论的提出还是具有极大价值的。

三界同源论的提出与道教重回政治舞台的第二次尝试

在白玉蟾之前的南派道教领军人物张伯端曾经做过让道教文化重新回到政治舞台，重新成为皇权正统性来源的尝试。但是由于其没能解决内炼与外在事务的辩证关系，最终以失败告终。白玉蟾在完成了心性论的理论架构之后，也像自己的前辈一样发起了尝试。

内丹派重要任务张伯端

相较于之前张伯端提出的三教互补理论，白玉蟾的理论更加直接，他指出三教本来就是同源的，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三者同于道而异于术。对于三教相同的是什么道，在白玉蟾的理论中那就是老子提出的"无为之心"。此事在《修真十书指玄篇》有如下记载：

"道祖太上老君，晓天下以此道，明圣人以此心。……以此理质之儒书则一也，以此理质之佛典则一也，所以天下无二道也，天下既无二理，圣人之心岂两用邪！"

他认为儒家讲求的"诚"，佛教讲求的"定"，以及道教追求的清净无为在本质上都是发自无为之心的。大家追求的都是忘怀一切干扰，而达到追求自己本心的目的。作为一名道士，他并没有平等地看待这三教，他始终认为，还是只有道教才是人真正的归宿，而佛教与儒家文化则都是误入歧途的流派，虽然没有大问题，但是境界始终与道教无法相比。

白玉蟾认为太上老君提出的无为之心是三教的统一源头

但是白玉蟾终究还是要讨好南宋政府的，因此他在解释道教的修炼法门的时候，加入了很多儒家文化对于学子们的要求。比如他在讲述太上老君等人的修炼过程的时候，会说老君的三宝是慈爱，节俭，以及不敢为天下先，而吕洞宾的四宝则是"无妄一也，不贪二也，至诚三也，守一四也"。这些特质都与儒家文化倡导的节俭清廉，忠君爱国，诚实守信等品质相合，从中也看出了白玉蟾讨好南宋士人的努力。

但是在张伯端的理论中，尚且认为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是本质相同，理想不同的学说，但是终究都是要为王权服务的，而且还强调儒家为主，道教只是一种选择而已。如此卑微的态度尚且没能获得政府的认可。像白玉蟾这样将道教放在同源的三种文化之首的行为自然更加无法获得统治阶层的青睐。即使他在其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终究无法逆转南宋皇室与道教渐行渐远的趋势。

道教失势的历史背景以及后期道教走势

在南宋时期，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儒家文化的再次兴起。自从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的学术衰微之后，在北宋儒家文化迎来了第一次复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的兴起就是最明显的表现，而以司马光等人为首的河洛学派以及苏轼的蜀学派也，都对后世儒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

到了南宋时期，理学与心学的兴起不单单将儒家文化的发展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更建立起了与王权的全新合作关系。在南宋中后期，君主至上与官僚政治的结合更加紧密，理学和心学还为这种体制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道教之前向君主阐述"君权神授"的地位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也是无论道教人士如何努力都无法重新得到政府重视的根本原因。而儒家思想的兴盛在崖山海战的壮烈场面中便可见一斑，在《宋史》中有如下记载：

"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

因此在白玉蟾之后，南宋的道教人士放弃了让道教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努力，他们被迫走向了以道为体，以法为用，内炼与外法相结合，以拔幽拯苦，济死度生为总之的斋醮新法。他们只能接受被政治所疏远的现实，在成仙的道路上自我麻醉了。

消灾祈福成为了后来道士的主要职责

结语

鉴于南宋时期道教在文化氛围中的糟糕情势，得到政府的肯定与支持成为了当时道士们的首要诉求。在张伯端的尝试失败之后，白玉蟾在进一步完善了道教的心性论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教同源论，再次试图让道教重回中央政治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的文化发展背景以及白玉蟾个人对于道教至尊地位的坚持，这次尝试也没有取得成功。道教在南宋始终没有获得有利地位，只能向远离朝堂的江湖发展了。

在道教文化式微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道教在这种情况下的理论进步。在南宋时期，南方内丹派终于在借鉴了佛教禅宗的基础上提出了修炼大方法论。这对于道教文化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而且道教文化在这个时期也吸收了儒家文化的部分特质，让道士们的行为更加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认知，使得道教没有在失势的时候流向旁门左道。这也是这些南宋道教理论家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正面的评价以及肯定。

参考文献

1《宋史》

2《海琼白真人语录》

3《修真十书指玄篇》

4《道藏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