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二）

二

作为鲁、胡二氏上述考证的重要佐证的，是清代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和阮葵生的《茶余客话》。现先引《山阳志遗》的记载于下：

天启旧志列先生（指吴承恩。——引者）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由此可见，吴玉搢之所以断言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其依据就是天启《淮安府志》（以下简称天启《志》）中的《淮贤文目》，但他并未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天启《志》所著录的《西游记》乃是通俗小说。当然，他注意到了《西游记》中的方言，但即使这确能证明此书“出淮人手”，又安见其必为吴承恩（因为“淮人”很多）？也就是说，吴承恩、写的是游记性质的《西游记》，而通俗小说《西游记》则为另一“淮人”所写，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何况书中的方言也并不能证明百回本《西游记》出于淮人之于，具体说明见后。

另一方面，只要仔细地读一读上引的文字，就可发现：吴玉搢并不是要拿书中的方言来证明天启《志》所著录的《西游记》乃是通俗小说，而是先肯定了见于天启《志》的《西游记》之为小说，然后再以小说《西游记》中的方言为依据，进而论述此书到底是吴承恩作抑丘处机作的问题。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天启《志》所著录的《西游记》是否为小说尚有待于证明，而正因为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未作论证，他的论断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现再引阮葵生《茶余客话》的有关记载于下：

按，旧《志》（指天启《志》。——引者）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已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濡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阮葵生跟吴玉搢一样，也是先断定天启《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为“通俗演义”（即百回本小说），然后再引书中方言作为旁证。而对于天启《志》著录的《西游记》到底是否小说的问题，他同样没有作任何论证。因此，阮葵生之说在这方面丝毫没能弥补吴玉搢之说的缺陷。其实，阮葵生恐怕连天启《志》都没有查，其引天启《志》乃是据吴玉搢之文转引的，所以，吴玉措引天启《志》时，把原文“复善谐剧”误为“复善谑谐”，而阮葵生的引文同样作“复善谐谑”。

其后，丁晏的《石亭记事续编》对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也有考证。他除了据书中的明代官制进一步证明此书不可能为丘处机所作外，其余均与吴、阮如出二辙，原文避繁不引。而鲁迅先生与胡适对这问题的考证，又均不出吴、阮、丁三人的范围。总之，他们都未能排除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乃是游记性质的作品的这种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实嫌证据不足。

三

吴玉搢所说的“书中多吾乡方言”这一点虽未能作为天启《志》著录的《西游记》为百回本小说的确证，但这问题仍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吴、阮、丁三人都未曾说明书中的哪些词语是淮安方言，但幸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注释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我手头所有的是1980年5月的北京第二版。从该本的注释来看，明确提及淮安方言的共六处，在卷首《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中提及的一处；另有若干条只注为“方言”而未明言“淮安方言”，当是未能确定其为何地方言。现将其明确提及淮安方言的七条引录于下；所注页码，皆指该本。

（一）“骨冗”本是淮安方言，形容婴儿在母腹内蠕动。现代语写作“咕容”。（见《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按，这是对五十三回“不住的骨冗骨冗乱动”一语的说明）

（二）犯头，是冒犯的由头。淮安方言：无意触怒对方而引起对方的误会，就对方说，叫做“认犯”或“认此犯头”。犯亦作泛，见后文第三十一回。（见29页注一。按，这是对第三回“或有禽王、兽王认此犯头”一语的注释）

（三）倒蹅门 —— 男人在女家就亲。今淮安方言叫倒站门。（96页注一）

（四）是 —— 淮安方言，语尾词。如后文第三十一回“柳柳惊是”。(181页注三。按，这是对第十四回“倒也得些状告是”的注释）

（五）欗户 —— 淮安方言，烂糊的意思。（449页注一）

（六）畜 —— 淮安方言：熏、呛。第六十七回又写作“旭”。（577页注一）

（七）山恶人善 ——淮安成语：地理环境虽然险恶，居民却很善良。(609页注二）

在这七条中，前四条显然是有问题的。

第一，认为“骨冗”就是现代汉语的“咕容”，是很正确的。《新华字典》即收有“咕容”，释为“像蛆那样地爬动”，并且没有把此词作为方言处理，足征“咕容”并非方言。在普通话中，“咕” “骨”同音，“骨”字有一种读法，连声调也跟“咕”相同（皆读为gū);“容”与“冗”也同音，惟声调略有区别，“容”为阳平，“冗”为上声。换言之，“骨冗”不过是“咕容”的另一种写法，从而也并非方言。把“咕容”写成“骨冗”，至多只能证明在作者的方言中“容”、“冗”属于同一声调。但“容”、“冗”属于同一声调并非淮安方言所特有的现象，所以也就不能把“骨冗”看作仅仅是淮安方言。可能注释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正文的注释中仅仅把“骨冗”释为“方言”，而没有释为“淮安方言”，见681页注一。

第二，从关于“犯头”的注释中“犯亦作泛，见后文第三十一回”之语，可见注释者认为第三回的“认此犯头”就是第三十一回的“认了这个泛头”（见397页）。我也认为从上下文来看这两者应是同样的意思，而且在普通话中“犯”与“泛”同音、同声调，“泛头”当为“犯头”的另一种写法。但三十一回所写的情况是这样的：猪八戒和沙和尚把黄袍怪的两个儿子从云端里攒下去，并且叫道：“那孩子是黄袍妖精的儿子，被老猪与沙弟拿将来也。”黄袍怪听后，心中暗想道：“猪八戒便也罢了；沙和尚是我绑在家里，他怎么得出来？我的浑家怎么肯放他？我的孩儿怎么得到他手？这怕是猪八戒不得我出去与他交战，故将此计来羁我。我若认了这个泛头，就与他打啊，噫，我却还害酒哩！”由此可见，猪八戒是故意去激怒他的，并非如“犯头”注所说的“无意触怒对方而引起对方的误会”。换言之，若把《西游记》中的“犯头”视为淮安方言，那么，在第三回中虽还可通，在三十一回中就通不过了。

第三，“倒蹅门”的“蹅”与淮安方言“倒站门”的“站”，字音、字义全都不同。“倒蹅门”显然不能视为淮安方言。

第四，把“是”作为语尾词使用，并不只限于淮安方言。在长江以北其他地区的方言中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南通方言中就有（此条承陆树仑同志见示，谨此志谢；他是南通人）。

由此看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明言淮安方言的七个词语中，至少有四个不是淮安方言，或不能仅仅作为淮安方言。应该承认，《西游记》的注释者在这方面是花了相当大量的劳动，而且对淮安方言是相当了解的，但从《西游记》的注释来看，作品中真正能作为准安方言的词语，至多只有三个，即“欗户”、“畜（旭）”和“山恶人善”。所以，作品中的真正淮安方言，不是很多，而是很少。而且，由于我们并未对长江以北地区的方言作过普遍调查，上述的三个词语是否为淮安方言所独有，也还是问题。总之，吴玉搢的所谓“书中多吾乡方言”，阮葵生的所谓“观其中方言俚语，皆准上之乡音街谈”，至少是并不确切的。

当然，在百回本《西游记》中，确有相当数量的长江以北地区的方言（包括上述淮安方言在内）。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吴语地区的方言。现举一些明显的例于：

一、“圆丢丢”：见43页。按，此为吴语中形容圆形物体之词。

二、“掮”，在书中多次出现，见778页、782页、835页、948页、949页等；有时也写作“搴”，见412页、413页、776页、780页、859页等（按，776页写孙悟空把芭蕉扇“搴在肩上，找旧路而回”，778页则说“牛魔王赶上孙大圣，只见他肩膊上掮着那柄芭蕉扇，怡颜悦色而行”，足见“搴”为“掮”的另一种写法）。“掮”为吴吾方言的常用词。

三、“拗”，见326页：“把清油拗上一锅。”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于此有一条注：“ 拗（yǎo）—— 用勺取水叫舀。拗，舀的同音字。”按，在普通话中，拗的注音ǎo，而非yǎo。在古代字书中，拗有“於教切”、“於绞切”等读音，但作为反切上字的“於”，是读作 “乌” 的，所以，拗与舀并非同音。换言之，把拗的读音注作yǎo，视为舀的同音字，似乎并不确切。而在吴语地区的方言中，确有称 “用勺取水（或油）”为“拗（ǎo）”的。要装上一锅水（或油），在以前一般都要用勺。因此，“把清油拗上一锅” 的“拗”当为吴语方言。又，若是用其他器具取水，在吴语方言中也不称为“拗”。而《西游记》339页写到用玉瓢、玉酒杯取水，就称为 “舀” 而不称为 “拗” 了。足见作者对吴语方言中的“舀”、“拗”的区别非常熟悉。

四、“替”，见1172 - 1173页：“行者道：'我解得（《多心经》），我解得。’……

（八戒）说道：'嘴巴！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又不是那里禅和子，听过讲经，……说甚么晓得，解得！’” 又 ，1174 - 1175页：“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晓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里来，正替你我一般哩。’” 这里的两个“替”字，都作“与”字解释。把“与”说成“替”，乃是吴语方言中的现象。

五、“该”，见216及217页：“活该三百多余岁”，“整整压该五百载”。按，在某些吴语方言中。“该” 字接于动词之后，含有“在那里”之意。例如，我们听宁波人谈话，有时就会听到这样的对话：“某人还活该否？”“活该。”或者：“咸菜上的石头压该否？” “压该。” “压该多少时光了？” “压该半个月了。” 《西游记》中的这两个“该”字，只有作为吴语方言，才解释得通。

六、“軃”，见493页：“只见廊庑下，横軃着一个六尺长躯。……原来是个死皇帝，……直挺挺睡在那厢。” 此一 “軃” 字，显然为躺、睡之意。按，在一般的字书中，“軃”字皆释为“垂下貌”，也可作为“躲”字使用，无释为躺、睡者。惟在吴语方言中有这样的用法。《海上花列传》第二回：“（王阿二）便说：'榻床浪来軃軃哩。’ 朴斋巴不得一声，随向烟榻下手躺下……” 可证。

七、“跄”，见254页：“八戒调过头来，把耳朵摆了几摆，长嘴伸了一伸，吓得那些人东倒西歪，乱跄乱跌。”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于此有注说：“跄 —— 这里是形容行路歪斜的样子。” 接 ，“踉跄” 一词有行路不稳之意，单独一个 “跄” 字并无 “行路歪斜” 的意思，吴语方言中，“跄” 为奔跑之意；此处 “乱跄” ，实为吴语。盖 “那些人” 被八戒惊吓以后，胆小的已吓瘫了（“东倒西歪”），胆大的则尚能奔跑，但因害怕之故，一面奔，一面跌。

八、掆，见724页：“呆子慌了，往山坡下筑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掆住钯齿。”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注释说：“掆 —— 同扛。掆住，顶住。” 按 ，“掆”确是 “扛” 字的另一种写法，从上下文看，此处的“掆住”也确是顶住之意；但“扛”字在字书中并无“顶”的意思。惟在吴语方言中，有一与“掆”相近的音（其音大致相当于上海方言中“戆大”的“戆”），其义为两物相顶。此处的“掆”字，当即吴语方言。因吴语方言中的这个音，无法以方块字来准确表示，故只得用音读相近的“掆”字。

九、“等”，见1075页：“三藏与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抬着我们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抬！’” 按，当时三藏、行者等都已在被人抬着走，行者为什么还要说 “等他抬” 呢？根据 “等” 字的一般意义，此句显然是不通的。但在吴语方言中，“等” 有 “随” 、“让”的意思，“让他去” 可以说成 “等他去”。所以，此处的“等他抬” 实为吴语方言，即随他抬、让他抬之意。

十、“安”，如594页：“将核儿安在里面。” 600页：“这行者双手爬开肚腹，拿出肠脏来，一条条理够多时，依然安在里面。”984页：“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此等 “安” 皆 “放置” 之义。称 “放置” 为 “安” ，也是吴语方言。

以上十例，仅是百回本《西游记》中所用吴语方言的一部分。我请教了好几位苏北地区的同志，包括三位六十岁左右的淮安同志，得知在淮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方言中，都不这样使用。当然，由于我没有对苏北地区的方言作过广泛调查，上举的十例中，可能有少数也见于苏北乃至淮安地区的方言，只不过我所请教的这几位同志不知道罢了。但可以相信，它们的绝大多数都不是淮安方言；或者说，大多数都不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

由此可见，百回本《西游记》中，实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方言并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