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信佛，推行素食戒杀运动，可暴虐的高洋为何也行此举动？(梁武帝从信佛到灭佛)

梁武帝萧衍，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其所在南朝历来为汉族政权，接受佛教东传已有五百多年，此时佛教发展有着深厚的根基，而梁武帝本人已然将佛教当做了政权统治的必要组成部分。

南朝佛教发展迅速，这一切都与南朝诸帝王的扶佛政策有关。

在刘宋建立之前，佛教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几乎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许多佛教高僧更是深受统治阶层的赏识和尊崇，社会地位较高。

刘裕在代晋自立前夕曾利用佛教来大造舆论，以佛教祥瑞和预言来论证权力过度的正当性和神圣性，这使得天命与佛命合二为一，本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作为中国的公认宗教而出现了。登基之后的刘裕继续他的扶持佛教政策。永初元年，宋武帝在内殿设斋请沙门道照陈词，永初三年，武帝又行幸于化成寺，在该寺建造二十八个子院并度僧千人。在这一扶佛基调下，刘宋后来皇位继承人越发重视佛教，其更是创立和完善僧官制度，设立僧正为天下僧主，并给予一定钱粮补贴，如敕僧瑾 “为天下僧主，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赐，并车舆、吏力”，可谓优待至极。

萧齐一朝时间较短，总计二十余年，在位诸帝王对佛教也多崇信，大都对佛教采取扶持政策。萧齐开创者太祖萧道成对名僧颇为礼敬，据《高僧传·僧远传》记载：“齐太祖将升位，入山寻远，远固辞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礼，咨访委悉。及登禅，复塞驾临幸。”

齐世祖武皇帝萧赜对佛教同样礼遇有加，据《南齐书·武帝·本纪》记载，武帝在遗诏中说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武帝不但本人奉佛，还嘱咐子孙后代对佛像要尽心供养，可见对佛教的信仰之深厚。

南朝诸帝王一贯的奉佛举措使得佛教发展愈来愈盛，梁武帝上台后，佛教已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但随之而来的产生的问题就是，佛教的过快发展已然与政权产生了矛盾，僧人开始跟国家抢占土地和人口的，僧团内部悖律放行的现象也开始发生，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梁武帝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

公元523年，梁武帝发布《断酒肉文》的敕令，在文中，梁武帝痛斥出家人饮酒吃肉的做法，并称这种做法有违佛之本意，不符礼和义，在梁武帝看来，出家人饮酒食肉是不守戒律，不修善业的做法，有违佛教戒杀慈悲本义。他希望以政令手段强制出家人戒食酒肉。敕令部分节选：

“今日寺官，宜自警戒严净徒众。若其懈怠不尊佛教，尤是梁国编户一民，弟子今曰力能制......若尤不依佛法，是诸僧官宜依法问京师。若复饮酒瞰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诸僧尼若披如来衣不行如来行，是假名僧，与盗贼不异。”

于是《断酒肉文》以王法治问的强制措施面世。梁武帝之所以发布这样的敕令，一方面有着他本人对于佛教的信仰在里面。史书上说他“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己。”五十岁以后便断绝了房事，甚至曾三次舍身寺院，朝臣们不得不花费巨资将他从寺院中赎回，尽管这样的事迹常为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史学家们所诟病，但足以看出梁武帝对于佛教的信仰虔诚之至，着实令人慨叹！

除此之外，就是前文提到的对僧团乱象的整治和对僧团势力的遏制，梁朝寺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寺院经济的强大吸附了大量民众百姓，僧尼之间收养养子养女的风气盛行，这些人口都未能编入政府户籍管理之中，这样一来，有几近一半的人口逃离于政府的赋税、徭役之外。再者，有数量众多的僧尼饮酒食肉，生活上又较为奢侈，就连尼姑养女都穿着罗绢衣裳。这种风气非但不能弘扬佛教，反而会败坏世俗，伤害正法。当时有不少大臣痛陈佛教流弊，如郭祖深上书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郭祖深还说，如果不能及时对佛教的这种流弊加以整治，恐怕来日处处成为佛寺，家家剃度出家，连一尺土地一个民众都不归国家所有了。郭祖深以直言善谏著称，在梁武帝大力弘扬佛教之时仍然敢站出来上书佛教的种种弊病，并且陈词有理有据，这也是促使梁武帝下定决心作《断酒肉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强令僧人素食戒杀，看似简单的举措，可实际却大大规范了僧人的行为和限制了僧人势力的扩张，僧人对社会百姓没了诱惑力，百姓安于务农，同时大部分投机取巧的僧人也会还俗，并归于户籍之中，此消彼长之下僧人势力收缩，百姓回到正轨，国家税收自然就会提高。可以说，梁武帝在大力推广素食改革成效是十分显著的。

诚然，梁武帝对佛教推行素食戒杀规条，只是志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但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践行者，他必然是希望佛教能够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其他的原因，梁武帝推行素食戒杀运动不久后，北方的统治者也同样对佛教推行素食戒杀运动，而运动的发起者就是北齐的建立者—高洋。

说起高洋，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暴虐荒淫得毫无底线的君主，可就是这样一个疑为精神病患者的人，在执政的时候却有着推行素食运动的举措，这一英明举动的确让很多人不解。

其实北朝佛教的发展，并没南朝佛教发展得那么顺利，北魏太武帝在位时，崇奉道教天师寇谦之，希望得到长生秘籍，而寇谦之又频繁在世祖面前对佛教加以诋毁，又因佛教积聚不少土地财物，为太武帝所忌讳，这才有后来灭佛事件的发生。

北方佛教发展有了停滞，及至孝文帝推行汉化，开始接纳僧人，他亲自为京城僧人剃发，并施以僧服。与此同时，他又新建寺院、舍斋布施以及大赦天下，不久后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不仅如此，为了更进一步发展佛教信众，孝文帝还根据地域大小，给予各州一定的度僧名额和指标。至此，太武帝灭佛之后的北朝佛教又焕然新生。

此后北魏诸帝王也都倡导佛教信仰，广建寺庙庭院。魏末之时，佛寺数量达到三万余所，仅京城洛阳内外就有佛寺一千余所。北魏后来分裂为东西二魏，不久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

相较于梁武帝，历史上对于北齐的创立者高洋奉佛一事记述较少，但这也难以掩盖他本人扶持佛教的事实。

高洋当政之时，曾与多名德高望重的高僧来往密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法上和僧稠禅师

法上，俗姓刘，朝歌（河南卫辉）人，十二岁出家为僧，曾做过东魏、北齐两朝的僧统，他在僧界威望极高。高洋对法上十分崇敬，拜他为戒师，并亲自亲任命法上为十大僧统中的大统，并把其余僧统降为通统。在高洋看来，法上如同现世佛陀一般，凡他所发言论，高洋无不承用。

僧稠，俗姓孙，河北昌黎人，二十八岁时就名声在外，北魏孝明帝曾三次召请僧稠出山讲法都被他拒绝。孝武帝时仍诏不出，便为他在山中修建精舍禅室，集徒供养。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东西交流受阻，僧稠仍在为传法奔波。

天保二年（551年），高洋下诏，请僧稠赴邺都弘法传教。在高洋苦苦相求下，僧稠答应前往，时年己是七十多岁的高龄。高洋亲率文武百官以及仪仗队前往城郊迎接他，并一路扶持僧稠进入宫内向其请教佛法禅理。在听完僧稠讲法之后，高洋“毛竖流汗即受禅道”，对其笃敬殷重，从之受菩萨戒。

除了法上和僧稠之外，其他凡有名望的高僧在北齐也都得到了十分优厚的待遇，高洋还经常广建寺院，资助佛经翻译事业，积极组织演讲法会。据《续高僧传》中记载：“文宣之世，立寺非一，敕召德望，并处其中。国资所奉，隆重相架。裕时郁为称首，令住官寺。”

总而言之，高洋为佛教在北齐的发展创造了宽厚的条件，吸引了诸多高僧来到北齐传法，佛教发展盛况空前，这为后来高洋戒杀素食政策的推行作了很好的铺垫。

《断酒肉文》可以看做是梁武帝下令敕断酒的开始，而高洋的政策中并没有如此鲜明的具有标志性事件。总体而言，高洋所实行的戒杀素食政策是长期的，是前后延续的一个过程。从历史记载来看，高洋曾多次下诏实行戒杀素食，如：

天保二年（551年），文宣帝下诏曰：“诸鹫鸟伤生之类，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营宝塔，废鹰师曹为报德寺。”

天保二年（551年），“断酒禁肉，放舍鹰鹞，去官牧渔，郁成仁国。又断天下屠杀，月六年三民斋戒，官园私菜荤辛悉除。”

天保七年（ 556年），“五月丙申，汉阳王洽薨。是月，帝以肉为断慈，遂不复食。”

天保八年（557年），“夏四月庚午，诏诸取蝦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唯听捕鱼。乙酉，诏公私鹰鹤俱亦禁绝。”

天保九年（558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

从以上列举的政令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两方面，即戒杀放生以及断肉食素。戒杀放生占据的条文居多，如天保二年、八年、九年的诏令中都有关于放生的内容。断肉食素的诏令有天保二年、七年的两次记载。从实行范围上看，既包括上层贵族阶级，也包括普通百姓。从时间上看，自天保二年到天保九年陆续有政令发布实施，而高洋总共在位十年（550—559 年），戒杀素食政策可以说是贯穿文宣帝高洋一朝。

尽管关于高洋所实行的戒杀素食政策成效如何，史籍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北方社会中推行素食的做法所带来的影响力显然是不能被低估的。

高洋大规模推行戒杀素食政令之时，是否面对和梁武帝一样的情境，史籍中也没明确记载，但从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他对佛教具有个人倾向。

第一件事，高洋的父亲高欢在世时鉴于“黑衣之谶”，即有术士对高欢曾说过：“亡高者黑衣”，而当时的僧人就都是穿黑衣，这使得高欢对于佛教有所忌讳，未尝佞佛，并告诫诸多儿子。

第二件事就是，高洋幼时，曾有晋阳沙门阿秃师见高洋，其再三举手指天，预言高洋将为天子，高洋极为高兴，把此事记在心里，长大后果然成真，因此高洋对佛教甚为敬重。这事不管真假，就算是高洋称帝后强行为自己加上的神权色彩，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佛门有好感的。

另外，高洋推行戒杀素食的行为很有可能受到了梁武帝的影响。纵观整个南北朝的历史，虽在政治上南北长期以对峙为主，但在文化的借鉴以及人才的流通方面并未中断。尤其在北魏建立后，北方政局趋于稳定，许多南朝人士开始进入北方，并且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况且北魏分裂后，东魏与南梁恢复了外交关系，并频繁有使节往来，仅见于史料记载的就达三十次之多。那么，继承东魏政权的北齐与梁之间在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也顺理成章。建寺造像、尊崇高僧的举措在北朝帝王中屡见不鲜，但戒杀素食却是高洋的首举，镰田茂雄先生曾在其著书中提到：“文宣帝建造很多佛寺，不止尊崇高僧，同时尤效法江南的梁武帝，以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并且积极断绝肉食。”

综上，梁武帝与高洋戒杀素食的初衷具有明显的差异。梁武帝推行戒杀素食既有经济上的考量，即对佛教占据国家资源的现状加以限制，从而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同时，作为一名佛教徒，梁武帝无法容忍佛教僧尼乱象的泛滥，敕令僧尼断酒禁肉也有着加强僧团管理，保证佛教良性发展的目的在里面。

高洋戒杀素食政策的推行，受其个人倾向影响较深，况且高洋推行这种政策也确实吸引了众多的佛教精英前来归附，考虑到分裂时期的大背景下，高洋此种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对于国家统一层面的确是十分有利的。

然而，两人推行同样的政策，但两人却在素食戒杀的践行上差别显著。

高洋在历史上的口碑极差，荒淫无道、形象淹没其前期的赫赫功绩，至于慈悲仁爱的形象更与高洋毫不相干了，据《北齐书》记载，文宣帝“鱗身，重踝”、“内虽明敏，貌若不足”，由此可知，小时候的高洋外貌相对丑陋，可就是这样的高洋，在执政前期却做出了赫赫功绩，北击库莫奚，东北逐契丹，西北破柔然，西平山胡，南取淮南，北齐势力大盛。成为同南陈、北周三国鼎立之中国力最为强盛的一方，其受菩萨戒也是在这一时期。

但到了天保六七年后，高洋整个人性情大变，《北齐书》记载。这种淫暴程度史上鲜有，“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其无底线的残暴举动与菩萨戒律背道而驰，他前期积累下的声誉杯消耗殆尽，最终落得满身骂名，以至于大臣祖挺在高洋薨后说：“文宣帝甚暴，何得称文？”

由此可见，高洋本人并未能将戒杀素食的理念和政策贯穿始终，在后期的个人实践上更是反其道而行。

在这要说一下，高洋突然的性情大变，史书上说他是受酒精影响，总有点难以让人信服。把一个英明神武的天子变成天下最荒唐不经的暴君，酒精有那么厉害？另外说他是类似家族精神病遗传，那么这精神病为什么在他前半生不发作？还选择性发作的吗？

与高洋症状有点类似的皇帝，前面也有一个，那就是北魏雄主拓跋珪，前期功业卓著，后期突然成了神经病，变着花样杀人，他的病因是因为服用了寒石散过多。寒石散本来治疗伤寒的，但同时又是一种，服用后浑身燥热，大冬天可以不穿衣物，魏晋以来更是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

寒石散带来的症状与高洋行为的癫狂确实有点类似，并且高洋此后还施行过崇佛灭道的政策，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后悔自己相信道士服用寒石散，最后无法自拔，只能对道士作出宣泄，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没有史料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