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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东瀛下降幡,我们依旧缺“知日”

回望东瀛下降幡,我们依旧缺“知日”

图为反映二战时期日本投降题材的大型油画(局部)。 新华社

徐剑梅(北京)

民国时期,有位大出版人——王云五。一生成就以“四百万”出名:四角号码、百科全书,万有文库。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很一厢情愿地希望有套抗战万有文库,把各种与抗战有关的个人忆述辑录在一起。齐邦媛的、王鼎钧的、黄裳的、黄仁宇的、曹聚仁的、史迪威的、费正清的、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韩国的……倘若版权归属不一,各出版社可以共襄盛举。我们不是还没有一部真正的抗战史吗,或许可以从口述史料搜集开始。

日本正式投降时,《巨流河》作者齐邦媛21岁,是武汉大学外文系学生。是夜,她离开盛大的火炬游行,离开尽情狂欢的人群,独自跑回家,“昏天黑地的恸哭”,为着一个在她生命中留下至深印记、却在胜利到来3个月前驾机殉国的青年。那个夜晚,像她这样哭泣的人有很多。

20岁的流亡学生王鼎钧当时在陕西汉阴。他没有在回忆录中谈“八一五”,他记得的是8月10日,日本公开乞降的日子。他和同学们“砍下竹竿,灌满桐油,制成火炬,编成游行的火龙,喊着口号,敲着锣鼓。蒲溪太小,我们漫山遍野地走,走到破晓”。

1945年,曹聚仁45岁,抗战八年,做了八年战地记者。他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上,千千万万给八年抗战折磨得太够了的国人,每一角落上都在以狂热的情绪,迎接这最后胜利的消息。每一新闻记者的笔尖,都给太兴奋的热情堵住了……”这一晚,他亦心潮澎湃,发愿要成为当代徐霞客,要写一部全面的抗战史……怎料胜利之后的悲哀,比抗战时期深刻百倍,苦犹未尽,甘犹未来。

8月6日和9日,美军向日本本土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粉碎了日本人的最后幻想。“一亿玉碎”的口号自己喊喊可以,被亡国灭种的危机当真到来又是另一回事。10日——长崎遭核爆次日,日本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盟国表示接受无条件投降,14日正式照会中美英苏接受勒令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15日中午,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送事先录音的《终战诏书》,原子弹被列为终战重要原因。但历史问题从这一刻就埋下伏笔。这份行文优美的《终战诏书》通篇无一处使用“投降”,无一处提到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更无一处道歉忏悔,反而声称向英美宣战“乃出于帝国自存,求东亚之安定,绝非侵犯别国主权及扩张领土”。并把接受联合宣言(即《波茨坦公告》)当成大仁大勇的自我牺牲,“时运之所趋,朕为和平计,不堪忍者亦忍之,不堪受者亦受之”。

美国作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描述日本举国上下“全神聆听”天皇诏书的情形:“一片寂静……千百万人悲哭……然而,在羞辱与悲痛之余,却也无可否认有某种得救之感。连年战祸、死亡和破坏所造成的可怕重担终于卸掉。”

大学学戏剧创作的托兰凭此书获得1971年度普利策新闻奖。作为一个娶了日本妻子的美国人,他把大量笔墨花在日本内部和太平洋战场,引用了大量日本人而不是受侵略国家民众的战争回忆,倒也罢了。但他在前言中居然深信不疑地宣称:“亿万东方人把日本的战斗看做是自己的战斗,看做是一场种族和肤色的对抗。他们还把日本的胜利看做是自己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胜利。”如此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宣传当真,令人瞠目结舌。托兰的书很生动,但立论存在这么重大的谬误还能得普利策奖,可见美国自《菊与刀》之后,恐乏真正的知日派。

中国又如何呢?传闻“九一八”事变之年,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叹息说,近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是“轻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如今,这种情况可有根本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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