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礼贤在青岛翻译道教典籍

尉礼贤在青岛翻译道教典籍

王桂云

1899年，尉礼贤来中国青岛传教，为基督教同善会牧师，逗留至1921年，在华时间长达22年之久。在青岛度过他旅华生活的重要时期。尉礼贤要按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接触周围的百姓。为此他为平民办实事。首先热心兴办学校和医院，

而今的青岛九中，它的前身便是由尉礼贤于1901年建成的礼贤书院；尉礼贤夫人美懿后来主要从事中国女童的教育，1903年她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美懿书堂，1911年又兼并了淑范女学堂。卫礼贤夫人主持的这所书堂，和礼贤书院后来发展成著名的礼贤中学一样，也后来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青岛文德女中。由于尉礼贤“办学有功”，他被清廷赏四品顶戴。他的两位妻妹也都前来执教，岳父的一个侄子来他的医院工作。

尉礼贤一到青岛便潜心学习汉语，钻研中国的经典。作为传教士，他没有传播基督教义，也没有发展一个教徒，却成了孔夫子的信徒。却以热衷于学习和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而著称，曾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他先后翻译了《论语》、《老子》、《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大学》、《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他对中国经典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并能沉下心来孜孜不倦地钻研。他往往凭借直觉感受中国古人：“通过漫长的时间隧道，穿过对他片言只语评论的迷雾，孔夫子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是那样的高大伟岸，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翻译他的谈话，时时又为其话语的现实性而深受感动”。”他除翻译而外，他还写了诸如《中国心灵》、《孔子事略》、《中国哲学》、《中国经济心理》等十余种专著。

尉礼贤非常关注道教文化，在翻译《道德经》、《老子》、《列子》、《庄子》等道教经典著作，时常与崂山道士往还切磋，崂山下清宫赠予“化雨东陲”匾额。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全真道家龙门派的祖庭胜地崂山接触到了正宗的全真道教。在崂山发现一部道家内丹典籍《太乙金华宗旨》，便由尉礼贤翻译传到欧洲。尉礼贤所译《太乙金华宗旨》也是青岛岁月的一个纪念，1929年出版后再度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精神的原发性的关注，心理分析大师荣格视之为“卫礼贤给我们带来的福音”。

尉礼贤的“名气”，实事求是的说，主要是来自他翻译《太乙金华宗旨》。尉礼贤被道教那深奥的玄理和真实的修证所着迷，他在中国22年，学到了道家全真派的正宗修炼方法。回德国后，他将《太乙金华宗旨》翻译成德文，取名为《金花的秘密》，由他的好友著名心理学鼻祖卡尔荣格为是著德文版作序。这部道家经典被翻成德文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金花的秘密》又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朝鲜文等多种文字。近年来，依据《太乙金华慧目养成生功》，由王魁溥教授还编译成日文的《慧目养神功》，连载于1992年8月至10月日本东京《气功杂志》。

尉礼贤在《中国心灵》里，有许多与崂山相关的文字。如在《崂山之梦》里，专谈崂山的神密。辛亥革命后清朝的达官显宦纷纷来青岛避难，其中不乏像劳乃宣这样的名宿硕儒。尉礼贤和他的结识颇有些神话色彩：我梦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蔼然长者，向我走来。他自称崂山，他想将崂山中的秘密告知我。我向他鞠躬致敬，刹那间他却倏而不见了。不久，德国青岛总督便介绍劳乃宣充当他的汉学老师。尉礼贤说劳乃宣和他梦中的老者分毫不差。

劳乃宣（1843年11月4日—1921年7月21日），曾任京师大学堂的总监，还是著名的音韵学家，尉礼贤对他执弟子礼，并养老送终。在劳的帮助下，尉礼贤穷十年之功将《易经》译成了德语。他们二人是这样合作的：劳先一句句讲解，卫一一记录。然后他参考《易经》原文，并根据记录，将其转换成德文，而后他又把德文译文还原成中文，念给劳听，得到劳的首肯才算罢休。从中可以看出，他翻译态度之认真，译文之可靠。另如他谈及张士珩云：我们圈子里的另外一位道学家是那位前兵工厂厂长，他和老道长极为不同。由这样的一个人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也只可能在中国发生。而且，他居然把厂子经营得很好。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罕有人能与之匹敌。除此之外，他还和所有的学者一样，是一位儒家学者。为了在生活中有更好的行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道家式的冥想。而且，一旦听说有人能对他的努力有所帮助时，他就尽力去结识。他对山岭和石头有一种偏好。根据中国哲学，山是有生命的存在，它无声地活动着。一座山能喷云孕雨，让草木覆盖着自身，而且所有这些生命都能在山中寻找某种目的和意义。因此山会慷慨赠与但是却寂静悠远。一代一代的生命都从山那里各取所需，然后逝去。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青岛附近的崂山正是一座道教名山。在山上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你时不时会发现有石椅，有时还会发现凿刻在岩石上的警句。当你凑近去看时，会发现那出自我们的兵工厂厂长之手。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晚上都难得听他说几句话。但他聪明理智，能够明了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个性极强，意志坚定。尽管他写得非常不错，但却很少动笔。因为一旦要写，就必须是精品，以便能流芳百世。当时张士珩寓居青岛，非常热衷到崂山问道。

尉礼贤（1873－1931） 德国人，原名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他出自德国劳动阶层家庭，在大学和神学院学习结业后任教会牧师。1899年5月12日，他受基督教同善会的差遣从上海抵达青岛，协助花之安（福柏）布道。1914年，德日易帜后并未离去，直到1920年归国。

尉礼贤来华，最初在高密一带传教，创办同善医院，地方领袖单姓士绅捐助200亩土地，并赠予“善人”匾额。

1899年德国殖民政府修建胶济铁路、收民地迁移坟屋。高密芝兰庄村民要求多开涵洞、以免水患，德国兴建公司置之不理，村民武力阻止，遂发生冲突，德方拟出兵镇压，经尉礼贤与青岛华人商会领袖傅炳昭出面居中调停，双方让步，其事始解。

传教士卫礼贤在青岛留下了不少有纪念意义的足迹，特别是创办礼贤书院一向为人称道。实际上，他为这座城市注入了一种非凡价值由于他的译经活动，青岛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东学西渐的一大桥头堡，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话中青岛获得了话语权。1898年，胶澳德总督府成立学务委员会。次年尉礼贤提议办一所师范学堂为蒙养学堂培养师资，得到允准。他在寓所办起德文学堂。1901年基督教同善会创办礼贤书院，他任监督，同时开办了同善医院。1903年礼贤书院建成新校舍，实行“中西结合”教育方针，前后毕业学生不下千余人。1904年尉礼贤建议中德政府合办青岛特别高等学堂，1909年学校建成。他还受同善会委托于1903年创办了女子学校美懿书堂。

礼贤书院是卫礼贤留给青岛的一份礼物，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一所新式学堂，站在了近代青岛教育史的起点上。1901年初设于胶州路，1903年迁入教会山，也就是今上海路上的九中所在地。

尉礼贤在青创办礼贤书院，至1906年，礼贤书院已经扩大至4个班，60余人。经山东学台同意、礼贤书院毕业生可选拔优贡获得功名，是年礼贤书院第一班毕业生谭玉峰即被选拔为优贡。1906年山东巡抚杨士骧以尉礼贤办学有功之名，奏请朝廷，赏赐给他四品顶戴。尉礼贤成为青岛赫赫有名的尉大人。1907年1月12日，礼贤书院举行了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

尉氏推崇儒教文化堪称一绝。明末入华之利玛窦，曾将基督教仪式引入尊孔当属创举，这次尉氏在青岛发扬光大。在礼贤书院里，除了自己担任校长，尉的妻子美懿出任德文教师，平度举人邢克昌任汉文教习，贡生出身的博兰升教汉文，蓬莱书馆毕业的朱宝琛教数学。内设有尊孔文社，大礼堂悬挂孔子画像，每日清晨点名，他都要对学生宣讲孔孟哲学与修身之道，常以孔子比拟耶稣，并亲往曲阜拜谒圣庙圣墓。同后来居青岛的康有为应引为同道。尉礼贤与当时山东清廷官员过从甚密，山东巡抚周馥、杨士骧来青视察，尉礼贤每每亲率学生到青岛车站或码头迎送。周馥为其推荐劳乃宣为师。

在教育层面上考察，卫礼贤将书院办到了某种极致，何以至此？可推思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他是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崇敬来兴办这所新式学堂的，不囿于体用之辩，切实贯彻融合之道，在教育理念、办学体制、教学方法上以及师生关系上均消弭了文化歧见，将中国的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理想融合为一，很好地实现了教育上的中西合璧。

于是，这座西式学堂深得中国人赞赏也就不难理解了，以致引起了朝廷关注。1906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奏请朝廷赏卫礼贤四品顶戴，以嘉奖其办学之功。这被认为是 “加入中国官僚体系的标志和等级地位的象征，在帝国时代，其他西方传教士 （例如施泰依勒传教会的安冶泰主教）往往需要施加外交压力才能获得这项殊荣。”这一年，当卫礼贤身着朝服出现在书院开学典礼上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中西教育理想的一个共同象征。卫礼贤自身的中国化初步实现了。

为研究学术，1913年，卫礼贤在书院内开办尊孔文社。国学与西学对话。这是一个文人雅集的自由学术团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晚清遗老，二是在德华大学任教的德国学者，他们在一起开展东西方文化对话，因而也被称为“中西文社”。随后建起藏书楼，由时居青岛的逊清恭亲王溥伟为尊孔文社题写藏书楼的匾额，劳乃宣则于1914年5月11日撰写了《青岛尊孔文社建藏书楼记》。典汇中西书刊藏书达3万余册，以中国传统文化经籍为主，涉及各类中外图书。供学者查阅，这被认为是青岛第一家公共图书馆。

卫礼贤很高明，开文社以崇儒，同时也使他获得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试想，遗老中哪一个不是饱学之士，一批翰林硕儒在向传教士讲叙着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精髓，这等良缘奇观也只有卫礼贤可拥有。

表面上看，尊孔文社被视为一个以儒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机构，其实也暗含着沟通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之努力。卫礼贤这一构想与明末入华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利马窦的“合儒”路线有谋而合，而且更进一步，儒学不再被视为客体，返归主体。前辈花之安牧师也倡导基督教教义与儒学思想“同条共贯”说，其名著《自西徂东》就是以儒学包装基督教的尝试，运用了儒学中“仁、义、礼、智、信”五常概念进行两种文化的掺和。在基督教与儒学的框架中，一幅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层图景展现了出来。

卫礼贤所译《太乙金华宗旨》也是青岛岁月的一个纪念，1929年出版后再度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精神的原发性的关注，心理分析大师荣格视之为“卫礼贤给我们带来的福音”。

在青岛，卫礼贤精心翻译着两千年前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元典，以《论语》德文版在1911年的出版为标志，到1920年告别青岛，十年之中，十部经典，而且还有关于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现状以及风俗人情的大量评述。如此成绩奠定了他作为世界顶级汉学家地位。 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励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尉礼贤对中国传统文化由衷钦服，翻译经书：成就西方著名汉学家。从办学到译经，展开了更深层次的中西文化对话，对于尉礼贤来说，这是由初步到完备的中国化之路。 大清国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对卫礼贤的译经活动产生了极深影响。《易经》是卫礼贤所译最重要的一部中国典籍，学习、研究和翻译历时十年。这是在劳乃宣协助下完成的一项伟大的跨文化传译工程，其诞生本身即体现了对话与合作之精义。尉礼贤不仅读懂翻译了《易经》，而且学会了问卜之法，对语义的象征性与符号的启示性也有了切实的把握。

尉礼贤译《易经》一出，便成为西方最权威的版本，至今仍无人超越。得益于尉礼贤，西方知识界的东方视野重新得到了深沉而嘹亮的开启。

在尉礼贤聘请的中国教员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例如平度籍举人邢克昌,就是尉礼贤最早的经学老师。尉礼贤对《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的学习,研究及早期翻译,多得益于他的帮助。尉礼贤长期认真研读中国经籍，与康有为、辜鸿铭、劳乃宣等中国学者切磋，成为一名有作为的汉学家。他将《四书》、《易经》、《道德经》等译为德文出版，为此受到德国政府与学术界的嘉奖，授予其文学博士学位。他还撰写了《实用中国常识》、《中国心灵》等研究中国文化的专著。尉礼贤在著作中肯定了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等改革家的贡献，相信“中国文化智慧可以被裨益今世”。

文化互动青岛成为重要桥梁。1922年，卫礼贤再度来华，次年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回德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办中国学院。他的儿子，1905年出生于青岛的尉德明留在了中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参照其父创办中国学院这一模式，1933年在北大创办了中德文化协会。 接续薪火，尉德明继续推进《易经》的研究，其《关于的报告》是西方易学的权威著作。尉德明应该还记得这样一件事，这就是在中国看见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书。康德哲学传入中国的起点在哪里？这个起点很可能就在青岛。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康德的第一个学术随笔，译本名《人心能力论：论意志能制病情》，这被认为是在中国出版的首部康德著作，是由尉礼贤与周暹（周叔）合译的。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德国人关注中国文化，中国人也在关注着德国文化。近代以来，亲历德国并有学术创见的中国人，当属康有为、辜鸿铭、蔡元培、宗白华、冯至等五人，巧合的是，五人与青岛都有关联。

康有为海外流亡期间曾九入德国，写有《德国游记》和《补德国游记》，对德国文化知见颇深，1923年始寓居青岛。 辜鸿铭为德国通，曾被德国人赞为“中国的歌德”，他将儿子辜守庸送来德华大学读书，1913年来青岛探望儿子，并与遗老和尉礼贤会晤。此前辜鸿铭如何用英语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满清帝国的覆灭，原因在清流运动的失败。1901年将一年来发表于横滨《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英文系列政论，结集成书，定名《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直译当作《来自督署衙门的论文》，在上海刊行；紧接着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英文新着《中国的牛津运动的故事》，中译名为《清流传》，刊于上海。1911年德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尉礼贤在青岛根据辜氏《尊王篇》和《清流传》而编译的德文《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一书，在德国出版，深受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哲学家们欢迎，并成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书。这些正是辜鸿铭对青岛分外关注的因由。辜鸿铭在1913年由上海赴青岛居留，与尉礼贤过从甚密，尉礼贤应该算是他在青岛最好的朋友了。尉礼贤对辜鸿铭早有耳闻，初次见面是在1912年，以文会友嘛，卫礼贤在学习中文的开蒙阶段，得到了辜鸿铭的指导。他们之间和睦相处很快成为了朋友。 蔡元培1907年随驻德公使孙宝琦入德留学，后来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的倡办者。

宗白华1913年入德华大学读德文，1920年赴德留学。

冯至1924年夏来青岛度假，译海涅，写有《在海水浴场》组诗，1930年负笈德国。 在东学西渐的尺度上，青岛成为德语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文化输出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像青岛这样成为这么多中国典籍的译出之地。当代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曾言：“没有尉礼贤，现当代德国的哲学、心理学、神学、文学等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2009年6月3日在“德国汉学百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这张照片上的左数第二个人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尉礼贤。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14年青岛日德战争中的一天，作为牧师，他正在给阵亡的德国士兵主持葬礼。他的周围聚集着无数的德国妇女和儿童，只有很少的几个男人，他们大都老弱病残。当时的尉礼贤，神情凝重，他的内心一定非常地痛苦。他不停地救助伤员，主持葬礼，军事上的失利，使殖民地的前途一片黯淡；这里有他顶礼膜拜的文化，他的人生命运将被战争强行地改变，在他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这一天，他非常压抑。战争的结局没有出乎意料，青岛被日本人夺走。万幸的是，日本人没有将这位上帝的使者作为战俘押往日本。战后的尉礼贤继续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出版了大量著作。1914年日本占领之后，尉礼贤坚持留在了青岛。他不定期地出版一本叫做《给朋友们的报告书》的杂志在欧洲发行。

1921年尉礼贤返回德国，在各地演讲和传播中国文化。次年再度来华，任德同驻华使馆文化官员，后又应蔡元培校长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编纂《北京之皖》杂志。1924年底，尉礼贤回到故国，为播扬中国文化四处奔波，于1925年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创建了德国第一所中国学院，担任该院院长，以此为基地，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弘扬中国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3月1日，尉礼贤卒于图宾根，英年早逝，时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