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门在太行山中，龙门在伊阙

文/张立东

先秦文献中称作孟门的地方主要有两处：一在太行山中；一在黄河上。后世注疏家均分别注之，至多指出古代有两个孟门，从未将二者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两个地方都叫孟门，决不是偶然巧合，二者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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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魏策一》：“吴起对曰：‘…...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帯河，后被山’”。此言前后左右，显然是讲殷纣之国的四至，孟门是其中之一。纣王时，商王朝的政治重心已迁移到沫地的别都，其地在今河南省鹤壁市辛村一带，因此上引文中的四至当在沫都的周围寻求。河在古代专指黄河。商代末年的黄河是在商都东面由西南向东北流。既然“前带”之河位于沫都的东南，那“后被”之山肯定是在沫都的西北，依此，则其非今之太行山脉莫属。今天漳河、溪阳河是分流的，而在古代二者却是汇流的。《史记•魏世家》：“若道河内，信邺、朝歌，绝漳釜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文中有“漳釜水”，由“互摄通称”例之，可知二水是合流的。《水经注•浊漳水》：“漳水又北，釜水入焉”。可见北魏时釜水仍是漳水的一条支流。此处的“漳釜”，应是指二水交汇的地方，其地在今河北省磁县、临漳一带。既然漳釜位于沫都的东北，那么与它相对的孟门自应在沫都的西南。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用汉代地名重述《魏策》为：“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如将这段话与《魏策》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四至的方位有很大出入。后两句言北、南。那么前两句的“左"、“右”肯定是指东、西。而既然太行是在沫都的西面，那么孟门必定在沫都的东面。司马贞索隐：“刘子按：纣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就是根据《史记》做出的推论。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的。黄盛璋曾认为：“孟门山当指朝歌西北面一带山”，显然也是与实际不符的。

孟门还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其文为：“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太行。”杜预注：“二队，分兵为二部。孟门，晋隘道。太行山在河北郡北”。高士奇《地名考略》曰：“当时齐轻兵深入，既取朝歌，则分兵为二部，一入白陉，由朝歌而扼其险隘，一登太行，自河内以瞰共腹心”。直以白陉当孟门。段木干主编的《中外地名大辞典》也说孟门山“疑即今河南省辉县之白陉，为太行山第三陉也”。

辉县还有一个名叫天门的地方。《水经注•清水》；“次东又得焦泉，泉发于天门之左，天井固右。天门山石自空，状若门焉，广三丈，高两匹，深丈余，更无所出，世谓之天门也”。《元和郡县志》卫州共城县条：“天门，在县西五十里”。《大清一统志》则谓天门山“在辉县西北五十里，亦名石门山”。天门的形势、位置均与孟门相近，或即古孟门。太行山中的孟门在汉代以后鲜闻于世，天长日久，当地居民已不知这个地方曾叫做孟门。于是以其髙大似门而称之为天门，或随便叫做石门。各地称做石门的地方很多。例如：

《后汉书•公孙瓒传》：“中平中，张纯与乌桓丘力居等入寇，瓒追之，战于属门石门，大败之”。

《水经注•潦水》：“深水又东南经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

《元和郡县志》河中府解县条：“通路自县东南逾中条山，出白陉。趋陕州之道也。山岭参天，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白陉岭焉”。

这些地方都是因为山势中断，其状若门，而谓之石门。

至于辉县西太行山中的白陉与天门是否一地，笔者不敢妄加推断。我们仅能肯定“陉”与“门”所表示的地形是颇为相近的。陉，重在道路，是指夹在两山之间的隘道。《尔雅•释山》：“山绝，陉”。《说文解字》：“陉，山绝坎也”。《元和郡县志》怀州河内县条：“连山中断曰陉”。门，重在山势，是指峡谷的入口处。解县石门与白陉之间的关系即其例证。辉县天门与白陉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与解县者一致。

白陉

杨伯峻、史念海、杨升南等都曾指出孟门在辉县西。谭其骥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孟门标在輝县正西偏南处。其位置正与天门或白陉约略相当。不管孟门是否后来的天门或白陉，它位于辉县西是可以肯定的。这一位置与《左传》、《战国策》的文意正相符合，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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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文中的孟门是指黄河上的孟门。《水经注•河水四》对河上孟门的位置、形势及传说记载得颇为详细，今转抄如下：“河水南经北屈县故城西，北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水南出，孟门山与龙门山相对。……《尸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邱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2传》曰：此登盟门，九河之隥。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阨，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雰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浚波颓迭，迄于下口”。至于其具体位置，胡渭《禹贡锥指》云：“龙门之上口为孟门，在今吉州西，西直陝西延平府之宜州县”。《中外地名大辞典》以今地名指出：“在山西省吉县西，陕西省宜川县东北。”根据上引各书所指的具体位置，参以《水经注》的描述，我们可以断定孟门即今吉县和宜川县之间的壶口。

壶口之名最早见于《禹贡》。《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北屈县下：“《禹贡》壶口山在东南"。《水经注•汾水》：“汾水南与平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尚书》所谓壶口治梁及岐也”。依《元和郡县志》，此壶口山在临汾县西八里。最早将黄河上的孟门称作壶口的是《括地志》，后来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均承其说。史念海在《黄河在中游的下切》中仍指认今黄河上的壶口为《禹贡》的壶口，而认为孟门山“就在圪针滩，和壶口相距五公里。一般说山，都令人联想到高峰峻岭，其实这座孟门山却是黄河河道中间几块大石头。其中最高的一块迄今犹高十三米。河水从石旁深处流过，已经看不出所谓巨厄的作用了”。诚如杨守敬所言：“以孟门为壶口，荒矣！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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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明确东西两处孟门的关系，需对《吕氏春秋》、《尸子》和《淮南子》关于孟门的传说进行通盘考察。前二者已见上文，现再将后者摘录于下，以资比较。其文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这里的记述与《尸子》相同，而与《吕氏春秋》有所区别。《淮南子》和《尸子》谓：“河出孟门之上……大禹疏通，谓之孟门”。而《吕氏春秋》则是“河出孟门……禹于是疏河决江……”。这两种说法貌似相合，实则抵捂，致使古今各位疏家均未能将这一传说理清。《吕氏春秋》高注：“昔龙门、吕梁未通，河水蓄积，其深乃出于孟门山之上”。是用《淮南子》和《尸子》来解释《吕氏春秋》，当然无法讲通。日本人松皋圆注曰：“河道过孟门之麓耳"。始跳出高注的窠臼。陈奇猷才最终阐明了此段文字的本意。他说：“出即‘出入’之出。以河流言，‘出’为经流之意。此文谓河水经孟门之后，由于龙门、吕梁之阻，于是大溢逆流，致使‘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以文法分析，义至明显。高盖误‘出’为淹没之意，遂不得不增‘其深’二字为解，失之添设”。

《淮南子》和《尸子》关于孟门的传说是自相矛盾的。其矛盾之处有二：第一，既然河出孟门之上，“龙门未辟，吕梁未凿”也就不是洪水形成的直接原因，这两句话在整段记述中没有多少意义。第二，如果真是大禹疏通之后此地才称孟门，那么上文的河出孟门之上就与之发生矛盾，这是不符合行文惯例的。相比之下，《吕氏春秋》的说法较为合乎情理。因而其所记述的孟门传说应是比较原始的形态。

三书所述孟门传说中均有“名曰洪（或鸿，鸿借为洪）水”一句。此言“名曰”，可见由孟门所出之水当为最初的“洪水”。既然如此，要想认识孟门传说的真相，必须首先弄清洪水的本义。洪水之“洪”，《尔雅•释诂》释为“大”，后世学者多承此说，认为洪水是公名。徐旭生始论证“洪水”最早应是专名。认为：“水出共山，故名共水，后加水旁为洪”。洪水又叫洚水。《说文解字》：“洪，洚水也，从水共声”。《孟门•滕文公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告子下》：“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徐旭生指出：“《广韵》‘洚’字有户公、户冬、下江、古巷四切音，‘洪’字为户公切”。洚字的户分切与洪字发音全同。因此他推断：“按古初传说是写作洚水，按着战国时普通的用法却写作洪水。孟子拿‘洪’来解释‘洚’，是用当时语解释古语”。关于洚水的逆行，徐氏亦有颇精到的见解。“大凡两水会合的时候，水大的力强，水小的力弱”。“淇、共诸水入黄，遇着奔腾的黄流，力弱势小，也成倒流；这就是古人用‘逆行’解释洚水的原因”。

既然洪水最早是共地的一条水名，而共地的孟门又大致在洪水的上游，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孟门传说最早发生于共地，它所描绘的是共水的情形。

将孟门传说由秦晋之间的黄河上复原到共地，“河出孟门”这句话就显得颇为费解了。要想解决这一矛盾，还得求助于徐旭生的研究。只需读一下徐氏关于“洪水”何以由一条小水之名转而成为公名的一段话，我们就会豁然明白。他说：“黄河在上游不能为患；初入平原，纳了共水，才奔腾冲击，构成大患。共地的居民没有远出考察，不知道黄河经流山间、原间及平地的关系，只看见它原来不能为患，纳了共水，才无法制约，酿成大患，很容易误会祸源不属于河而属于共。并且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现在已经成为受教育人的常识，可是我国直到元、明，还误认岷江为正源。东方未能远出的氏族或误认洪、共诸水的源为黄河正源，也很难说”。《吕氏春秋》和《尸子》均有“大溢逆流”之语。今黄河在壶口与龙门之间，是在峡谷中穿流，其间虽有几条小河注入，但不太可能形成逆流，将最早的孟门复原到共地，正可以解决这个矛盾。

不仅黄河上的孟门是由东方搬过去的，而且那里的龙门也是如此，龙门传说最晚在春时期已经形成，《墨子•兼爱中》：“古者禹治天下……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据上下文，这里的龙门应该是指今山西河津、陕西韩城之间的龙门。可是夏族是在河南的伊、洛、颖、汝流域兴起的，大禹之时甚至整个夏代，山西南部都不是夏族的活动地域，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禹凿龙门的神话传说。徐旭生谓：“案今河南洛阳县南二十余里的伊阙，俗曰龙门，并且有‘假龙门，真香山’的说法，是现在的当地人也并不认它为真龙门。但是此地龙门的名称来源颇古：《杜甫集》中有‘游龙门奉先寺’诗，就是指这个龙门。韦应物‘龙门游眺’诗：‘凿山导伊流’，明指伊水，也是说这个龙门。这就足以证明唐朝人总是把伊阙叫做龙门。《两京就记》内说：‘（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曰：“此龙门也，自古何不建都于此？”’它所说未知确否。但是伊阙又名门龙，虽不见于《汉书》、《水经注》各书，却来源颇古，并非起自唐时，大约可以断言”。并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颖，馆子洛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进一步推论：“这一点的经过正足以证明春秋时的人全相信伊阙是由大禹开凿的”。

孟门、龙门的传说，分别产生于共工氏旧地和有夏之居，后人才将其搬到秦晋间的黄河之上。这一加工，不知蒙敝了古今多少学者。徐旭生的《洪水解》一文，对四千年前的那场大水进行了颇为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可是他没有将孟门传说廓清，这大大影响了很多结论的可信程度。如果以本文所做结论来补充徐氏的研究，则可以更为圆满地复原洪水传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