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的少昊氏

鲁东南和苏北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文举例文/王青关于少昊氏的分布范围，文献记载主要有四条：《左传·定公四年》的“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即建于曲阜的鲁国；《左传·昭公十七年》的“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国在今鲁东南的郯城；《左传·隐公二年》正义引“莒，嬴姓，少昊之后”，莒国在今鲁东南的莒县；《左传·庄公二十六年》的“齐人取徐”，《左传·昭公元年》又有“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徐即淮夷”，经历代考证，徐地在今安徽泗县或邻近的江苏泗洪县。以上四个古国中，前三个是周初分封的，其中莒和郯都是袭封的土著东夷古国，鲁国尽管是外封来的，但“少昊之虚 (墟)”显然是曲阜一带嬴姓奄民由来已久的东夷地名。

徐国是由淮夷建立的古国，周初并未受封，后来被周王朝征伐而南迁至江淮地区。

另外还有四条记载也有价值。

《左传·昭公十七年》的郯子述少昊氏“以鸟名官”故事中提到了爽鸠氏，《昭公二十年》记载爽鸠氏居于临淄；《春秋·桓公三年》的“公会齐侯于嬴”，此地当为嬴姓少昊氏的一支建立的嬴国，故城在今莱芜羊里镇城子县村；《左传·隐公十一年》的“(隐公)使营菟裘”，杜注菟裘为鲁国城邑，“在泰安梁父县南”，另据《史记·秦本纪》载，菟裘氏为嬴姓，学界一般据杜注认为其地在今新泰西楼德镇一带，但笔者以现有考古资料认为，菟裘城很可能在楼德以南不远的泗水尹家城遗址；《左传·闵公二年》提到的密，杜注密为鲁地，“琅琊费县北有密如亭”，《世本》则载密如为嬴姓古国，在今费县北。

这四条文献提到的嬴、菟裘和密(密如)三邑都在曲阜周围不远，爽鸠氏则在鲁北临淄附近。

以上文献记载的莒、郯、徐三国应为嬴姓少昊氏建立的夷人古国，鲁国则是外封来的，其他城邑也应为少昊氏建立的小国，只不过到周代已逐渐消亡，被齐、鲁等国所兼并。

由这些古国或城邑的地望位置可知，少昊氏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鲁中南和鲁东南的山地丘陵地带，南至苏北平原一带。

据研究，该地域大汶口文化晚期分属于西夏侯类型和陵阳河类型，以及苏北的赵庄类型。

尽管文化面貌比较复杂，但相互之间的文化共性是主要的。

这一点从两条文献记载也能得出重要线索。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述少昊氏故事中，记录了“鸟名官”的详细情况，五鸟、五鸠(包括爽鸠氏)、五雉和九扈各有名号，各有司职；《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所言齐地临淄一带春秋之前的历史，从少昊氏的一支爽鸠氏，到季荝、逢伯陵和蒲姑氏，再到西周姜太公建立的齐国。

这两条文献追述的历史最远可达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少昊氏和爽鸠氏，距春秋时期已有2000多年，若不是有共同的文化渊源背景，很难想象分处少昊氏分布范围南北两端的齐地和郯地能保存下如此珍贵的史料。

考古遗存方面就是鲁东南和苏北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文。

迄今在该区域已有至少9处遗址发现了这种陶文，尤以莒县的陵阳河、大朱村和杭头3处遗址最为集中，其他6处遗址分布比较零散，但整体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嬴姓少昊氏分布范围基本相符，尤其苏北泗洪赵庄近年也发现了陶文，而文献记载的嬴姓徐国就在这一带，两者相吻合。

而太昊氏分布范围内目前只有3处遗址发现了陶文，遗址数量远不及该区域。

而且该区域发现的陶文种类也远多于太昊氏分布范围，目前已发现10余种，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表达多重精神崇拜的“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陶文；二是表达权力崇拜的“戉”或“斤”字陶文；三是表达鸟和羽冠崇拜的圭首形陶文。

其中第一类陶文发现最普遍，第三类陶文则多出自莒县诸遗址，但近年日照苏家村和泗洪赵庄两遗址的发掘都出土了第三类陶文，相信今后在该区域会发现更多种类的陶文。

而太昊氏分布范围内目前只发现了第三类陶文。

由此可见，该区域对神灵和权力的崇拜已被广泛接受，将这些精神信仰符号通过象形与转喻思维转化成独特的艺术传统也被普遍接受，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少昊氏分布范围的文化及社会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鲁东南和胶东出土的牙璋大汶口文化这些陶文都刻画在大口尊上，目前已发现30余件，其中完整大口尊20多件。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鲁东南一带刻画陶文的完整大口尊基本都出自成人大墓(如大朱村M17)，这种出土背景与太昊氏分布范围内的大口尊明显不同，上文已述尉迟寺和于庄两地刻画陶文的大口尊均出自儿童瓮棺葬和祭祀坑。

二者差异明显，对此有学者已做过比较分析。

与太昊氏分布范围不同的还有，目前已在鲁东南的3处及胶东的1处遗址或地点发现了大汶口晚期至龙山前期的祭山玉石牙璋共计9件，主要包括临沂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沂南罗家圈峪和胶东海阳司马台等遗址，对此有学者近年已做了综合分析。

这些玉石器多出自山区石缝中，可视为祭山瘗埋的遗存。

这四处地点的分布范围和年代与鲁东南发现大汶口文化陶文的遗址有很大重合，因此基本可认定为少昊氏的遗存。

而太昊氏的分布范围内尽管在山顶或山坡也发现了遗址，可能与祭山有关，但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祭山牙璋，与少昊氏的文化传统形成鲜明差异，这也反衬出少昊氏分布范围内文化及社会联系的紧密性。

大汶口 M10 及其随葬奢侈品举例关于少昊氏的发展与演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少昊氏与太昊氏应首先在鲁中南一带兴起，并创作了标识族群身份的“日火山”及“日火”组合陶文作为族徽。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文献记载的太昊氏和少昊氏古国在鲁中南地区都有分布，尤其太昊氏后裔须句、宿、任和颛臾就在曲阜周围不远，而曲阜本身却是“少昊之墟”，发现陶文的宁阳于庄东南遗址则位于这些古国之间。

两者看似出现了“混居”的迹象，对此刘敦愿先生早年已提出，两者应是“兄弟部落”的“二元组织”关系。

从考古发现看，经过发掘的诸多遗址都表明，鲁中南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到晚期社会分化明显加剧，在大汶口、西夏侯、野店等遗址都发现了墓室宽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如大汶口M10，墓室面积超过12平方米，不仅随葬了 80余件精美陶器，还有玉石钺、象牙梳、绿松石串饰和鳄鱼皮做成的鼉鼓(遗留鳄鱼骨板)等奢侈品，是迄今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规格最高的大墓，其墓主生前应是“准国王”。

次级大墓则多随葬陶器近百件，奢侈品较少，如西夏侯MM11等。

所以学界多认为，鲁中南此时已出现了原始国家。

与之相应，此时的精神信仰和艺术水平也显著进步，于庄发现的“日火山”组合陶文就是代表作。

这应是太昊氏、少昊氏创作出族徽陶文以彰显自身族群文化自觉的历史大背景，并可进一步推测，最先出现的很可能是同一个“炅(昊)”族，只是在后来的迁移和发展中才分化出少昊氏与太昊氏两个支族。

西夏侯 M1M5 及随葬品举例 (未注明质地者均为陶器)其次，大汶口文化末期少昊氏应主要向东南发展，在鲁东南一带实现了向龙山文化的平稳过渡，并走向繁荣和强盛。

考古发现表明，鲁东南地区是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最发达的区域，典型标志就是涌现了多座城址，包括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后两座的面积都在百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它们都集中分布在鲁东南沿海地带，再加上南面不远的连云港藤花落城址，形成了沿海都邑群的特殊现象，这是此前不曾有的，充分说明鲁东南地区在龙山早中期的社会繁荣和强盛程度，或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与之相反，鲁中南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末期以后却出现明显衰落，高等级的遗址和墓葬急剧减少，在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发展序列存在缺环。

而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发展序列最紧密，从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五莲丹土、临沂大范庄和日照尧王城等遗址的发掘遗存看，甚至可划分出“过渡期”遗存，这在铲足鼎、高柄豆、袋足鬹、蛋壳杯等陶器上都有明确体现。

这种文化发展序列的紧密性说明，少昊氏已在鲁东南平稳过渡到龙山文化，并实现了大发展。

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陶器举例鲁东南地区表达族群标识和身份地位的玉器和陶器举例第三，考古发现还表明，龙山早中期少昊氏表达族群标识和身份地位的物化载体发生了转变，社会实现了转型。

此前的大口尊和各种陶文基本消失不见，除了牙璋和璇玑还有延续外，新出现了一批装饰鸟面、兽面或卷云纹的精美玉器和陶器，在丹土、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都有发现。

其中尧王城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器盖，顶面刻饰复杂纹饰，经笔者复原可分为两层，下层为左右对称歧出的羽冠形，与前述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大汶口冠形陶文很相似；其上层为简化兽面纹，与两城镇遗址早年出土的玉圭和陶盆上的兽面很相似；而两城镇玉圭上的兽面与临朐西朱封遗址出土的透雕玉冠饰的饰纹(经笔者复原)很相似，后者的年代已到龙山中晚期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