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的中原社会
庙底沟文化陶器文/张海 赵晓军中国史前考古史上，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两个重要的“坐标”。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将以彩陶为特征的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认为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后引发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及其质疑。1928年，吴金鼎在山
庙底沟文化陶器文/张海 赵晓军中国史前考古史上，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两个重要的“坐标”。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将以彩陶为特征的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认为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后引发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及其质疑。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后由“史语所”进行了科学发掘。
作为最早发现和命名，而且特征截然不同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彼此关系如何？这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学者们亟待想了解的问题。
1931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岗，发现了“三叠层”的确切年代证据，但在“夷夏东西”的观念下，学者们多认为后岗的“三叠层”是仰韶自西向东，龙山自东向西发展，在河南相遇的结果。
中原地区存在“混合文化”的观点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明确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不是混合文化而是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期”文化，这一“悬案”才最终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和研究资料的广泛积累，学界有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的分期方案，被学界普遍认可。
严文明先生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解决了各地龙山文化命名混乱的问题。
自此之后，得益于仰韶、龙山两个重要时空坐标的确认，以此为参照的各地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迅速建立，史前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重要的认识。
由上可见，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持续关注，是中国史前考古，尤其是黄河流域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传统。
研究表明，以半坡和庙底沟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早中期大体上代表了平等的氏族社会，仰韶晚期以后至龙山时代则进入“邦国林立”的复杂社会。
然而，从仰韶社会如何“过渡”到龙山时代，“过渡期”的中原地区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呢？这依然是一个“传统”的问题。
仰韶到龙山的转变，大致发生在公元前3千纪的前半叶前后（庙底沟晚期至龙山早期，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年—4500年左右）。
同一个时段内处于中原周边的红山、良渚、大汶口、石家河文化均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早期文明，呈现出“满天星斗”的态势。
相反，中原地区则表现得相对沉寂。
因此，如何理解这500年时段内中原社会的发展状况，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我们深入了解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不可回避的问题。
以下，我们将这一“过渡期”分为三个时段做进一步的讨论。
（图一）庙底沟晚期所谓庙底沟晚期，即庙底沟文化（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晚期阶段，绝对年代大致为距今5300年—4900年。
从灵宝西坡墓地和高陵杨官寨墓地的测年数据来看，普遍可以晚至距今4900年前后，这个年代比过去的估计明显要晚一些。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庙底沟晚期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并对中原社会的变革产生影响。
首先表现在特征变化敏感的陶器上。
整体来讲，典型庙底沟文化的陶器，尤其是彩陶的装饰风格在相当大的时空范围内较为一致，主要是以黑彩、红衣黑彩或白衣黑彩为特征的花瓣纹、回旋勾连纹、鱼鸟纹等施于彩陶盆、钵一类的“盛器”之上。
当然，不同地区存在一些区域性的特征，比如豫中、豫西南地区的白衣陶相对较多，丹江上游和汉水流域流行彩陶器座和双唇口平底瓶，豫东地区常见彩陶高柄豆等。
这些特征体现了各地庙底沟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江淮地区的侯家寨文化。
至庙底沟晚期阶段，周边地区对中原的影响明显加强。
其中一个显著特色是郑洛地区白衣黑红彩的“三彩”（或称为“复彩”）陶器大量增加，尤其在环嵩山地区的郑州西山、尚岗杨、伊川土门、嵩县桥北、宜阳苏羊等遗址十分明显。
白衣黑红彩陶器是彩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通常以白陶衣打底，先以红色或黑色圆点布局，再以黑彩为补色勾勒出主体纹样。
（图二）这类庙底沟风格的“三彩”陶器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刘林期），延续至大汶口文化中期（花厅期）。
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等大汶口遗址或墓地中常见，何德亮、栾丰实、吴汝祚、牟永抗等先生均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
这类“三彩”陶器无论器形还是纹样都属典型的庙底沟风格，表现为受到庙底沟影响的再创造。
在长江中游鄂西北一带的大溪文化遗址，如枝江关庙山、巫山大溪，南阳盆地至随枣走廊一带的仰韶文化遗址，如枣阳雕龙碑等也可见到此类典型的庙底沟风格“三彩”器，年代亦大致相当或略晚。
可见，“三彩”彩陶最早受庙底沟影响出现并流行在长江中游至江淮—海岱地区，中原地区此类“三彩”陶器在庙底沟晚期阶段的突然增加，应当与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的反向影响有关。
但与大汶口文化相比，中原庙底沟晚期的“三彩”陶器中红彩的使用相对较少，基本以圆点和平行细线作为辅助纹样出现，主体纹样仍然保持以黑彩的庙底沟特色。
（图三）可见，庙底沟晚期彩陶的变化体现了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加强。
除了彩陶之外，庙底沟晚期在墓葬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尽管庙底沟彩陶体现出大时空格局上的一致性，但中原各地庙底沟墓葬的葬俗却差异很大。
关中地区以高陵杨官寨庙底沟大型墓地为代表，是最具特色的典型庙底沟墓地，发掘清理的墓葬超过200座，以偏洞室墓为主，也有不少竖穴土坑墓。
墓葬均为单人葬，不见葬具，随葬品少且没有固定组合，以单件的陶盆、钵、尖底瓶和陶环为主。
丹江—汉水上游地区以邓州八里岗、淅川下王岗为代表，庙底沟墓葬多为单人竖穴土坑墓，但相对有较丰富的随葬品，以陶鼎、罐、钵、碗、器座、仓及石骨器为组合特征。
尽管各地庙底沟墓葬的葬俗不同，但共性是庙底沟社会内部并不强调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更没有形成固定的丧葬礼制。
这种情况在庙底沟晚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大型贵族墓葬的出现和表达个人身份随葬品的增加。
灵宝西坡庙底沟晚期墓地新出现的大中型墓葬，有二层台和棺椁结构，从釜灶组合的随葬品来看，具有明显的庙底沟特色，但同时随葬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彩绘大口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