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王者的都邑为什么总是建于大河之滨

夏商王者的都邑为什么总是建于大河之滨文/陈立柱商自成汤立国，至盘庚迁殷更不徙都，文献记载凡有五迁。五迁之地，《尚书序》、《史记·殷本纪》、古本《竹书纪年》所记略有不同，而以《纪年》为最早。我们这里以《纪年》所说略为考之。

五地分别是：仲丁居嚣(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庇，南庚迁奄，盘庚迁殷。

其中殷、隞、相皆在大河之滨，学者间无异辞。

祖乙所居的庇，《史记·殷本纪》作邢，《尚书序》作耿。

《史记》“索隐”：“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两者显然为一地的异名。

邢之地望所在，《史记·殷本纪》“索隐”以为在河东，今山西河津县，《汉书·地理志》以为在河北邢台，《说文解字》“邢”字下说邢在河内。

近代以来学者间又有争论。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它距黄河不远。

庇，李斐然说即“《诗》之邯”，岑仲勉也认为庇、邯古音可通。

邯，《说文》云：“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朝歌以北正当古黄河北流的西边。

南耿所迁的奄地，汉魏以来皆以曲阜奄里当之。

此奄里为周公东征“践奄”之奄国。

这个地方是否南耿所迁之奄地？前述几个商王都邑皆在大河之滨，南耿突然一下子迁到遥远东方的曲阜，很叫人觉得突然。

再说奄在曲阜虽有后世文献为证，但得不到考古资料的支持，考古工作者在其地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只见到西周时期的鲁国城址，未见有商代前期的遗址、遗物。

南庚迁奄若在此奄里，其地不至于连遗址、遗物都不曾留下。

又据董楚平考证，鲁国之“奄”乃徐偃王之“偃”，本徐国旧地。

这些事实意味着找寻南耿之奄必另外求之。

我们觉得南耿之奄更可能是河南郾师。

其一，郾与奄，古音一协元韵，一在谈部，谈、元对转，又是双声，古音极近，当是一名之异写。

其二，郾师原是商人代夏后经营的旧地，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已能证明之，南耿迁于其地与理不悖。

据学者们的研究，郾师商城在二里岗上层某个时期曾进行过修补，重为使用。

其再度兴用或者就是南耿迁居于此，时间上亦大略相当。

其三，《尚书·盘庚》有“惟涉河以民迁”，盘庚迁去殷地，自郾师必要过河，与“涉河以民迁”相合。

如上，则商王都邑皆去大河不远，只是于大河之滨来回移徙。

这种情况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如王国维《说殷》就据隞、相皆在大河附近而说祖乙所居不得远离黄河。

岑仲勉也说殷王迁来搬去距河“总不出三百里的范围”，刘起釪指出：“殷人惯于选择定都居住的地方在河滨”，王玉哲也言：“商人所迁的地方，都在距黄河两岸不远的地带”。

不光殷王居邑近于大河，夏时的都邑也是围绕大河两岸来回移徙的。

这方面已有人做了专门的讨论。

夏商王者的居邑为什么老是环绕大河来回移徙呢？我见过的多数论者都是拿《管子·乘马》上的一段话来解它。

其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说立国都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是对的，但是否为了“因天才就地利”的经济上的考虑呢？我觉得以此来说上古王者邑于河滨未免有些“现代化”了，以为战国以来重视经济问题，建都立邑以此为重，上古之人亦必如此。

这是不明白上古王者都居的意义所致。

实际上上古王者之所以成其为王，固然是由于其实力的缘故，但古人并不这么想，或者说并不把这一切归之于自己的努力，而是认为它是老天爷的安排。

但看《诗经》中对于文王拥有天命的颂词便可知道了，而《尚书》、《逸周书》及许多先秦文献都把纣失天下归之于“废弃祀典”，“惟天不享于殷”，没有讨得上帝的欢心，等等，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再说古之都邑并非如《乘马》所言“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如《尚书序》言：“祖乙圯于耿”，即祖乙都邑被河水冲毁。

安阳殷墟两面临洹水，处在洹水曲奥处，考古发现表明北部近水处就被流水冲坏不少。

更早的有夏之居也是“自洛汭延于伊内”的，即在两水的交汇处。

西周文、武二王的都邑都在丰水的边上。

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水斗，将毁王官”，周王官也是在两水汇合的地方。

后谷水被堵，才使王宫免于毁弃。

为此太子晋发了一通议论，认为壅阻流水不合古礼，是“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害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