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不是虫而是操蛇之人

大禹不是虫而是操蛇之人文/殷伟仁一从来没有人象顾颉刚先生那样周密、透彻地梳理、分析大禹的史料。当顾先生为他创立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寻觅依据时，很自然就想到了大禹。他发现几千年来公认为圣王的大禹原本是神不是人：“(禹)起初是一个天神，后来变成一个人王，以后又变成一个夏后，最后作了舜的臣子而受禅让”。

“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大禹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堆砌、变异的过程。

顾颉刚先生这一发现成了他创立的古史辨派理论的重要基石。

顾先生新史观的价值决不限于史学本身，它与当年的社会新思潮呼应。

所以顾先生的宏论一出，社会上议论蜂起、毁誉交加，掀起了学界众所瞩目的一场轩然大波。

奇怪的是，当时辩论的热点并不在于顾先生的新思路上，这也许是因为顾先生新理论所借鉴的西方近代学说还未被国人理解，也可能是根本一屑不顾。

所以争论的焦点便从观念转移到彼此都熟稔的史料上了，那些反对顾说者的着眼点就在于貌似枝节实关大局的大禹问题，其入手处就是一个“禹”字。

顾先生在论述“禹的演化史”时说：“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当即遭到一些学者言辞激烈的诘难。

刘掞藜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中说：“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

胡堇人在《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中说：“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说文》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般望文生义的解释，如何叫人信服呢?”柳诒徵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中说：“比有某君(指顾颉刚先生)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趾之人。

……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不明《说文》之谊例，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

反对或误解顾先生学说的除了注重传统史学的学者外，还有一些颇为知名的新派学者。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隐称顾先生为“鸟头先生”，讥讽古史辨派，险些引出一场名人间的名誉官司。

郭沫若在对社会上纷传的“大禹是条虫”的说法“耳食之余”，也曾“加以讥笑”。

至于陈立夫更对哄传一时的“大禹是条虫”加以渲染夸大，故意“破坏我(顾颉刚)的研究古史的声誉”。

几十年后，顾先生还对此耿耿于怀。

面对种种难责，顾先生不厌其烦地作了辩解，他的师友们(如胡适、钱玄同等)也一再申述了对他的支持，特别是作为语言学家的钱玄同、魏建功、容庚分别写出了《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新史料与旧心理》、《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专就《说文》谊例诸事代顾先生反诘了柳文，但所有文章都未对禹字问题作出有力的答复。

钱玄同信中谈到《说文》禹字所从之“禸”，殆为汉代讹文之说，还对顾说颇为不利。

当古史新旧两派针锋相对、鏖战正酣时，“禹”字似乎成了古史辨派体系的一个裂口，倍受反对者的攻诋痛斥，社会上也哄传一时。

“大禹是条虫”几乎成了古史辨派的一个标记，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古史辨派学说的正确认识，而且还影响了顾先生及其新古史观的声誉。

几年后，顾颉刚先生很痛心地说：“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

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话间流露出被人曲解的烦闷和苦恼。

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顾先生的禹字说当作笑话。

郭沫若虽曾一度“加以讥笑”，但“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见识是有先见之明”。

“顾先生饱览诗书，娴于文献，但如欲以古文字学家的标准去要求他，未免太苛刻了。

他引用《说文》来助立其说，从文字学的角度看确有疏漏，但他把“禹”字同“神”或图腾联系起来(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9页)，不仅有先见之明，还包含了极为深刻的内涵。

这要从禹字的形义说起。

大禹不是虫而是操蛇之人许慎《说文》云：“禹，虫也，从禸(段注：盖亦四足)，象形”。

后世附议许说者主要有《说文段注》和林义光《文源》，皆以禹为虫之首足尾象形，顾先生谓禹象蜥蜴之形，盖由此化出。

持异议的有徐灏，他在《说文注笺》中认为许说“义不可通”，“疑当从虫从九，禹者，虫行屈曲，古文从九也。

” 大禹不是虫而是操蛇之人之形；大禹之母曰修已即长蛇。

禹字从又把蛇，表明禹即典籍习见的“操蛇之神”。

“操蛇之神”在《山海经》中就出现过多次。

《山海经·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

”《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

《山海经·海外北经》:“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黄蛇。

”这些由神话语言描述的“操蛇之神”，不见得就是真正的神，更多的可能是所谓的“神人”(汉代有“神人操蛇”铜印)，也即被神化的人。

要之，“操蛇之神”不单指禹，但禹乃“操蛇之神”之尤者。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的“句龙”，学者多以为是禹。

大禹不是虫而是操蛇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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