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简牍文字已是最主要的通行文字

夏商时期简牍文字已是最主要的通行文字文/袁广阔从殷墟考古发现可知，商代晚期的文字已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较为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按照载体不同，可分为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刻于龟甲上的甲骨文、刻画或书写在陶器上的陶文、刻写在玉石上的文字以及用毛笔书写在简牍上的墨书等。其中，金文字数较少，多为图形组合文，笔画浑厚；甲骨文数量最多，字体已有简化现象，符号化程度高，主要用于记录占卜内容；陶文内容丰富，包括数字、方位、人名、族名、方国名、干支、画卦等，线条简练，其发现显示了早商甚至更早阶段陶器上与之相同的部分刻画符号也是文字的可能性，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早于夏商时期的陶器符号提供了线索。文字起源一直以来都是早期文明研究的热点，是探讨文明社会的重要观察点。

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刊布，金文和甲骨文认知体系逐渐完善，学界对殷墟时期不同载体文字关系与功能的观点亦日益更新。

例如，长期以来商代的图形文字多被视为文字画，是汉字初期阶段的表现。

高明认为，这些文字就是普通的古体汉字，只是字体上较一般文字端正古朴。

裘锡圭进一步阐明甲骨文是商代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是日常使用的简便字体；而金文则是当时的正体字，是在郑重场合使用的字体；继而推论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绝非中国汉字的起始形态，其成熟的造型和笔法展示出中国文字至此已走过了一段漫长里程。

以上述学者观点为基础，商代前期陶文资料的新发现及其他相关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夏商文字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行空间与研究路径。

本文拟以夏商考古发现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由殷商晚期追溯到商前期甚至夏代，力图勾勒出夏商文字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刻契作书：夏代文字当前学界普遍认定二里头文化为早于商文化的晚期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及该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少量甲骨文，字体上与早商文化颇多相似，可推知至迟在夏文化晚期已使用文字，且展示出夏商文字发展的连贯性。

陶文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陶文，共搜集整理约50例。

其他发现陶文的遗址有洛阳皂角树、伊川南寨、渑池郑窑、陕西商县紫荆等。

这些陶文多刻在器物的口沿或肩部，由单笔竖线形或平行线段形构成，内容有墉、臣、鱼、井、车等。

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的“车”字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由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此符可能就是当时的“车”字。

曹定云将二里头陶文分成数码和文字两部分，发现陶文部分多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并指出尽管二里头陶文比甲骨文更原始，但已具备复杂的字体结构，不仅有独体的象形字，更有复合的会意字，显然不是最早的中国文字，更不是汉字的源头。

而汉字的源头，当在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寻找。

甲骨文陶文之外，甲骨文遗存在新密黄寨、桓台史家、偃师二里头等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也有发现。

桓台史家遗址发现一处岳石文化的木构井型祭祀坑，出土了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和卜骨等丰富遗物，其中陶器多达334件。

这批陶器与郑州洛达庙期（先商末段）出土的岳石文化罐、壶等基本一致，文化年代相当于夏末商初。

尤为重要的是，祭祀坑出土了两片羊肩胛卜骨：一片正面刻“入”字，反面刻“□句五”3字；另一片刻“羍”字。

刻字卜骨在二里头时期的其他遗址也有出土，如新密黄寨遗址二里头文化H1发现1件牛肩胛骨，上刻两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土1件骨片，刻有鱼形符号。

从上述卜骨的材质、施灼和文字构造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卜骨刻辞可与二里岗早商牛骨刻辞及殷墟晚商甲骨刻辞勾连出一条较为完整的早期文字发展脉络，可推知二里头时期已进入卜骨刻辞的运用时代，并奠立了商代的甲骨文的刻写和使用传统。

金文二里头文化目前虽未发现青铜器铭文，但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类似商代青铜族徽的标志，它们均是在陶器烧造前先刻画或雕塑出来的。

二里头遗址二期小口尊在肩部刻画出一个类似“目”的符号，李学勤发现该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的一件陶杯上。

登封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内发现一件陶簋，耳部外侧堆塑蝉纹，纹样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蝉字族徽一致。

此外，商代金文字形也提供了二里头文字影响晚期金文的线索。

观察商代后期青铜器铭文，我们发现部分字形与同时代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取象于二里头文化中出土量极大的陶礼器、生活用器及部分青铜器，如鬲、爵、尊等，均体现出夏文化的器物特点。

试举例如下：夏商时期简牍文字已是最主要的通行文字二里头出土器物与商代后期青铜铭文比较。

铭文从左至右分别为“鬲”“尊”“爵”字。

鬲，金文中字形作高领、鼓肩、袋足，与二里头时期的陶鬲形体一致。

这一形态的陶鬲流行于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和先商文化阶段，早商及晚商则几近消失。

此外，金文中从鬲的融等字，字形上也都遵循这一时代特征。

尊，金文中的“尊”的酉形体，应当是二里头早期的大口尊，特征为小口、高领、鼓肩、小平底近圜。

这一型制的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头文化早期，二里头晚期至早商大口尊已发生形变，尊体颈部变短，口部变大。

爵，金文中的爵，无柱，长流，长尾，深腹，纤细实足。

这些特点，均为二里头早期陶爵的器形特征。

到二里头文化晚期、早商时期，爵口部开始出现柱，尾部变短，不再具备金文中的爵特征。

如《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所言，甲骨文中深腹长流的“爵”字，字形上具有二里头文化铜爵的特点，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创制出来。

此外，金文中的鼓、刀、牙璋等文字，也可在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礼器中找到对应的原型。

上述考古发现与文字线索，揭示出晚商金文、甲骨文中的某些器物象形字与同时期的文物存在器形差异，反而取象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早、中期文化用器；这也为晚商金文、甲骨文的部分用字在二里头时期已进入创造和运用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

规制渐具：商代前期文字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商代分为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前1300年）和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046年）。

商前期的代表遗址中均发现有文字，如郑州商城、小双桥，偃师商城等，文字类型涵盖金文、甲骨文、陶文等。

金文有金文铸铭的商代前期文物，在国内遗址有5处发现，2件收藏于国外机构。

夏商时期简牍文字已是最主要的通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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