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后，北京市在解放初期肃清反革命势力基础上，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这次镇反，从1950年11月开始，至1951年8月基本结束，1951年先后掀起了三次镇反高潮。这次镇反的主要过程和做法是：

（一）首先制订计划，明确主要打击对象

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认真总结了北京解放后肃清反革命势力的情况，分析了当时的敌情，制订了镇反计划。计划明确指出，北京市解放初期的肃清反革命势力搞得比较彻底，成绩很大，但是同全国一样，也存在着过分宽大和镇压不足的问题，因此决定全市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的动员、群众动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

（二）全市统一行动，坚决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拉开镇反序幕

市委按照镇反计划，1951年2月17日，全市公安机关统一行动，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18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国民党特务和惯匪杨守德等58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死刑，拉开了北京市镇反的序幕。各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拍手称快。在北郊土城刑场行刑时，前往观刑的达4万余人，有的自动到公安机关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有的坦白交待了包庇和窝藏反革命分子的犯罪行为。一个军统特务家属，主动交出5支手枪，1000多粒子弹。但是，这次枪决反革命分子，由于事先宣传不够，有些群众对镇反的意义认识不深。

（三）召开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反问题，动员各界群众投入镇反运动

3月7日，全市统一行动，又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逮捕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3月15日，召开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协商委员外，还有市政府委员及政府各局处负责干部、各区协商委员会主席、各民主党派、宗教界、少数民族、工商业界和大工厂、大学的代表共计180人。这种会议形式，便于集中讨论，使各界人民代表了解真实情况，激起他们对反革命的仇恨。会上讨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安部部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作了揭露反革命罪恶的报告，并将反革命罪犯的罪证（实物及典型案卷）陈列展览，大大激发了各界代表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因此，他们在讨论时发言踊跃，从下午2时到晚上9时（中间休息1小时）情绪始终非常热烈。这样的带有动员性质的代表会议，解决了杀不下去的困难。报告中列举了反革命罪犯的罪行，实际上是一篇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状。将反革命罪犯的罪证陈列展览后，与会的民主人士看了无不大吃一惊，极为震动。燕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说：“简直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些败类！”与会者一致主张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

（四）群众控诉，掀起镇反高潮

3月24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市、区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分子问题。市委书记彭真在会上讲话，罗瑞卿作“彻底肃清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报告。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被押到会场，受害群众当场控诉，掩面而哭，有的泣不成声，当场晕倒。市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这是全市人民声讨反革命的誓师大会。这个活生生的血泪场面，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群众，引起他们对受害人的无限同情，认识到反革命的确可恨，的确该杀。平素不主张杀生的僧人也说：“杀一个反革命，救活了很多人，这就是功德”。25日，市公安局根据军管会军法处的判决，分别在天桥、右安门、东郊刑场处决反革命分子199名。声势很大，上万名市民到刑场观看，无不拍手称快。《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处决反革命的首恶分子》，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在此期间，一些重大反革命被缉拿归案。如参与杀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宣侠父的军统特务、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代理处长佟荣功被逮捕。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的这种作法表示满意，在市委《关于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上批示：“北京的办法很好”。

（五）体现政策，有镇压有宽大

第三次大张旗鼓地处决反革命罪犯是5月下旬。这次是先自下而上地分头发动十几万群众对百余名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造成了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热潮。同时动员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大学教授、宗教界等参加，然后再提到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商讨并分组审查。这次共分8个小组，分别审查519份案卷。5月20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将审查结果向大会作报告，并对反革命罪犯进行控诉。为全面体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次提出除处决221名反革命罪犯外，同时有判处死刑、缓刑2年的反革命罪犯47名，判处有期、无期徒刑的罪犯218名，宣布取保释放者19名，共计505名。5月22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对221名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分别在城郊10个刑场执行，出现了镇反的第二次高潮。在221名死刑犯中，有罪大恶极的特务44名、恶霸72名、惯匪36名、反动会道门头子28名、拘押已久的汉奸11名。

（六）镇压一批，再掀镇压高潮

1951年8月22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召开宣判大会，对237名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罪犯判处死刑，分别在郊区7个刑场执行。这是继前三批大张旗鼓地处决反革命的第四批，先后七个月掀起又一次镇反高潮。加上解往外地处决的反革命共处决873名。在此期间，还逮捕关押了一批，管制了一批。经过镇反，斗争形势起了变化，治安秩序显著好转。首先是各阶层人民拍手称快，称赞政府“说办就办”“法律严明”“为民做主”“是包公再世”“只有***、毛主席才能给人民办这样痛快的事”。当刑车路过或罪犯被枪毙时，群众鼓掌、欢呼***万岁、毛主席万岁！处决之后，受过反革命残害的苦主，有为庆祝报仇雪恨包饺子吃的，有在门上贴“庆祝***解放了我”的标语，有亲友登门道贺，道喜的，有的苦主请干部到他家去，说：“你们太辛苦了，到我家坐坐吧，喝碗凉水也好。”其次是，反革命气焰大大下降，不敢再象过去那样放肆地活动了。有些反革命分子指着惩治反革命条例说：“条条都有杀，不定哪会儿脑袋就搬家”。有些反革命分子纷纷交出枪支子弹，交出组织，在此期间共收缴枪支175支，其中有自动交出的，有偷偷扔掉的。仅在马路上、阴沟里、垃圾堆、井里、河里就捡拾手枪63支。被管制分子不老实的老实了。有的向派出所保证“一定和反革命一刀两断”，“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若再有活动就杀我的头”。总之，反革命分子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镇反高潮中感到无处可藏，说：“钻耗子洞里，也觉得有人在注意”。通过镇反社会治安情况明显好转。盗匪接近消灭。1951年1月至7月共发生抢劫案件16起，后三个月只发生2起，就连过去抢匪活动猖獗的南郊，也只发生了2起。群众反映说：“现在可以夜不闭户了。”谣言得到制止，一向谣言最多的西郊，当年只发生几次。

北京的镇反运动始终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在华北局和公安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市委对镇反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及时向党中央和华北局请示报告。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和公安部对北京市的镇反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曾多次转发北京市委的工作报告、计划和经验，指示各地“研究仿办”“请你们均照这样做”“请各地一致仿效”。这就保证了北京市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当时发现的缺点、错误、偏差也及时做了检查纠正，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保障居民交通安全，滁州公安交管部门从11月开始集中开展打击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 会战 ，以源头安全风险隐患“歼灭战”、破解农村交通安全难题“攻坚战”、公路交通安全“防控战”、恶劣天气重大风险“阻击战”、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战”五大行动昂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除隐患保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源头不除，就无法兜牢安全底线。

百日大会战中，我市相关部门集中开展清剿源头安全风险隐患“歼灭战”，全面开展机动车登记查验集中检查整治工作，重点检查查验工作规范化建设、监管制度落实和重点车辆登记查验情况，严查检验机构降低检验标准、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等问题，严查为未经查验或者查验不合格机动车通过查验、篡改伪造查验结果、跨辖区“飞行”查验等问题；紧盯“两客一危一货”、农村面包车、“营转非”大客车等重点车辆检验率、报废率、违法处理率以及重点车辆驾驶人审验率、换证率、学习率，建立道路交通安全源头隐患滚动清零工作机制，逐车、逐人清除隐患；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大吨小标”、“百吨王”及倒卖合格证等违规行为。

在破解农村交通安全难题“攻坚战”中，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务农人员集中出行问题调研、大力推进“两站两员”建设应用、积极推动农村交通安全基础建设，深化“千灯万带”示范工程，推进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增设信号灯、减速带，加强国省道穿村过镇重点路段交通安全管理。

重防控保平安

道路交通安全，重在防控。

百日大会战中，相关部门集中开展公路交通安全“防控战”，深化“两客一危”重点车辆动态监控系统和缉查布控系统等科技信息化手段应用，加强路面尤其是夜间巡逻管控，从严从重查处疲劳驾驶违法行为。结合冬季能源运输需求高、货运车辆流量大等实际，组织开展好冬季货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保持对酒驾醉驾的严管高压态势，坚持城市与公路并重，每周五适当采取异地互查的形式开展全市周末夜查统一行动。

集中开展恶劣天气重大风险“阻击战”，加快完善恶劣天气预警处置机制，理顺交通气象预警处置流程，推动形成实时监测、智能研判、预警发布、管控处置、反馈评估的管理闭环。

集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战”，深化“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强化路面管控，加强督办推进，灵活采取教育、提示、劝导、处罚等措施，推动整体提升头盔佩戴率和安全带使用率。紧盯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秋冬季易发多发的交通违法，持续开展突出交通违法大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