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纪委通报10起典型案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10起典型案例，释放出从严纠正风和腐败交织的信号。

净化政商人脉朋友圈

被举报案件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但都是享乐奢靡的突出问题。这些违纪问题都是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发生或持续的。责任人员在本单位身居要职，很多是“一把手”，与私营企业主“关系密切但不明确”，是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在党纪国法的利剑下，为什么还有人违规违纪？这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纪检监察机关应如何整改，促进党员干部“朋友圈”净化，构建亲清新政商关系？

一根烟、一张牌，往往是违法的开始，“酒桌”“饭桌”往往是猎干部、寻租、造圈子的“剧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通过不懈努力，表面享乐和奢靡之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是，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旅游，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礼品礼金等违纪和隐形变异现象仍时有发生。

梳理案件发现，存在持有民营企业家等人办理的高尔夫球卡、多次接受民营企业家安排的宴请和“一桌饭”、收受民营企业家礼金礼金等诸多问题，暴露出风和腐败风险始终存在。这是纪检监察机关需要持续整改的重点。

从监督检查、检查调研、检查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来看，违规收受民营企业家礼品礼金问题依然屡禁不止。如2015年至2020年，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数额特别巨大。

与烟酒礼品相比，高尔夫已经异化为一种身份象征，成为商人“猎取”高级领导干部的手段。在高尔夫会员卡的“糖衣炮弹”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成为不法商人牟取暴利的帮凶和“保护伞”。如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家绪，在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退掉3张高尔夫球卡，并作出虚假的“零持有”承诺。实际仍持有6张民营企业家等人办理的高尔夫球卡，截至2021年4月在重庆等地打高尔夫球数百次。2015年至2019年，他还多次在海南、北京等地打高尔夫球，费用由下属或民营企业家支付。

一些党员干部为了逃避监督，心存侥幸，选择快递等隐蔽方式收礼，最终却难逃纪律的严惩。如原北京市密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二级调研员曹文秀，2013年至2020年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在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期间，他多次收受辖区内某民营房地产公司负责人送的13箱高档酒、10条高档烟等礼金。2021年春节，曹文秀通过快递收到公司负责人送的白酒、水果等礼物。以上礼金共计8.8万余元。曹文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没收。

通报中的“不吃公款吃老板”，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值得高度警惕。如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原处长、一级调研员新，先后两次接受

此外，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将民营企业家视为长期的“钱包”和“饭票”。例如，2017年至2020年，王富玉安排私营企业主支付26.76万元聘请家庭保姆。

“一支烟、一张牌，往往是违纪违法的开始。‘酒桌’和‘饭桌’往往是猎取干部、权力寻租、制造圈子的‘剧院’。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防止风和腐败的交织。”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魏松认为。

权钱交易和寻租严重影响了公平竞争原则，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数额特别巨大”“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持私营企业主等人办理的高尔夫球卡6张打高尔夫球数百次”通过梳理举报案件发现，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从一杯酒、一顿饭、一根烟、一张牌开始的。

“这是一个风、腐败和风交织的过程。随着级别由低到高，礼品的价值和宴请的规格也逐渐提高。在查处的案件中，许多高级领导干部收受了价值不菲的礼金。”据魏松分析，从表面上看，党员领导干部接受民营企业家的宴请礼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胃口和虚荣心。本质上就是利用饭局礼品和礼金，进行利益交融，实施腐败。

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党员领导干部“酒杯一端放原则”，“把民营企业家当‘唐僧肉’”的不在少数。根本原因是党员意识淡漠，理想信念缺失，纪律意识涣散。

奢侈是腐败的温床。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享乐奢靡问题的背后，有特权思想的欲望，有小心猎奇的博弈，有权钱交易的现实，有政治上的依附。

除了利益驱动，不法分子频繁“猎杀”党员领导干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侥幸和投机。有人认为，在“狩猎”和“被狩猎”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只要不是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就没有风险。

如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萧艺与非法民营企业家勾结，以权谋私；如辽宁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李明福非法收取他人财物，为相关企业谋取利益。

“政商‘近而不清’必然导致非法所得，这是给官员的非法礼物。

，甚至受贿；对于商人来说，是谋取不正当收益。这种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地方党政‘一把手’，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会对地方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宋伟认为，必须重拳出击，斩断伸向公权力的“围猎”之手。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持续发力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查处索贿受贿、吃拿卡要和不尽责、不作为等违纪违法行为。”庄德水建议。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对顶风违纪破坏营商环境的“四风”问题坚持露头就打、寸步不让，持续发力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坚决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潮。

通报曝光是整治“四风”问题的有力武器。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中，不乏中管干部违规收受私营企业主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等违纪违法问题。各地也紧盯重要节点，通报曝光典型问题，持续释放整治“四风”问题“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

紧盯涉企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情况，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甘肃省玉门市纪委监委建立优化营商环境“亲清”监督平台，将监督触角延伸至企业一线，全面受理企业反映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吃拿卡要等问题。对收集到的涉企违纪违法问题，建立案件“零延迟”查办制度，对投诉举报精准分析研判，优先核实，限时办结、严肃查处。

损害营商环境的“四风”问题有些经过改头换面、藏得较深，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大数据”监督，破解隐形变异问题。江苏省常熟市纪委监委深入探索“互联网 监管”模式，在基层廉勤监督平台内加载“廉”通企业模块功能，实现企业廉勤联络员反映问题“一键上传”，镇村廉勤监督员进企联络“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推动整改、回访评价”的线上闭环管理。平台运行以来，共上传企业走访记录500条，解决涉企问题36件。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吃拿卡要、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是优化营商环境中常见的“中梗阻”。剑指“痛点”“堵点”和“难点”，常熟市纪委监委深入开展涉企行政执法行为专项整治，对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13个部门的基层执法队伍开展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执法不公正、不规范、不廉洁问题，严肃查处公职人员吃拿卡要、以权谋私等涉企违纪违法问题，共立案查处存在违规接受宴请服务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的党员干部77人。

涉企违纪违法案件中，“一把手”、主管部门负责人权力寻租的问题较多，纪检监察机关从领导干部抓起，摸清廉政风险点，把管人、管事、管权落到实处。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纪委监委上线“廉情码”政治生态监督管理平台，将各单位主体责任相关事项、政治生态建设档案、亲清政商关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等录入系统，并赋予指定分值，推动“一把手”主动履职，自觉接受监督。

“‘廉情码’有绿、黄、红三种颜色，分别对应分值95分以上、90至95分、90分以下。‘一把手’既要确保本人的职责完全履行到位不失分，又要督促班子成员及下属多得分，只有这样，才能拿绿码。”上城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聘请监督员、开展智慧数字监督、建立“纪检监察直通车”紧盯涉企“四风”顽瘴痼疾，纪检监察机关创新方式方法开展监督，一个个实招硬招的背后，彰显出从严纠治的决心。

纠树并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让清正廉洁的风气不断充盈

把纠“四风”和树新风紧密结合起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光明磊落与企业家交往，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把精力放在提供优质服务、解决实际困难上，防止把“亲”“清”关系庸俗化为吃喝送礼等物质往来，推动形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上海市静安区纪委监委通过制作H5微场景、动画、短视频、微信小程序等形式的廉政作品，督促提醒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强化拒腐防变思想意识，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

“区纪委监委组建‘清风侠’宣讲团，通过线上发布视频、线下深入基层的方式宣讲党纪国法，推动亲清政商关系的专题廉政教育入脑入心。”静安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派驻纪检监察组还主动上门为驻在单位的领导干部解读规范政商交往行为的意见，推动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在与民营经济人士联系交往中，明晰“亲”和“清”的边界。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庄德水认为，政商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为了有效促进政商关系的良好合作、避免政商勾结，就必须以法治建设规范政商关系的行为边界。

上海市宝山区纪委监委针对工作中发现的政商交往边界不清、政策规定存在漏洞等情况，完善工作制度，研究出台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指导意见，为国有(集体)企业招商平台开展招商亲商稳商活动、政府招商人员参与政商交往活动、纪检监察组织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列出了正负面清单，帮助党员干部打消思想顾虑、卸下思想包袱，积极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由风及腐、风腐交织问题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的问题。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指出，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严肃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行为。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将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作为查处重点，彰显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心。

各地积极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综合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惩戒教育行贿人，彻底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打消行贿人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态，在全社会倡导廉洁守法理念，让清正廉洁的风气不断充盈。

相关问答：猫咔钱包app入口？

找不到的话应该是各大使用商店并不会上架这个使用，你可以进行浏览器上进行搜索这个软件那上面绝对会有可以下载

2008年1月9日，建设部在北京通报了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审计署、监察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等八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以来，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的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专项整治工作高度重视，采取部门联动、集中检查、督办问效、信息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等措施，严厉打击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共查处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案件9029起，通报违法违规典型案件1788起。

在查处的案件中，中介机构的违法违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纪机构未按规定到相关主管部门备案，聘用未取得执（从）业资格的房地产经纪人员，发布未经委托的、虚假的以及未经核实的房源、客源信息；估价机构违反有关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未取得资质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超越资质等级承揽业务，等等。

中介机构具体的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有：

山西省查处的长治市凯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规开发建设，山西晋荣首佳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违规销售案。长治市凯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取得任何土地、规划、施工、销售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违规开发建设阳光假日城三期工程，并委托山西晋荣首佳房地产中介服务公司违规销售，非法收取近500名购房户预售款6000余万元。在相关部门对其检查期间，其经理冯军携款潜逃。长治市公安部门已将潜逃的冯军缉拿归案，等待法院判决。相关部门拟注销凯悦公司的房地产开发资质，注销晋荣首佳公司的经纪备案资格。阳光假日城的三期工程已按法定程序选择了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云南省查处的昆明嘉立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农大分公司违规从事经纪业务案。昆明嘉立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农大分公司在没有进行房屋权属审查，也没有核实登记人身份的情况下，违规发布出售廉租住房的虚假信息。2007年8月29日，昆明市房产管理局对该公司进行查封并责令其停业整顿，全面清理虚假不实房源信息，辞退违规操作的工作人员，同时处以1万元罚款。

湖北省查处的武汉嘉华世纪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违法经营案。武汉嘉华世纪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在未办理营业执照和房地产代理资格备案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江夏区纸坊街复江道6号设立营业场所，从事商品房“龙山水榭”项目的营销活动。该公司还以“龙山水榭营销中心”的名义，在江夏区纸坊街主要路段设置广告展示牌70余个，印刷宣传单10万份，向社会公众发送2万余份。武汉市江夏区工商管理部门依法对该公司予以取缔，并处以5000元的罚款。

下一步，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八部门将继续加强配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继续严厉打击和惩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加快建设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和商业贿赂的滋生。

一是狠抓违法违规案件查处。针对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权钱交易比较集中的领域和环节，认真梳理投诉举报线索，并联合纪检、监察、检察等相关部门，加大对重大案件线索的排查和处理力度。对情节严重、涉及环节较多的重大案件，特别是利用审批权和执法权进行索贿受贿的，要挂牌督办，限期查结，坚决予以查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在近期通报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综合功能。

二是抓紧完善政策制度建设。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房地产领域的问题，结合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房地产领域的政策制度，增强相关罚则的约束力，提高可操作性和处罚力度。加大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房地产经营企业守法经营的意识，增强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三是继续推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通过推行不良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充分发挥信用体系的评价、激励、惩戒作用，提高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水平。大力营造市场诚信氛围，强化房地产领域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弘扬“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诚信兴业”的行业正气，引导更多的企业诚信经营。

四是全面深入推进政务公开。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促进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从群众最关心、反映烈的规划许可、房屋拆迁等问题入手，进一步拓宽政务公开的范围，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健全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及评议、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将政府行业监管、信息公开、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政务公开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五是进一步增强政策的执行力。继续抓好已经出台的相关配套文件和规章制度的落实，完善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工作机制，关口前移，从对违法行为的事后查处，转为加强事前和事中的防范，确保各项政策制度落到实处，将违法违规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