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案情过后为什么媒体还要报道

药家鑫：男，1989年11月7日出生，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于2010年10月20日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此后驾车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时再次撞伤行人，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了公诉。2011年3月23日，该案件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2011年4月22日，药家鑫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药家鑫上诉。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

夏俊峰：男，辽宁省沈阳市个体商贩。2009年5月16日，在与城管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后，持刀猛刺城管执法人员，导致2人死亡、1人重伤。2011年5月，二审以故意杀人罪获死刑。

这是2011年4～5月间互联网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的两个公共话题。一个被认为必须为他的残忍偿命，很多人期待着最后执行死刑的枪声，“药家鑫和中国，只能活一个！”一个被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刀下留人，连杀两名城管的行为被描绘成无辜穷人的“正当防卫”。

在如此激烈的网络民意面前，媒体的报道、专家的解读都受到最严格的审视甚至挑剔，频频被网民“拍砖”。一些报纸受网民情绪感染，表现得比较偏激，做了“民粹”的尾巴。职业媒体人如何坚守客观理性中道的立场，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作出准确解读，对网络情绪有所过滤、有所缓冲，引导公众建设性地看待和解决问题，是一个新的课题和挑战。

网络舆论的标签化

药家鑫案和夏俊峰案，虽然传统媒体均有跟进报道，但舆论的发酵和沸腾主要在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

在百度搜索输入“药家鑫”3字，得到528000个结果，且出现“药家鑫父母”、“药家鑫死刑”、“药家鑫事件”等相关搜索。药案一篇新闻，新闻跟帖经常超过3万条。网民大声谴责肇事者的残暴，担心司法审理被权势者操纵，期待法官公正判决。

夏俊峰案时间跨度比较大，一审几乎被外地媒体和网民所忽略。进入2011年5月，二审和等待死刑复核引出民意滔滔。5月9日，人民网率先发表《沈阳小贩夏俊峰扎死城管 终审判死刑》，当天被各大网站转载了85次。截至5月16日，搜狐新闻后面的跟帖达到了67608条，多是同情夏俊峰的遭遇，认为不该判处死刑，处罚过重。微博客上，意见领袖纷纷为夏俊峰所代表的弱势群体代言。

网络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标签化。网民往往不会认真推敲事件本身的细节，而习惯于非常主观地作出善恶判断，贴上泛道德化的标签。比如，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警察、城管、富商，包括“官二代”、“富二代”，在网上被严重妖魔化，经常被描绘成恃强欺弱、霸道嚣张，加上专家和演艺明星，言行稍有不慎，就会遭遇公众的“拷问”。而“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士，甚至大学毕业生“蜗居”族，经常受到网民一边倒的同情。在涉及所谓强弱冲突的突发事件时，网民单凭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就不假思索地决定“挺”谁“扁”谁。

在药家鑫案中，药家鑫的父亲是军队派驻军工企业的军代表，肇事车辆为私家车，家境殷实；而死者张妙是农村女性，夫家贫寒，被撞伤和杀害当天刚失业。此案被网民视为“官二代”、“军二代”与贫苦农民的对撞，而任何希望药家鑫免死的言辞，都被解读成药父在幕后的操弄。

在夏俊峰案中，涉及城管与商贩这对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此前北京有退伍兵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案，也曾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军旅作家魏巍曾以88岁高龄在BBS发帖，恳切陈词：“小商小贩中，大多数是不幸的下岗工人、复员战士和城市贫民，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道路上求生存者”，“为这个苦人儿求个情”。最后崔英杰被判死缓。网上Google“城管 野蛮执法”，有261,000条结果，“城管 打死小贩”有602,000条结果，“城管 暴力 致死”有782,000条结果。其中，肯定有以讹传讹的不实信息，但城管的打手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此次，亲属和辩护律师都坚持城管殴打夏俊峰在先，夏俊峰夫妻起早贪黑挣钱养家的悲情也被充分放大。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最终能否给夏俊峰留条活命，在网民看来，“关乎政府能否给弱势群体生存空间，关乎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夏俊峰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说句公道话，大家是同情弱势群体，而不单单同情夏俊峰个人；因为夏俊峰也有错，不管城管对他怎么样，随身带刀就不是善良之辈，作为城管一方也是受害者，我想他不去从事城管这份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也不至于会丢掉性命。

2011年5月18日，辽宁高院法官回应舆论对夏俊峰案的质疑，称夏俊峰刺死城管，并不构成正当防卫。此种回应，本只是为了平息汹汹舆情，并无额外法律效果。二审判决出来后，死刑复核已成为夏俊峰能否免死的最后机会。

对夏俊峰案，有识之士已经说了许多，但还需一把“奥卡姆剃刀”，以剔除多余的情绪，找出此案真正关节所在。至少，现在沈阳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所列出的控方证据，尚不足以支撑判决理由，当然更加说不上是能达成令社会信服的“最大公约数”。

一切都需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不妨先归纳控辩双方各自的诉求，然后检视现有证据是否能够满足各自要求:控方要的是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辩方要的应当是“刀下留人”，而不是其他更高企图。

其中六项证据是现场勘验笔录、死伤技术鉴定、抓捕过程、附带民事以及被告人、被害人基本情况，无可非议。四项证据是在场的执法局人员和司机的证言，证言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都没有看到办公室内打人；都是从夏俊峰开始动刀后才目睹现场的；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办公室里有过“争吵声”。另两项证据分别是夏俊峰妻以及辩方五名证人的证言，他们能够证实街头执法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还有一份证据是夏俊峰的供述，他强调自己不仅在街头被打，而且在办公室内也被打骂。

孤证一般不宜定案，证据必须得到相互印证才为有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判决书能够认定也应当认定的只有如下事实:街头有冲突，办公室有争吵，夏俊峰有持刀杀伤行为。这恐怕是控辩双方都不会否认的。要立刻回答的问题是:基于这几点事实，是否足以支持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的确，正当防卫的辩护，可能犯了“方向错误”，因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且正存在着不法侵害，而这方面的举证，控方不愿完成，辩方无法完成。

如果用正当防卫来给夏俊峰辩护，就意味着指控城管不法侵害的存在。这时，如果夏俊峰的辩护律师不能举证，其利益是不能自动转给辩方，其不利也是不能自动归于控方的。

因此，真正有利于夏俊峰的辩护是:被害人是否有过错?这些过错是否可以减轻夏俊峰的罪责，以至于减轻到可以不对他判处死刑，至少不需要也不应当立即执行?

显而易见，“街头有冲突、办公室有争吵”，足以构成被害人的重大过错。判决书没有理由忽略或低估这一过错。这个所谓“被害人过错”，如果引入行政法的观点，就不仅是“过错”。在办公室里，执法者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行政行为，此时，执法者不能与相对人争吵，吵了就直接是违法。也因此，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城管的人有责任证明自己的执法是“合法的”。判决书恰恰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从而失去了中立性。辽宁高院法官认为夏俊峰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却忽略了行政方本身即存在违法的可能。故而，舆情汹涌，也并非无的放矢。

目前舆论与司法结果之间的落差，再次彰显出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实在太需要一个被全体国民所信赖的司法机构，这个机构被信赖的唯一基础是，它公正而不偏私。公正从哪里来?来自它所给出的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拿什么给人看?充分说理的判决书。摊开判决书，是否公正一目了然。给谁看?当然是公众。公众看过之后如何表达看法?只能是舆情。

要警惕的是，夏案的判决，引发了新一轮舆情对司法公正的质疑，而这可能给一直伺机反制、驯服媒体舆论的人以有力的借口。防止舆论与司法不公一起堕入恶性循环，既需要民众跳出“正当防卫”的定势思维，对此案有新的认识角度，更需最高法在死刑复核时，在相关司法文书里有更细致的说理，核定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晰确定、罪名是否恰当。如此，正义才能看见，民众才会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