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蓬莱阁传说 | 蓬莱阁旁! | 神话故事!首页
  2. 民间故事

汉武帝为何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并能简单的用对错来衡量,但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确实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然也就是有正反两面的作用。1、汉武帝为何放弃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每当提到汉初的政策路线,就会想到萧规曹随、文景之治,这都是建立在黄老学说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下

独尊儒术并能简单的用对错来衡量,但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确实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然也就是有正反两面的作用。

1、汉武帝为何放弃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

每当提到汉初的政策路线,就会想到萧规曹随、文景之治,这都是建立在黄老学说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下,汉朝恢复了生产力,积累了财富,却也走进了死胡同。

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了,贫富差距巨大,底层百姓生活困难,朝廷的放任更让平民失去了对国家的向心力。显然统治策略需要变化。这时候,吸收了法家、兵家、道家等其他学派优良思想的儒家思想就成为了汉武帝的最佳选择了。

2、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在我看来,最大的功绩就是保卫了中华文明的传承。

相比于其他文明古国,中华文明能够一直传承,儒家思想功不可没。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确保了中原王朝能始终有强大的统治力,百姓有强大的向心力。

而即便王朝因为某些原因覆灭了,后来者依然愿意遵循这种思想,延续统治。

特别是当北方游牧民族兴起之时,中国能够不像其他文明古国那样,被野蛮所毁灭,儒家思想居功至伟。想想岳飞等人为什么精忠报国?儒家思想就是根本。

更神奇的是,中国这种思想,不但能征服外族,甚至能同化他们,这种包容性更令人惊叹。

3、扼杀了法治

当然,凡事有利必有弊。儒家思想再强化君权的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后世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只是修修补补,没能从实质上改变其问题。更遗憾的是,一些思想家还对这种思想进行了阉割。

这就使儒家思想更具有排他性了。而这造成的最大的遗憾,就是古代中国最终没能走上法治。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呢。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根本原因?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大一统(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针对加强军权的需要:君权神授 天人感应 天人合一(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所以人民和诸侯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如果天子无道,上天便会降灾于他)针对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三纲五常(包括“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董仲舒的思想适应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为汉武帝所接受,西汉后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正统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历史观上,董仲舒宣扬“三统循环”的观念。他认为,历史以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依次循环更叠。比如在历史上,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三者轮转替代,完成改朝换代。当一个王朝更替另一个王朝之际,在历法制度上要有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改正朔”;在服饰方面也要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易服色”。他进而指出:王朝更替,历法、服色可变,封建统治的某些形式仪节可变,但绝不能改变它的实质。所以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他坚信:“道”原于“天”,“道”贯古今,永恒不变,故应“奉天法古”。他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显然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形而上学宇宙观。汉代的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封建时代的史家也给董仲舒以高度的评价,如《汉书》的作者就把他与文王、孔子并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儒者宗。”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呢?应该看到: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相应用,并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包含那么多独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这一体系却得以畅通一时,行之久远,这个历史事实并不荒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因此他的学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而居于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还荐举儒生

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权势颇重的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元朔五年(前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