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的历史意义表现在

一、稷下学宫今安在？稷下，本意为稷门之下。稷门，是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城门之一。《史记集解》注引刘向《别录》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明确了稷下与稷门的关系。稷门为何城门呢？《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下注引《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史记索引》注引《齐地记》说：“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址）往往存焉。”《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三·堂》记载：“临淄城西门外，古有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七《郡国志》也说：“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由这些记载可知，稷门就是临淄城西城门，而“讲室”“讲堂”就是稷下学官。稷下学官就建筑在稷门之下、系水之侧。稷门是齐国都城郭城（大城）的一座著名的门道。该门道是联系城内外的一条交通干道，依城傍水，景色宜人。稷下学宫就设在这里，是知识分子聚集的理想场所。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淄水》中也这样认为：“系水傍城北流，迳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证明，在当年的稷门附近、系水旁边，即今天的邵家圈村西南隅有一处规模相当可观的战国时期的建筑遗址。考察遗址可以看出，当年这里的建筑群规模宏大，很符合关于稷下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等文献记载。这一带建筑遗址就是稷下学宫所在地。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闵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衰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期。稷下学官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相始终，并随着田齐国势的强弱而兴衰。田齐政权以稷下学官为基地，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数百千人，其中有淳于髡、孟轲、邹衍、彭蒙、宋_、慎到、田骈、儿说、王斗、环渊、接子、季真、尹文、田巴、邹爽、荀况、鲁仲连等著名学者，人称“稷下先生”。齐国统治者为稷下先生设置了“上大夫”之号，“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当时的儒、墨、道（黄老）、法、名、兵、农、阴阳、小说、纵横家等各派的著名人物，纷纷登上稷下学宫的讲坛，大力宣传和传播本学派的思想理论，驳难其他学派的观点，从而奏出了一曲百家争鸣的交响乐。这样，稷下学官成为诸子荟萃的学术园地和百家争鸣的场所。许多著名人物，如孟子、荀子、颜_、李斯、韩非、公孙龙等，都曾来稷下学宫游说和游学。稷下学宫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因此，郭沫若先生说：“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二、稷下学宫的特点作为战国时期学术中心与教育中心的稷下学官，既发扬光大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1.游学为主，来去自由游学是来稷下学官的学者们及弟子们的主要活动形式。徐斡《中论·亡国》记载：“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则说：“齐威、宣王之时，孙卿（荀子）有秀才，年十五来游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亦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不论是孟轲之徒游说于齐，还是齐宣王招致的稷下先生多是文学游说之士，都说明游学是来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及其弟子们的主要活动形式。游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如荀子的个人游学，也有如孟子之徒的集体游学。齐国统治者对于来稷下学宫的天下游士，来者不拒，去者不止，还欢迎去而复返。如孟子曾两次进出稷下学宫，都受到齐国统治者的礼遇;荀子也曾两进两出稷下学宫，仍居稷下祭酒的显位;邹衍曾离齐去魏、赵、燕等国讲过学。稷下师生来去自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国学术相互交流。稷下先生之所以来去匆匆，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当时有名望的学者在各诸侯国都受到尊重和礼遇，他们都不以物质待遇为念，他们所关心的是统治者能够采纳其道、接受其谏。他们皆以言行合则留，不合则去为原则;一旦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立即离去。如孟子第一次来稷下时，未受到齐威王的重视，离去时威王以“兼（好）金一百”与之，孟子不仅没有接受，反而责备威王以货取君子。孟子第二次来稷下时，受到齐宣王的重视，位列客卿。齐伐燕取得胜利后，齐宣王未听从孟子的撤兵建议，结果燕人叛齐。齐宣王觉得愧对孟子。孟子觉得宣王对他虽“礼貌未衰，言弗行”，便决心再次离齐。齐宣王以“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的条件挽留孟子，孟子以不贪富贵拒绝了。2.各家并立，平等共存稷下学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举凡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小说、兵、农等各_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各家学派，由于阶级、阶层、政治倾向、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学说。由于齐国统治者实行开放、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对各家学派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限制和框框。尽管各家学派政治主张不同，思想学说各异，齐国统治者却不以好恶而褒贬，这就保证了各家学派平等共存，自由发展。虽然齐国统治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现实问题，对诸子之学的取舍、选择、利用有所不同和有所侧重，但是这并不影响各家学者在政治上具有平等地位，也不妨碍学者们自由探讨、开展争鸣的权利。如孟子的仁政学说，在齐威王时没有被重视;齐宣王时，起初颇受当权者的青睐，后因被人认为不切实用而束之高阁。然而，这并没有削弱孟子在稷下学宫的地位，齐王对其仍能优礼有加。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王宫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引起朝野上下的思想震动，一时间邹衍“重于齐”，齐地出现了“阴阳五行热”;后因其“不能行之”，当权者对其兴趣大减，但仍允许其广泛传播。黄老之学的道法思想，在齐国统治者那里得到了持久的重视，在稷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然而黄老者并没有获得高于其他学者的殊荣。综观稷下学宫发展的历史，儒、道、法、阴阳学派曾在不同时期取得相对优势，但都未能长久占据绝对优势。总起来说，无论稷下诸子持何种学说，是否适合统治阶级的现实政治需要，都能在稷下存在、发展;当权者非但不加干预，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他们各引一端，上说下教。各家学派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共存并立，自由发展，共同促进了稷下学宫繁荣学术局面的形成。3.百家争鸣，自由辩论稷下学宫的前期，正值齐国封建制度刚刚确立，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成熟思想理论尚未出现。齐王急切地寻求适合其政治需要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其统治，特别是齐威王、齐宣王和齐闵王的前期尚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因此，他们都鼓励稷下师生进行理论探讨。各家学派在学术上一律平等，实行没有明文规定的百家争鸣和自由辩论的原则。各家学派力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为齐王所采纳，齐王则择善而用之。各派学者虽然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放弃其学说，但都希望以自己的理论说服对方，为齐王所采纳，为社会所公认。各家学派相互间展开了学术论争，使稷下学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稷下学者多为能言善辩之士。淳于髡人_“炙毂过髡”，以“滑稽多辩”著称于世。孟子“好辩”，是当时著名的雄辩家。田骈人称“天口骈”，邹衍号“谈天衍”，邹爽被称为“雕龙_”。儿说亦是“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田巴是“齐辩士”，“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宋_、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不下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其他如王斗、颜周、荀子、鲁仲连等，也都善辩名析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稷下的“文学游说之士”没有不善辩的。如何看待稷下学者能言善辩？孟子回答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荀子更明确地提出：“其谁能以已之谯谯，受人之__者哉。”又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在这里，孟子和荀子道破了百家争鸣的机关所在一辩则兴，不辩则亡。在稷下学官，学术辩论之风盛行。淳于髡与孟轲争论何者为“礼”，孟轲与宋_说“义”谈“利”，儿说与稷下学人辩论“白马非马”，田巴与稷下学士辩析“性善”论，批判宋_的“情欲寡浅”说，攻击嗔到、田骈的“道法”论，揭露诸子之学的理论缺陷;邹衍批驳儒家的“中国即天下”思想，揭露诡辩家们的逻辑错误。稷下先生还和齐国的当权者辩。淳于髡曾两次与齐威王辩论，与宰相邹忌也有一次辩论，这三次辩论对齐国的政局有良好的影响。孟子经常同齐宣王辩论，有时使宣王无话可说，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上述论争驳难，既有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又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理论纷争;既有同辈学者之间的理论探讨，又有稷下先生与稷下学子之间的对话、批评;既有学者之间的学术研讨，又有先生与齐王、宰相之间的论辩;既有面对面的切磋、沟通，又有书面文字上的论说、争鸣;既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悉心求证的学术研讨，又有各抒己见、据理力争、咄咄逼人的思想交锋。论辩中，学者们或是“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或是“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自是而非人”;或是“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一系列的“相辩”反映了稷下学宫活跃的学术气氛。通过“相辩”，解决了一些列重要问题，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之辩，揭开了古代人性研究的序幕。最典型的论辩要算是鲁仲连和田巴之辩。稷下先生田巴“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徐劫的学生鲁仲连年且十二，人称“千里驹”。鲁仲连认为田巴是夸夸其谈，不切实际，面对齐国的危境提不出办法来，于是登台与田巴辩论：“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这一席话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理论问题转移到现实问题上来，从而折服了田巴。从此以后，田巴终身不谈，后弃文从武，为齐将。田巴是先生，是名家;鲁仲连是学生，是儒家。他们之间的辩论，既是学生和先生之辩，又是儒家与名家之辩。历代齐王不独尊一家，而任诸子百家自由论争，但各派在稷下学宫的地位常常时起时伏。一般而言，在一段时间内，哪个学派首领的学术水平高、威望大，哪个学派就居于首要地位，但也不能独踞讲坛。黄老学派人多势众，有名望的学者众多（如接子、环渊、宋_、尹文、季真、彭蒙等），他们在稷下常常处于显要地位。从齐桓公田午到齐威王时期，淳于髡学识渊博，地位显赫，又有弟子三千人，这时稷下学宫受他的思想影响较大。齐宣王时，孟子第二次来稷下学官，位居三卿。在七年多的时间中，孟子同宣王频繁接触，无所不谈，仅《孟子》中就记载了十七处。孟子有徒数百人，在稷下宣扬仁政学说，抨击杨墨，这时的稷下学宫则是儒家思想占显要地位。齐襄王时，荀子再次来稷下，一直呆了十四年左右，“最为老师”，并“三为祭酒”，这时的稷下学宫自然是儒家思想占据显要地位。从鲁仲连与田巴之辩中可以看出，襄王末年名家曾一度占了上风，后被鲁仲连压下去而代之以儒家。鲁仲连为稷下先生时，已是稷下学宫的末期了。4.相互吸收，融合发展激烈的学术论争、思想交锋，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振奋了人们的精神，锻炼、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在辩论中，诸子百家之学的理论优势充分展示出来，同时各自的理论缺陷亦逐渐暴露。如田巴名家学说的形而上学、不切实际在争鸣驳难中暴露出来就是一典型例证。这就迫使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研究新问题，吸收新思想，更新旧观念，克服自身的理论缺陷，在论战中不断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激烈的学术论辩加速了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渗透、融合。如孟子的性善说，保赤子之心，养浩然正气，清心寡欲的思想，就吸收了道家的一部分思想。又如淳于髡学无所主，思想比较博杂，礼、法兼重。当然，这时的相承还不是主流，而相非才是主流。到了战国末期，各国相继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全国统一的条件已成熟，出现了人心思治和学术求一的新形势。诸子百家经过长期的争鸣逐渐认识到，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独树一帜，为社会所接受。这样，新形势下的诸子百家的论辩不再以相非为主流的百家争鸣的面目出现，而代之以相承为主流的融合发展的方式出现。这种转变，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在思想界的反映，又是学术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稷下的哪一学派，从其学术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其他学派的思想踪影。各家各派注意融合其他学派的思想，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学风。在稷下学官末期，出现了两个综合家的思想体系：一是因道合法，兼采儒墨之善，撮名、法、阴阳五行之要，而自成体系的黄老学派;一是以儒家为主体，集诸子各家之大成的荀子。尤其是荀子，从儒家学派出发，扬弃诸子各家之说，汇通百家之学，刻意求新创造，建立起一个庞大、完整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对百家争鸣的批判性总结。三、稷下学宫的性质对于稷下学宫的性质，前人多有论及，众说纷纷：有的认为稷下学官具有研究院性质，有的认为稷下学宫是“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有的认为稷下学官是齐国的议事、咨询机构。其实，稷下学宫是当时特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其性质是多重的，详述如下：1.稷下学宫是齐国的智囊机构田齐政权创办稷下学官的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天下贤士的聪明才智，为巩固田氏统治进而实现统一服务的，用齐王的话语说就是“有智为寡人用之”。为了用其“智”，齐王不仅给稷下先生以禄位，提供优厚的待遇，而且做到了礼贤下士，经常虚心听取和征询他们的各种意见;稷下先生也可以随时进谏齐王，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稷下学宫吸引的对象是战国时代十分活跃的“士者流”，即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稷下学宫进行研讨、争辩、讲学、集会等各种活动，大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新序·杂事》记载：“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记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

稷下学宫为什么被后世遗忘？

稷下学宫在战国成为了文化中心，各学派的人才在其中通过辩论等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并且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进行吸收。此外，稷下学宫影响力扩大之后，职能就渐渐发生变化，开始培养人才，输出人才，使战国这个精彩的时代更加波澜壮阔。

首先我们要知道，战国时期是由于各国之间争夺土地、人口、人才等资源而形成的群雄逐鹿局面。与此同时战国时期复杂兴盛，被称为百家争鸣。因此外有战争争夺资源，内有学派文化争夺正统名号，扩大影响力，稷下学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稷下学宫的地址是在齐国都城旁边一个叫稷门的地方，这个地方并不出名。但是当齐国政权在这里建立稷下学宫之后，这里迅速成为各个学派交流，思想碰撞的地方。由于齐国对黄老学说非常推崇，所以稷下学宫以黄老学说人士最多，势力最大。而黄老学说也确实在治国上给了齐国很多意见，使得齐国实力迅速扩张。最鼎盛时期的齐国非常富有，在当时各国之间排名前列。

取得这样好的效果，稷下学宫更受统治者关心厚爱，于是稷下学宫的学子，有了议论朝政的权利，并且如果表现突出，还能加官进爵，享受荣耀。稷下学宫繁荣的时候，很多学派名人都来讲过学，例如荀子、孟子、申子、尹文等。在这种友好交流的氛围下，各学派之间受益良多，这是一种文化碰撞下的进步。

稷下学宫没落是因为齐国君王好大喜功，没点数，瞎指挥，导致很多学子心灰意冷不愿多呆。甚至被扶持起来的黄来学术人士都不愿继续呆在稷下学宫。出走的学子一部分被秦朝吕不韦招揽为门客，这些人为以后的《吕氏春秋》做出了突出贡献。

稷下学宫存在了一百多年，它在战国的主要任务就是一个文化中心。各学派之间在这里相互交流，思想文明之火在这里碰撞。此外，因为是文化圣地，所以想要上进的人都喜欢来稷下学宫。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输出人才的过程。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一所高等学府（说法有几种，余秋雨认为是学术机构），创办于公元四世纪中叶，延续了130多年。

稷下学宫，又叫稷下之学。它是齐桓公时期田齐创办的，位于山东临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就是以此为中心的。

来稷下学宫交流的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齐国朝廷非常开明，而且做事大手笔，他们给各路学者很高的待遇。因此，诸子百家中的大部分代表人物都来过这里进行过学术交流。

这样一个百家荟萃之地，学术交流的中心，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给毁掉了，令人扼腕叹息。而几乎与它同时代的“雅典学园”却前后延续了近千年。

雅典学园不像稷下学宫，它是私人性质，由柏拉图创办。柏拉图学园的两个根本点为开放性的研讨学风和以数学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注重几何学。

雅典学园在古罗马时期，被查士丁尼大帝封闭。在之后漫长的中世纪，它被人遗忘了。

但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重建了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之后著名画家拉斐尔画了一幅《雅典学园》的著名油画，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等各个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学者都画进了画里，甚至他自己也被画进了画里。

所以雅典学园的学术精神实际上又被重新挖掘了出来，滋养了文艺复兴时代。

但稷下学宫却在秦朝以后的历史中被遗忘了，尽管我们的历史没有中断，但其代表的学术讨论的风气和精神却慢慢消失。在明清更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学子们只会写八 股文，几乎没了思考。

遗忘的原因就是渐渐收紧的制 度牢笼，以及某种思想的独 占。统治者需要的不是会思 辨的学者，而是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