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利益可以壮胆吗 崇祯对既得利益集团太仁慈

自明万历朝以来，官场上的腐败已成为明朝的痼疾，用名臣杨鹤的话说：邪人当路，贿赂公行，几乎不成世界。治国就是治吏。崇祯帝在铲除阉党后，如能切实加强防范腐败的机制化建设，严惩官吏贪腐，匡正世风，修补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或许他的人生结局不会那么惨。

崇祯元年七月初二，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官吏严重的腐败行为痛心疾首，直言上书：“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臣之风闻如此。臣起县官，今居言路。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给贿之魁。诸臣言蠹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票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少则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按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满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号为开市，臣两月内辞书仪可五百余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他最后乞请对此贪风“大为惩创，逮其赃甚者，严饬诸臣视钱为污，庶几不爱钱之风可睹矣。若止该部申，臣未见其改也”。

《孤独的崇祯》有这样一段话：据史料记载，一监司以五千金求买边抚，疑其资历太浅，又加二千金，终于如愿。一部郎谋浙海道，卖官者说须五千，作事者舍不得，仅许三千金；虽先献给一半，竟得一守令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礼部一官吏，也要两千金，兵部一官吏亦必千金。有营之吏部，为出一缺，而大力复攫去，绝无无翼而飞者。这些用金钱买来的官职，在其行施职权过程中，不仅必然地千方百计地将其支付的金钱捞回来，而且要成十倍成百倍地超过原来的投资，其手段就是贪污受贿。如边塞或外地的军事官员到京师请拨军饷，按早已形成的惯例，要有百分之三十的回扣，若请拨饷银一万两，须扣三千给经办衙门或官员，所以，当时就流传有“饷不出京”之谣。领到的不是满额军饷，而军官还要从中克扣贪污，加上虚冒，致使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又收不到拨饷强兵的实效，封疆兵备随之破败。河南道御史曹暹为此上书说：从来封疆破败总一贪字误之，始而贪钱，钱多而贪官，官高而贪功，功冒而贪生。爱钱怕死相因而至囊有救命之金，无舍生之事。

崇祯二年闰四月，崇祯接到了刚上任几个月的工部尚书张凤翔的奏疏，揭露工部招商采办时大量收取回扣的事实。工部在代表国家采办物资、投放工程的过程中，每发出一千两银子，除去商人牟利的部分，官员竟然以回扣的方式贪污六七成之多，结果国家花费千两银子实际只买到了值一二百两银子的东西。崇祯震怒，下令严肃追查，可追查的结论是，这种“二八抽扣”是几十年的惯例，是官场运作的潜规则，全国皆然，改之甚难。面对官场的潜规则，崇祯很无奈，只有长吁短叹。

反腐者如猫，贪腐者如鼠，若猫时刻警惕，发现老鼠出洞或偷食，迅即发起凌厉攻势，断其喉，食其肉，鼠辈则不敢轻举妄动；若猫闭目养神，养尊处优，疏于职守，老鼠试探几次无忧后，就会酿成鼠患；若猫再给老鼠一根皮鞭，那老鼠立刻就会像暴君一样趾高气扬。腐败之弊，绝非“粮食若是丰收了，鸟能吃多少？”可以解释的。《菜根谭》说：“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品性。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一个人要出现一点贪婪或偏私的念头，那他原本刚直的性格就会变得很懦弱，原本聪慧的头脑就会被蒙蔽得很昏庸，原本慈悲的心肠就会变得很残酷，原本高洁的人格就会变得很污浊。腐败啃噬的是世道人心和国家肌体，最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丑恶，使社会变得无序和动荡，任何有道明君都不会容忍腐败把国家搞的乌烟瘴气，奄奄一息。可如此惊人的腐败，却没引起崇祯帝的严重关切，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遏制，他只是不痛不痒地泛泛要求，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使官吏窥视到了他对腐败的暧昧心理，更加不顾民怨沸腾，疯狂腐败。

崇祯帝不仅容忍腐败，而且因为政治上的需要，甚至为腐败分子撑腰壮胆，扫清障碍。崇祯十一年，监察御史李模巡按云南、浙江、真定等地后，上疏《监臣贪肆非常》，弹劾真定镇守太监陈镇夷，揭露其贪婪暴虐，败坏政务的情况。他说：陈镇夷在赴任途中，旧相识郭名扬即迫不及待地前往保定迎接，馈银三百两。他到真定伊始，就将郭名扬纳为心腹，大凡关通贿赂、本章批判，均出其手，使得奸人得志，好人受气。把总何起龙送银二百两，求管关税，每日抽钱二三千文，即使是单身过关，也得留下买路钱。向里甲科派工食器用，大建衙署，劳民伤财。营兵每月饷银二两二钱，便每名扣除四钱、七钱不等。令郭名扬向每名将官索贿三千，火器营将领王震仲不肯应承，即整天加以呵责，王无奈，送银炉、银如意各一件，罗缎、潞绸各十匹，马二匹，尚嫌不足。对待地方官，则是趾高气扬，随心所欲，稍不称意，则开口题参；遇上生日，还逼地方官馈献银铸寿星炉爵杯盘及绣缎等物。恣意摧辱士类，以显威风。李模不禁问道：“皇上有何负于内臣，而敢举朝廷礼法纲纪，将士吏民，一旦凌夷暴殄至于此极也？”

崇祯帝认为朝廷官员多营私利，热衷于门户之争，廉谨者又不能筹划一策，便不信任甚至重惩文武百官，有些被诛杀，有些被贬黜，余者大多被疏远。崇祯朝大多数官员无能、贪腐、势利，党同伐异，疏于政事，让崇祯帝失望而愤怒，于是大搞惩办主义，但在铲除奸佞、罢黜平庸者的也错误地惩办了直臣如刘宗周、黄道周，良将如袁崇焕等，这无异于把脏水与小孩一起倒掉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崇祯帝开始起用和宠信宦官。崇祯二年十一月，因后金兵再次南下，崇祯帝特遣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同年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宫监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四年九月至十一月，任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之后，屡有太监被委以重任，如高起潜、张云汉等人，有些太监不再监军、监饷、监纪，而是直接指挥兵马。刑余之人，“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一旦掌权便飞扬跋扈，招致文臣的严重不满，常进谏上书，但凡进言揭露内臣过恶的文臣，轻则遭叱呵，重者被削职、遣戍，弄得文臣心灰意冷，不再也不敢多言。有崇祯帝撑腰，太监更有恃无恐，危害军政，巧取豪夺，气焰日炽。但历朝历代都不乏不畏权势、直谏敢言之士，如李模者。李模揭露太监陈镇夷暴虐贪婪的奏疏，似乎引起了崇祯帝的重视，令司礼监查议具奏！但此事最终无果，淡出了崇祯帝的视线，而李模却被反噬，贬为南京国子监典籍。贪欲如水，是人性中最卑劣、最凶恶的力量，不遏则滔天。陈镇夷过恶败露，却没受到任何惩处，举报者反倒被贬，崇祯年间腐败不盛行才怪了。

崇祯帝容忍腐败，必致法纪、军纪败坏，民众遭殃，百姓与朝廷离心离德。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堪称明末的精锐之师，可老百姓倾家荡产养活的军队，却对老百姓如狼似虎，怎能不让老百姓诅咒崇祯帝和朝廷，而投向“均田免粮”的起义军，走上武装反抗明廷的道路呢？

腐败也使明军丧失了全歼农民起义军主力的绝佳机会。崇祯七年正月，廷议诸镇抚事权不一，宜设大臣统之，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陈奇瑜不负崇祯帝厚望，“楚中屡捷，一时大盗几尽，其窜伏深山者，臣督乡兵为向道，无穴不搜，楚中渐有宁宇。”随后，陈奇瑜率部一路追击，其他各部倾力围堵，终于将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主力重重围困于兴安县车厢峡。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损失惨重。适逢阴雨连绵，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足智多谋的李自成等见势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太监监军杨应朝及奇瑜左右将帅，伪请降。结果，诈降成功。愚蠢的崇祯帝竟然诏令陈奇瑜，勒令高迎祥、李自成率旧部六万余人，火速开往汉南一带，限期剿灭张自忠部，以立功自赎。起义军脱离险境后，会合其他义军，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本来已陷入绝境的起义军，却因奇瑜左右及诸将帅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奇瑜大意轻信，而起死回生，从而留下了亡明的祸根。太监监军杨应朝因为受贿而替李自成说话，又因为自己与皇上的特殊关系而说话分量很重，陈奇瑜等将帅处处要让他几分，如果没有杨应朝从中作梗，李自成部难以诈降成功。 杨应朝对李自成部诈降成功负有重责，这是崇祯帝宠信太监造成的诸多恶果之一。后世有言：十万太监亡大明；大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宦官。崇祯帝并非命舛数奇，而是自作自受。

很多人都言崇祯帝亡于高税赋，因为征收高税赋，弄得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被迫啸聚山林，对抗朝廷，使得崇祯帝在内有义军外有清军的夹击中绝望而亡。其实，崇祯帝征收的正赋并不高，如果严格按照诏令征收正赋，不附加既得利益者私自征收的税赋，民力民资得到有效的保护，许多地方的老百姓也不至于困苦不堪，揭竿而起。

陈支平指出，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两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地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像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可与陈支平分析相背的事实是，“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头会箕敛，户口锐减， 流民盈野，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问题的症结在于崇祯容忍腐败，使得私派高于正赋，官吏在征收税赋时以权谋私。吏科给事中刘汉儒言：“自发难以来，征派无虚日，最苦者奠如招买豆料，给价常少，给价常迟。是名招买，而实加派也。”曾任县令的孙承泽对崇祯帝有过真切的描述：“孰知军前之需，取之于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于地方者，正无纪极。忆臣待罪县令之时，倏奉一文，取米豆数千石，草数千束。送之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只，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种钱粮，后日作何销算，惟日：‘迟误则以军法从事！’州县之吏，懔懔恐后。……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近者军前派征益厉，甚至小县有派米稻三千石者，黑白豆二千石者，计价不下二万余两。此剿饷乎？抑练饷乎？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又言，“大江以外，几无宁宇。人不归咎于天行之灾，而归咎于部派之繁重。”名臣刘宗周则说出了贪官污吏利用“自由裁量权”假公济私：“今吏治之败，无如催科火耗。”如果说这些私派虽蛮横，但还有一些为“公”成分的话， 另一种“加派”则是完全彻底的腐败了。崇祯年间，除税监遍布全国水路、陆路的交通要道，收取大宗货物和商贩通行费外，各地官员还在自己的地盘上私自增设卡站，形成了村村设卡、路路设站的局面，真是“雁过拔毛，人过留钱”。面对严密的交通税网，谁要敢违抗，就没收一半货物；谁敢抱怨，就没收全部货物。如有过激行为的，就送交官府关押，而一旦遭到关押，十有八九会死在牢狱之中。驿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各地官府投递紧急文件、飞报军情、运转军需物资、运送来去的新任官员， 驿递用于公务的开支仅为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驿站衍变成了私人工具。在天灾人祸弄得百姓饥寒交迫的情形之下，猛于虎的加派，无异于从饥民口中夺食。崇祯三年，兵部尚书梁廷栋算了两笔账：“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就连崇祯帝自己在《罪己诏》中也痛切地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趁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官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民不聊生，又屡吃不足额的兵饷，严重拖欠兵饷，以至于有些地方的士兵自带干粮守城，有些地方的士兵迫不得已卖掉了老婆、儿子、兵器，焉有兵民不反之理？

崇祯帝宁可加重贫苦农民的负担，也不愿意触动官僚、太监、豪绅的一点利益。崇祯初年，陕西闹灾荒，兵民相煽而动，刑课给事中刘懋请求崇祯帝补给陕西边地两年的军饷、发内帑十万，以赈济延绥边兵，安定军心，可崇祯帝没有答应。刘懋见请饷不成，有请裁撤陕西驿站，声称每年可得银数十万两，以供兵饷，崇祯帝则欣然应允。结果，裁撤驿站，逼出一个起义军首领李闯王。崇祯十年，因增兵“剿匪”，户部无饷可供，便又在农民身上打主意，请亩征银一两，加银三分，即所谓“因粮纳饷”，共加剿饷二百八十万两，以济军需。崇祯帝明知农民已困苦不堪，但为了剿灭农民起义军，还是下诏说，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结果，屋漏偏遭连阴雨，一些地方遭受严重的旱灾瘟疫，出现了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饿殍遍野的凄景惨况，剿饷、练饷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死灰复燃的李闯王借机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起义军扩充至数十万人。外国人都知道，“每一个国内人心中都同时有两座神，一个是土匪，一个是菩萨。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国内人心中的土匪就出现了；当他们解决了温饱时，每一个人又变成了菩萨。”崇祯帝独不惧然而惕乎？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鉴于明亡的教训，首先颁发旨令，宣布：“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并从制度层面上规范赋役管理，适时改革赋役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国内老百姓是最能忍受困苦的，不逼到生死的临界点上，是不会轻易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的。国帑空虚，无饷“剿匪”，但百姓也同样困苦，为什么不强令既得利益集团出点血，以度时艰？

崇祯九年，江南武生李琎上书，请搜括臣宰助饷，遭到大学士钱士升的驳斥，一般士大夫也都偏袒钱士升，汲汲要誉的崇祯帝“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但也仅“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十七年三月，大顺军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但因外饷不至，太仓久虚，守城官兵的粮食还没有着落，崇祯帝不得不下令各官捐赀助饷。结果只有三个太监各捐了五万两，一个大学士捐了五百两。无奈，崇祯帝只得屈尊劝自己的岳父周奎捐助，可其岳父一通哭穷后，勉强捐了一万两，崇祯帝又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助，王之心也只捐了一万两。其实，官僚、太监、豪绅都富得流油，后来李闯王进京追赃，经过严刑拷打，共获赃银七千万两，其中王之心现银十五万两，崇祯帝岳父周奎现银五十三万两，大学士陈演现银八万七千两、黄金三千六百两，大学士魏藻德现银四万七千两、黄金二千一百两。七千万两赃银是崇祯初年正赋三百二十万两的二十多倍。既得利益集团只知道一味地敛财，安享富贵，根本不管皇帝的死活，不管大明江山的安危，连最起码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都不懂，崇祯帝还宠着他们护着他们，犹如让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岂不悲哉。腐败分子是不会有信仰和良知的，别指望他们在皇帝命悬一线之际，会有什么血性和责任担当。当北京内城落入起义军之手时，心急火燎的崇祯帝亲自到殿前鸣钟召集百官，可是，哀鸣般的钟声没有召来一个人。百官内臣藏的藏，跑的跑，降的降，更有太监曹化淳之流忙着做李闯王的马前卒，只有一个叫王承恩的太监陪着崇祯帝上吊自杀。刚烈的崇祯帝没有苟活于世，假若他苟活于世，也会被毫无礼义廉耻的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活活气死。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太子和永王逃到外公家，也就是崇祯帝的老丈人嘉定伯周奎家，定王藏在田宏遇家，周奎先是不纳，后怕因隐匿皇子而被治罪，遂向李自成报告了三个皇子的藏身之处。

七千万赃银，当然不是所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搜刮民财、蠹噬公帑之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明末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已到了极点。如果崇祯帝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善待百姓和士兵，整饬官吏，严惩腐败，以铁手腕清缴赃银，用以充实军饷，蠲免灾区税赋，赈济灾民，岂会落到上吊自杀的地步？ 明朝灭亡的责任并非全在崇祯帝，比亡国之君崇祯帝责任更大的是二十多年不上朝、贪财成癖的明神宗和斗大字不识一筐、长年累月深闭宫中干木匠活乐此不疲的明熹宗，这两位皇帝昏庸无能，倦怠政事，导致晚明党争不止，宦官专权，纲纪废弛，百弊丛生，民变激烈。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崇祯帝是大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不可能也无法通过土地革命改变阶级关系，通过实行民主政治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他犯下的是阶级原罪而非个人罪过，人亡政息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