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邹浩：誓死不与奸臣同流合污，被贬后仍坦然面对

邹浩，字志完，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自号道乡，称道乡居士。邹浩生于北宋仁宗嘉祐五年，卒于政和元年，历神宗、哲宗、徽宗五朝。邹浩二十三岁步入仕途。

神宗时期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继位。

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即位后便下诏广开言路，立志要改革内政。

起用王安石，开始熙宁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两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邹浩中进士第，任苏州吴县主簿，从此步入仕途。

元丰七年（1084）直到元祐二年（1087），邹浩一直任扬州（今江苏扬州）州学教授。

扬州自古重视讲学，学者“旦暮讲习”。

但是，邹浩到任时，扬州讲学却已大不如前。

邹浩到任后一直希望能振兴教育，以便“化民成俗”。

元丰八年（1085），王安礼由江宁府移镇扬州，邹浩希望王安礼能“举化民成俗之言，绍复鲁僖蜀文之盛”。

元祐二年（1087），蒲宗孟由亳州移镇扬州，邹浩亦上书，希望蒲宗孟重视教育，振兴扬州的学校。

元祐四年（1089），邹浩除颍昌（今河南许昌）府学教授，仍然非常关心教育，对科举考试提出自己的见解，指出科举考试应包括经术、词赋等，而不能偏于任何一方。

并且针砭时弊地指出：“民贫，所当富也，则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当澄也，则曰人情不可扰；人物，所当求也，则曰从古不乏才；国用，所当裕也，则曰治世耻言利；风俗，所当厚也，则曰不切于时变；边备，所当严也，则曰在德不在兵”。

后来，此观点得到宋哲宗及曾布的赞赏，并依据此，被哲宗亲擢为右正言。

邹浩在扬州、颍昌和襄州等地任职期间，亦喜欢结交朋友，“士有一善，无贵贱必与之交，无远而必欲收而取之”。

所以，“士有不远千里，鼓箧而至者，踵门问道无虚席”。

邹浩“辟馆居之，膳羞之事，取居于家”。

直到绍圣三年（1096）二月，邹浩因父病，解官回家，邹浩一直都在地方任职。

邹浩认为一个地方人民的风俗教化都与教育有关，所以他每到一处，必关心当地的学校建设，以培育人才为己任。

哲宗时期元符元年（1098）九月，邹浩被宋哲宗亲擢为任右正言。

因为邹浩“亦言在上者好恶不同”，且出言往往“诚中今日之病”，所以深得人心，众人“闻邹浩谏官，皆协公议”。

台谏作为皇帝的耳目，其主要目的是扩大皇帝的视听，行使对宰相及百官的监督和约束权。

邹浩转入中央任职，有了更多发表言论、参与政事的机会。

台谏官既有谏诤君主、监察中央和地方百官的职能，而且还有参加朝政和议定法制的权利。

但同时，台谏官也因此随时会得罪百官，甚至会连累亲友。

邹浩在被任命为右正言时，也有过如此的担忧，因怕连累老母，欲推辞。

在母亲的极力支持下，邹浩才进入台谏机构。

邹浩认为“天下之事可论者虽多，然其本源悉在于朝廷之上。

”他请求哲宗广开言路，诚心纳谏，重视台谏官的作用，才能使“君臣之情通然后足以隆四海之治”，使“使四方万里之远无以异于一堂之上”。

早选备台谏官，才能“言路不至久阙，相与尽忠献纳，少助陛下博览兼听之意”。

并且认为应该牵复绍圣以来因上言不当被降职的言官，否则“恐中人以下因此以言为戒”，不能“以言废人”，应该鼓励“天下敢言之气”。

百官要同心同德，不能相互指责。

对朝廷百官的过失，邹浩也不放过。

他三论陆师闵“虚奏功赏，保明不实，情涉欺罔”。

邹浩不仅关心政治，对一些经济政策，也提出自己的见解。

元符二年（1099），因追复旧法，扩大了置水磨的地域，邹浩认为“恐岁月之后，遂遍天下，而茶商衣食之源，尽为本司（水磨）所摧，不得措其手足，其弊可胜言哉！”，充分考虑了茶商的利益；同年邹浩即奏有官员对丁盐钱“止陈其利而隐其害”，而实际是民力不堪，从而使民失“仁圣”之意，恳请圣上体恤民情。

军事边防上，邹浩也曾进言。

邹浩认为不能因为一时之功而放松警惕。

邹浩职在言官，对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对哲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嘉言入告，无不从者”，得到宋哲宗的赏识和信任，也赢得了时人的爱戴和尊敬。

徽宗时期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保守派的官员则相继被召回朝，邹浩拜为右正言，陈瓘为左正言，龚夬为殿中侍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