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太常寺，日常运行与管理，再严密也有贪官捞财！

经历了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及宋元时期的演变与发展，明代太常寺的机构及官员设置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其运行机制也更加趋于成熟与完善。

运行化制权力中心隋朝以前的太常寺，一直是丞为极利中也，为太常寺品级最高、权利最大的官员。隋唐开始，始设太常寺卿为太常寺首长，执掌寺内一切大权，明代化然如此。

太常卿执掌寺内一切祭祀、礼乐事宜，总管着太常寺所有官员，并起到协调、维持寺内运行的作用。

除卿之外，明代还设置太常寺少卿以及寺丞，以辅佐寺卿。

日常庶务太常寺与其他机构的文移往来，祭祀物品的申领以及寺内官员俸禄的申报与领取等日常庶务，由太常寺首领官典簿负责。

典簿负责太常寺与其他机构的公文往返、金钱出纳事宜，如祭祀所用之酒、白面、潘柴等物品的申领，由典簿行文处理，而当太常寺的属官如协律郎等有缺额时，待吏部提准之后，则由典簿呈堂查取应补缺额；另外，太常寺官员的俸禄、月米的申报及领取，亦由典簿持手本赴户部禄米仓支领并分送、发给。

祭祀礼乐活动中各官员的分工与协作太常寺的官员体系及机构设置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完整性的表现即各级官员在祭祀、礼乐活动中的分工与协作。

太常寺最主要的执掌是负责和参与祭祀活动，不同祭祀礼仪虽分别有各自细节上的差异，但基本过程大致相似，下面就以郊天礼为例分析太常寺各级官员在参与祭祀活动过程中是如何分工合作，以维持祭祀礼乐活动的顺利进行的。

園丘坛是帝王举行祭天大礼的场所，又称祭天坛。

在園瓦祭祀仪式正式开始之前，太常寺官员需要完成很多准备工作，首先是太常卿上奏提请视牲，省牲，所用牺牲由太常寺牺牲所负责看护与喂养，直至祭祀仪式进行前，每日一员轮视，确保祭祀之用。

祭祀仪式之前需要进行斋戒，送是祭祀前重要的准备工作，斋戒前还要举行传制誓戒的仪式，即由太常卿奏请斋戒，并负责将祭祀前的斋戒事宜下发到文武百官，表示斋戒活动即将开始，斋所之内放置的铜人或木牌也由太常卿呈进，以起警示人也的作用。

另外，祭祀么前还要进行习仪，即对正式祭礼的一种预演，以确保祭祀当天的没有失误或把失误率降到最低；太常寺的协律郎、赞礼郎以及乐舞生等都需要在祭祀仪式正式进行之前反复的练习乐舞以及仪式的演练。

圖丘祭祀的前三日，需要进行告庙之仪，即迎请太祖牌位以配上帝之仪，礼毕之后，皇帝仍需听取太常卿汇报省牲情况；在祭祀前一日再次进行告庙之礼后，太常卿需引导皇帝至圍丘视察坛位及神库的物品准备情况，并将所用的祭器及祭品准备完善。

准备活动完毕之后，在正祭当天清晨，太常寺少卿需率领属官将所摆祭器填满祭品，并准备好祭祀所用的帛、玉及祝版等，太常乐官如协痒郎、司乐以及乐舞生等也都各就其位，待王鼓之后，皇帝从斋宫出发，由导引官引至御位，祭祀仪式正式开始，太常寺卿同导驾官一起，引导皇帝进行迎神、行礼、进组、献帛、献爵等一系列仪式，终献以后，太常卿进立殿，唱赐福昨，行饮福受昨之仪；祭祀活动的最后是进行送神仪式，行仪后，内赞奏礼毕，祭祀仪式最终完成。

在祭祀礼乐活动的准备及进行过程中，太常寺各级官员形成了一个相互协作的整体，各个官员相互配合，以太常寺卿为领导核也，统领寺内一切事宜，太常寺首领官及属官为辅导，共同参与到祭祀礼仪活动中来，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运行体系。

祭祀经费及祭品来源祭祀费用即为牲品、香帛之费，产生于祭祀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办纳牲品、香、帛、荐新品物等费用，如正祭之前的告庙、视牲、斋戒等等都有香烛、帛等费用。

明代太常寺每年置办祭祀物品所用的经费大致为铜钱六十万文、钞兰十万贯，正德时期又增加了二百两，除此之外，明朝政府的礼仪开支还包括兴建太庙、天坛、陵寝等土木之费，必需的祭器、袍服、乐器等物件的造办之费，宫廷典礼的赏賜之费以及守巡军人、乐舞生、厨役等的力役之费，送些礼仪之费是一项巨大的开支，＂数礼迭举，数费相加，必然使开支总量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引发国家政府的财政危机。

厨役的选取与管理选取及额数厨役对祭祀活动主要起到协助作用，太常寺厨役的名额在明朝初期较少，后随着祭祀等相关事宜逐渐繁重，其名额在洪武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有所增加，直至嘉靖二千九年开始裁汰冗役，太常寺厨役额数不再增加。

管理明朝政府对于厨役的管理也非常严格，对于逃跑厨役的惩罚较为严厉。

凡逃跑厨役时间不足云个月的予以收复，三月之外的送交宫府审问，有私自逃回原居住地躲藏起来的，准许里甲首官解除逃亡厨役的户籍，凡事逃跑三次以上的厨巧则发配到关外为民。

假如服役厨役的父母或亲人有病故者，待上级查明印证后可以准许厨役返乡奔丧，限期十个月复回原职。

凡处在刑期或奔丧期之内的厨役，在祭祀时不得登壇。

倘若违反这一规定，则会受杖笞之刑，再犯之人则会被法司判决，并改拔光禄寺当差，被判决之人原来的职位则由其兄弟或儿子替补。

太常寺厨役的缺额补充办法与光禄寺相同，也需要呈报礼部，由礼部选取精壮者后调拨至太常寺应役。

旧制由太常寺于岁终照例呈报礼部替补缺额厨役，厨役若有老疾无替代者，则给予回籍证明，再由原地人员补充，若有逃避厨役，或弟弟代替兄长补役者，则给以替代补役，嘉靖六年礼部准许太常寺的提报，即原来在太常寺应厨役登记的余丁，准许顶补逃逸的缺额，同时发给应役之粮食，不必在原籍拉人补充，以复苏民生。

九年又改制，太常寺同科道礼官清查缺额厨役，补充完毕后即收录在册，太常寺堂上官每年予以查点。

为了防止厨役逃役，嘉靖元年令太常寺斤细核查在册记载的厨役的年龄、样貌、任役年月、家庭境况，确实掌握各厨役的状况。

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太常寺职掌祭祀大任，其程序繁琐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务，其各项开支也并未详细核查，因此在办理祭祀活动时会出现若干舞弊情况。

首先，关于太常寺的各项钱粮，太常寺各项开支无从核查的弊端，给别有用也的贪婪之徒留下可乘之机。

隆庆元年八月，时任太常寺卿的师宗记掌管寺印，竟盗出库银二百两三千万文，为了掩人耳目，还分给典簿蔡本高、赞礼郎包仪傑一半，剰下的一半则与寺丞魏奉谱、袁好礼、杨自和、王丞业等四人瓜分。

定额的库银尚且被这样堂而皇之的盗窃并瓜分，更不用说用于采办的银子在无人监察的情况下会被怎样的层层贪污克扣。

而当师宗记偷盗库银被揭发告到刑部之后，刑部这才一并检举师宗记自嘉靖三千六年以来就侵盗四郊租税银子达上千余两以及其索要属官贿赂之事，自嘉靖时期的罪行到隆庆时期才被揭发，也反映了太常寺内部的积弊之深、之久。

其次，太常寺还存在着官员管理不善、玩忽职守的情况，官员因失职而被处置的事情时有发生。

正统六年太常寺少卿蒋守约、寺丞戴庆祖、王一居出现持身不洁、收授贿赌的倩况。

类似的太常寺官员读职、贪污的情况还有很多，送些太常寺官员本是国家祭祀的重要官员，却在国丧期间出现不宿公署、饮酒食肉的大不敬之行及收授贿赂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员自身不能恪尽职守以及太常寺长官对官员管理不善的问题。

另外太常寺关于厨役的管理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发生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的太常寺与礼部所属问题之争的焦点即是是否上缴厨役造册，太常寺就送一问题与礼部展开激烈争论，千方百计地想免去向礼部上缴记载厨役的名册，这一做法令礼部官员质疑太常寺在厨役管理上存在着问题，因而礼部特别强调了厨役造册的重要性。

若是没有厨役造册，则太常寺会成为躲避重役、贪图月粮者的收容么所，而事实的结果也证明了礼部官员的猜测。

在礼部已经掌握的厨役名单里，厨役蔡方开标注的籍贯是山东充州府东平州文昌县人，但在明代地方行政单位中，东平州并没有文昌县，而只有汉上甚，这一细微的差错，或许是造册人员地点记录的失误，也或许有意虚报名额，无论原因何在，都可以推断太常寺在厨役管理方面确实存在着问题。

除此之外，太常寺官员多有＂道流充任＂的情况，有的道±甚至被擢升为太常寺卿或少卿，这些非＂科班＂出身的太常寺首领的素质与进±出身的官员相比，良莠不齐，很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礼仪教育，也没有通过正常、合理的选官途径，降低了太常寺决策者的水准，于祭祀活动不利，从而产生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