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蛊女”背后的故事(苗族蛊女是什么人)

蛊与苗族的关系被各种宣传搞的很密切，因多系道听途说，传播起来就更加邪乎。在诸多与蛊有关的故事里，最厉害的莫过于艳丽女子就是施蛊者，这种所谓施蛊者，还有一个比较专用的名称，那就是“蛊女”。那么，“蛊女”是如何认定的呢？在她们身上，又有哪些凄惨的故事？

我们先看一个故事，这是刘锋博士论文《巫蛊与婚姻———黔东南苗族婚姻中的巫蛊禁忌》中众多案例的一个，即 “丢铜钱判定谁有蛊”，故事是这样的：

村子里有一家人的小孩生了病，根据经验判断这个小孩一定是中蛊了，遗憾的是这个村子里都是家族，他们接的媳妇也都是亲戚，谁是使小孩生病的蛊婆呢? 一时难以判定，孩子身上的蛊就没有人收回去了。于是整个村子的人开了一个会，他们肯定村子里出了蛊婆，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把隐藏很深的“敌人”挖出来，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把蛊婆找出来。如果找不出来，她就会躲在阴暗角落里，肆无忌惮地放更多的蛊，使整个村寨的人畜生命受到威胁。最终有人想出了一个村民都一致赞同的办法，请一个巫师来做神判。他们选定了日子，烧一小锅水，巫师念了咒语，叫村子里所有的媳妇，隔一定的距离向锅里丢铜钱。如果有谁丢不进锅里，谁就是蛊婆。所有的媳妇都非常害怕自己成了蛊婆，因此丢铜钱时心与手都在颤抖。把铜钱丢进锅里去的笑了，丢不进去的哭了。结果有三个妇女失手，遭到村里人的辱骂。

一看这个故事，就很荒唐。首先，小孩生病，就认为是中了蛊，这种固有的思想，是害死人的出发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想，主要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所造成的。一般而言，小孩生病，又不会说话，只是哭闹的厉害，于是一干人等，就着了急，对于未知产生恐惧心理，总想找出最便捷的办法解决，最好是有人摸一下头，试一下法，就立刻病除。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无知和恐惧，就是产生这种想法的根源。在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之时，就会寻找另外一种途径，来释放这种无知，即找一个对象，把这种无知确定化，或者说化小化。于是出现了上面所说的“丢铜钱判定谁有蛊”，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一下，一是为什么都是女人丢铜钱？男人死哪儿去了？二是规则为什么是丢进去，而不是丢不进？三是最终丢不进去的人，成了“蛊女”，那她会解蛊吗？小孩的病在找到了“蛊女”之后就解决了？

显然，这些问题一出来，整个故事就经不起推敲，但确实有地方是这么做的，只能说，这是愚昧无知的做法。先说第一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女人而不是男人，这显然反应了这是一个男权社会，其实质就是由男性制定规则，迫害女性。第二个问题，显然是增加难度，让妇女投铜钱是产生畏惧感，篮球运动员罚球，都没有人能百发百中，何况这种投铜钱游戏，这种设计，百分之百能找到替罪羊。如上述故事，就出现了三人是“蛊女”的现象。第三，一般“蛊女”的故事，都到此为止，至于小孩最后好了还是没好，这些被认定的“蛊女”能不能治，却没有结果。因此，这种认定“蛊女”的方式，极为荒唐和愚昧。

虽然荒唐和愚昧，但若被认定为“蛊女”之后，这个名头会伴随女性一生，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来看夏之乾先生在黔东南榕江县八开区洞调查时收集到几个事例：

1978 年摆贝大队一少女被诬放蛊，其兄弟在舆论压力下，对她进行了逼供，并要赶出寨子。1980 年高雅大队一女社员被诬放蛊，被拷打后婆家娘家都不敢收留， 1981 年摆贝大队女社员被诬放蛊，被活活吊打致死。1982 年八开公社高周大队边疆发生几起指控一女舍员放蛊的事件，被诬者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斗，房门被打破，头发被剪掉，衣服和铺盖被剪坏。

由此可见，被认定成“蛊女”之后，处境极为不妙。改革开放后，国家虽然出台了相关法律，直接迫害“蛊女”现象不复存在，但若背上“蛊女”之名，其自身婚姻及后代婚姻都会受到影响。苗族婚姻中有“清针线”的习俗，即恋爱中男方家长都会打听其母亲是否是“放蛊”之人，如果是，他们就害怕与“蛊女”家有染，害怕受到牵连，会坚决反对儿子与其成婚。此外，“蛊女”的社会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在人们心目中，“蛊女”就是恶人形象，因而众人对其嗤之以鼻，黔东南苗族节日可谓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在这种喜庆的日子中“蛊女”作为异类被排斥在外，不能与众人共欢腾，更加重“蛊女”的思想包袱，造成她们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苗族“蛊女”背后的故事(苗族蛊女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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