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莫高窟220石窟)

1988年到1995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六次发掘工作，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等残文书。对于这批文书，敦煌研究院已邀请相关学者进行了整理和初步研究。2000年，作为北区石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彭金章、王建军主编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图版99披露了一片出土于B64窟的汉文刻本残片(编号B64:1)。同年，荣新江先生在为该书撰写书评时，首先指出该残片所记文字出自《资治通鉴》卷161《梁纪十七》，故应定名为汉文《资治通鉴》。2004年，考古报告第2卷出版，所收录的B137窟出土汉文刻本残片中，又有11片《资治通鉴》残页(编号B137:1-11)，其中B137:4-2与B64:l的残片可拼合为一片，说明B64:1原出自B137窟②。这些残片应为某个版本的遗存，若能考订出其时代、版本，则于《资治通鉴》本身的版本源流乃至雕版印刷之研究皆有裨益。经荣新江先生提示，笔者尝试进行了初步考释、研究工作，略述如下，尚乞方家指正。

一残片简介及初步比对

本文所论《资治通鉴》残片出土于属北区崖面第三层的B137窟，同窟所出尚有木印章、锥子以及回鹘文残文书。1l片残片编号与尺寸分别为:B137:4-l，残宽12.3cm，残高11.5cm；B137:4-2，残宽10.8am，残高9.9cm；B137:4-3，残宽13.7cm，残高12.4cm；B137:4-4，残宽8.Ocm，残高5.2cm；B137:4-5，残宽13.2cm，残高11.4cm；B137:4-6，残宽15.5cm，残高12.2cm；B137:4-7，残宽12.5cm，残高12.2cm；B137:4-8，残宽13.Ocm，残高10.5cm；B137:4-9，残宽11.3cm，残高12.5cm；B137:4-10，残宽12.8cm，残高18.5cm；B137:4-11，残宽12.6cm，残高12.Ocm。考古报告称用纸为泛黄之白麻纸，纤维交织不均，有横帘纹，纸质薄软，文字为木刻本。左、下、右单框。行间有细墨线，行距1.1-1.2cm，为《资治通鉴》卷161、162《梁纪》十七、十八武帝太清二年(548)、太清三年。下面依报告，据图版试推测该《资治通鉴》刻本的版式特征及时代、地域。

从图版看，残片2最右下方的“遣”字右边有两层栏线，只是里细外粗而已，另残片4，右方“不然”二字以右，残片6“彦欢之族弟也”行以右，皆显示为双栏线；残片8与10最左一行字以左，双栏线亦很清晰，故该刻本应为左右双栏(双边)，报告简介不够准确。

虽然11片皆为残纸，然其所记内容见于《通鉴·梁纪》，从报告所附诸片录文看，其文字与中华标点本《通鉴》概无出入，唯第一行之“癸”，中华本作“乙”(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作“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所存文字皆为正文，并无胡三省音注。该刻本当为不附胡注的《通鉴》版本。据《通鉴》原文内容可补全缺字，以复原残片之刻本的行款格式，以残片3为例(图1a)。其下方、右方已触及书版的边栏，而最左一行残，但能看出该行并不像以右诸行大字整齐排列，对应右一行“城状如”的部分，没有明显的字划痕迹，唯对应右一行“如却”二字之间，有残字，似为“登”，此点发掘报告没有注意到。这一行极有可能是版心所在，该字位于版心下方，一般来说，据宋元以降的版刻格式，应为刻工姓名。笔者在发掘报告录文基础上，补全残缺部分，录文如下(斜体者为据《通鉴》内容之补字):

1告南兗州刺史角康王会理十二其会理使询帅步骑

2千人夜袭正表大破之正表走还钟离询收其兵粮归

3就会理与之入援癸已侍中都宫尚书羊侃卒城中益

4惧侯景大造攻具陈于阙前大车高数丈一车二十轮

5丁酉复进攻城以虾蟆车运土填图湘东王绎遣世子

6方筝将步骑一万入援建康圆子发公安绎又遣竟陵

7太守王僧辩将舟师万人出固汉川载粮东下方等有

8俊才善骑射每战亲犯矢石以死节自任壬寅侯景以

9火车炎台城东南楼材官吴景同巧思于城内构地为

10楼火才灭新楼即立贼以为神景因火起潜遣人于其

11下穿城城将崩乃觉之吴景于城内更筑迂城状如却

水“却”字以左有残字，似为“登”

从录文及推补，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该刻本的行格为半叶11行，行21字。残片5(图2a)，从文字看，当为卷161《梁纪十七》的结尾，有字的最左一行离叶边栏尚有两个空行，极有可能用来书写每卷末的尾题，如“资治通鉴卷几几”，可惜上部残，无法证实。

报告介绍该残片系白麻纸，有横帘纹，这正是宋代以及元代前期印书多用的纸张品种。从字体上看，字迹浑厚圆融而饱满；是颜体风格，与南宋中期建阳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字风近似，但不及其方峭有棱，而与南宋绍兴二到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资治通鉴》(下文简称“绍兴本”)之欧体字则全然不同，应出建本系统。从版式来看，左右双边在宋元建本中亦常见。发掘者以B137窟使用下限一直到元代，则其亦应为该窟所出文书的下限。

参照以上分析，可初步判定，北区石窟所出《资治通鉴》残片为宋元时代之大字建本，左右双栏，半叶11行，行21字。下面的工作便是将残片与存世有相同行款格式的元音注之《通鉴》刻版进行对比。目前最易见到的号为“宋刻”的11行本《通鉴》，正是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资治通鉴》。笔者取其卷161、162的相关页面观看，发现其与这11枚残片的版款格式惊人之相似。

比如残片1，《四部丛刊》本自右向左第5行最下方“夹攻之子一”五字右方栏线残缺，或者说不太清晰，第5行下方，“而死”二字右边栏线不清晰，“子四子五”四字左边栏线不清晰(图版25b)。细审残片情况(图版25a)，竟与此一一相同。类似的细节尚有许多，不再列举(图3a、图3b)。唯残片3，上文推测为刻工姓名之“登”字，同样见于《四部丛刊》本的相同位置(图1b)，《丛刊》本版心上方记本页字数，两鱼尾之间记如“通鉴一百六十一”，版心下记刻工姓名。根据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相信初步判断的正确性，也可预见对北区石窟残片的考订，必将推动宋元《资治通鉴》版本的研究。既然残片与《四部丛刊》本体式相同，我们不妨先把问题简化为搞清楚《四部丛刊》本《通鉴》的底本及其性质、年代。

二从涵芬本到《四部丛刊》本《通鉴》

1927-1928年，由张元济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和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善本为母本，影印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编，其中《资治通鉴》一书的底本，我们很自然想到的是张元济自藏，置于涵芬楼的“宋本”《通鉴》，后世称为“涵芬本”者。《四部丛刊》本《通鉴》扉页记:“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原书版匡高营造尺六寸五分，宽四寸三分。”@实际负责影印工作底本采择的副主编孙毓修著有《四部丛刊书录》，其中《资治通鉴》一书，明言以上海涵芬楼藏宋刊294卷本为底本。

“涵芬本”系1918年前后张元济自广东孔氏处购得，随即寄与家藏“双鉴”(宋刻百衲本和元胡三省音注本)的傅增湘查看。傅记其概况，共294卷，12C册，其中缺卷139-140、214-216、265-267，配清抄本，半叶11行，行21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方记字数，下方记刊工姓名，阴叶阑外标某朝某帝。钤有“张乔之印”、“克庵”、“卢文弨”、“岳雪楼印”(张元济记为“岳雪楼主人”)、“泰峰见过”诸印。有光绪年间一跋文，称此为元本。章钰因与傅氏相邀合校《通鉴》，亦曾见过“涵芬本”，据其记述，尚有“汪士钟印”。张元济还记有“武陵季子”、“怀济”、“口口昭望”私印，以其纸质墨色无一不肖宋刻，避讳至宁宗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幸有“六百余种多孤行罕见之书，储于金城银行保管库，得免于难，希世之珍尚在人间”，涵芬楼藏《资治通鉴》正在其中。而据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1951年，此本仍属商务印书馆。两年后，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的名义，将涵芬楼珍本500余种5000余册以及东方图书馆40万册一般图书(小部分留作编辑部自用)悉数捐献给国家，后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涵芬本《通鉴》亦在其中，编号7372。从北图1959年编制的八卷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我们已经可以见到此书之著录:\"7372，宋刻本配清抄，一百二十册。”

影印《四部丛刊》之底本——涵芬楼藏《资治通鉴》的情况如此明朗，我们似乎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了。实际上，还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第一，《四部丛刊》的底本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提示了一个细节，涵芬本虽“首尾完善”，但“间有阙叶，假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宋本补足”，作为铁琴铜剑楼旧藏的“瞿氏本”，现为国图收藏，编号6740，亦为大字建本。行款格式、字体、书耳等皆与涵芬本相类。而据钤印情况推测，此本当系虞山钱谦益(牧斋)绛云楼所藏，后辗转为同县瞿氏所得，又张(元济)瞿亦系同乡，两家相近，故曾借瞿氏本补足涵芬本阙叶。

《四部丛刊》本《通鉴》的底本是否仅有《书录》交代的这两种呢？因其前载御序，末载总目、进书表、奖谕诏、元祐元年杭州镂版时衔名及绍兴二年绍兴府余姚县重刊时衔名、校勘监视人衔名，有一种意见以为还有绍兴本，但其行款(12行24字)格式与《四部丛刊》本皆不类，恐非是。国家图书馆史睿先生以为《四部丛刊》本《通鉴》的底本是百衲本，需根据各卷不同情况注意分析其版本，并注意商务在编书时的描润，其说可从。这里仅关注北区石窟残片所涉及的卷次。涵芬本(国图7372号)存有卷161、162，笔者用胶卷对照了残片及《四部丛刊》本此两卷，发现三者的相似程度颇高。

第二，涵芬本虽号为“宋本”，但其版本年代颇应质疑。虽然《四部丛刊》影印当时记其为宋刻(上引孙毓修叙述)，但实际上早有异议。上文提及，傅增湘注意到涵芬本有光绪年间一跋文，称此为元本。而张元济在1918年购得涵芬本不久，也对其是否宋刻本产生了怀疑。他注意到新得之本子于宋讳或避或不避，亦有避非宋讳的情况，而有将宋讳之缺笔补全的情况，“间有歧异，亦有宋本似误，而此本已经改正者”，“第二百五十八卷末卷第行后有铲去字迹，辨是至元二字……此外尚有数卷末叶卷第行后亦有剜补痕迹，又有数处桓、恒、敦等字原为缺笔，后经镶补完成者。痕迹显然。岂此版至元时尚存，不欲留前朝之讳，故灭其迹耶。”初步推定此本是在宋版基础上进行修补过的。

后他与傅增湘相互交换百衲本与涵芬本的书影，将二者比较，以“敝处新得之本与所谓建本相同”，但尺寸与百衲建本(即百衲本第六种)不符，“细细比较，彼此笔画间亦间有不同处，殊不可解”；傅增湘在接到张元济所寄4册新购《通鉴》后，“考其行格板式，正与余藏百衲本《通鉴》之最佳大字本同”，不同之处为，“板式略高，左阑外有字”。章钰则利用校书之机，详细校正了涵芬本文字与百衲本六的异同，列举了百衲本与涵芬本不同之数例。涵芬本与宋百衲本在文字、字迹、大小尺寸、避讳、书耳等方面有相当的差异。故1951年张元济在为涵芬十一行本《通鉴》撰写解题时，也定其为元时重修印本。

南宋中期建本在元代经过覆刻的现象，突出表现在史部，尾崎康已注意到南宋中期建安十史，大部分到元代都有覆刻本，其中《晋书》的元覆刻本存世的达9部之多。而以百衲本六为代表的南宋中期11行21字本《通鉴》，在元代亦有覆刻本。两者风格极为相似，传世覆刻本多被误认为是宋原刻本，尾崎氏所举代表性例证，正是《四部丛刊》所据涵芬本。他以宋、元刻本区别在于覆刻本字体稍有走型，有耳题，有不同的刻工名，而避讳缺笔明显减少嘲。尾崎说一出便成定谳，在学界颇有影响。其实，在他之前，民国的藏书家们已经揭示出了11行无音注本《通鉴》同时存在宋、元两个版刻系统的问题。惜乎湮没在藏书目录、题跋中，不为人知，特此捡拾如上。

三残片的版本年代试论

将“涵芬本”定性以后，现在再让问题转回残片本身。残片的版本年代是否完全可与涵芬本划等号？我想还要依据其本身透露出的信息及考古年代再作考察。我们说残片与《四部丛刊》所据涵芬本(国图7372号)相关卷次相类，依据的主要是字体、栏线以及残片复原后的行格等信息。上一部分提到，作为元覆宋刻本的涵芬本在行格、字体上与宋原刻本的代表百衲本第六种几乎完全一致，而差别在于耳题、版心、纸张、墨色等更进一步的层面。在文章第一部分笔者已经做过尝试，北区石窟出《通鉴》残片中，无一片可看出其版心情况，或者是否有书耳等。那么我们是否能判断出残片之刻本到底是与涵芬楼之元代覆刻本同版，还是与百衲本第六种之南宋原刻本同版呢(残片下限为元代)？

所喜尾崎康列举的辨别宋元刻本的标志，尚有两点可加以利用:一是刻工姓名。第一部分介绍残片时注意到，残片3最左一行下方有“登”字，应为刻工姓名，而《四部丛刊》本(图1b)在相同位置亦见有刻工“登”。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介绍涵芬本情况，详细列举了阅书所见刻工姓名，其中单记某姓某名者，也列有“登”。对于宋元时代雕版中出现同名刻工的现象，宿白、尾崎康先生都有统计，宿白先生更是指出南宋时有一批熟练刻工在临安附近及两浙其他地区流动作业，其姓名在宋浙本中互见之例甚多。涵芬本与残片之刻本本来相似程度颇高，又有刻工互见，则残片之刻本应当与涵芬本时代相差不远，极有可能是同版所雕之别本。

第二是避讳，这也是张元济等最终判定涵芬本为元覆宋刻本的重要依据。我们知道，宋讳素严，不但要避帝王本名，而且涉同形音的字也要避。而元浙本官刻都不甚避讳，建本坊刻当然毋庸避讳。笔者逐一将1l张残片存留文字与绍兴本(此据《中华再造善本》)的相关部分作了对照，发现:残片3(图la)第6行之“竟”字，第9行之“耩”字，绍兴本皆缺笔，残片之刻本不缺；残片5(图2a)第8行之“胤”字，绍兴本缺笔，残片之刻本不缺；残片6(图4a)第7、9行两个“朗”字，绍兴本缺笔，残片之刻本不缺。这些两宋皇帝名讳皆不避，确应是金元刻本的情况。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残片之刻本应是南宋建本的元代覆刻本，且与涵芬本为同批次刻印。而其刊刻的具体年代，似乎也可略加推测。上文提及，考古报告介绍与《通鉴》残片同出者尚有回鹘文残文书(标本B137:2)，张铁山曾将此片与其他三件残片比定为《大乘无量寿经》，并依据回鹘文字母拼写特点，将这些残片年代限定在13--14世纪。《通鉴》残片之刻本为涵芬本之别本，而涵芬本为宋建安史部的元代覆刻，尾崎康曾指出南宋中期建安十史中《晋书》、《唐书》、《五代史记》在元天历(1328--1329)前后皆经覆刻。另据前引张元济对涵芬本的介绍，在第258卷末见到“至元”年号，因而怀疑版成至元(1279-1296)以后。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较为宽泛地将《通鉴》残片的年代置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

四余论

荣新江先生在将北区石窟所出残片(B64:1)比定为《资治通鉴》时，指出其意义在于说明我国编年体的伟大史书也曾传至河西地区。如果我们说在唐代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了《汉书》、《文选》等典籍，说明中原文明传播之广已及于边陲，这大概没有什么新奇。北区石窟所出《资治通鉴》残片及其年代、版本比定的意义在于，它说明失掉了昔日辉煌国际地位，不再是东西交通、商旅往来必经重镇，而仅仅是元帝国一个为流沙掩映的边城的沙州，仍然和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杭州以及江南的市镇，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在书籍、版刻文化上进行着互动①。

北宋末、南宋和元代的福建建阳地区，一直是全国有名的刻书中心，刻本数量巨大，且流通量大，社会影响广泛。宋叶梦得说:“蜀、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朱熹也感叹:“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作为元代建刻的《资治通鉴》从帝国疆域之东南被携至西陲的过程，正是建阳书坊版刻文化传播的过程。也从侧面说明宋元《通鉴》学之盛，《通鉴》所传播的历史知识，乃至在河西僧俗中也有相当的影响(报告判定B137窟的性质为僧房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