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龙抬头”说说道教体系文化下的“龙”(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是什么意思)

闻一多先生在其所著的《伏羲考》中，将“龙”认为是综合型的图腾。而图腾之意，一为血缘；二为标志；三为崇拜，俱“信仰”之识而传承，成为了中华文明乃至泛中华文明的代表。

尽管“龙”是否存在、起源于何存在争议，但其在中华乃至亚太地区的神圣地位不可动摇。于民间来说，“龙”是能呼风唤雨的神物；与世俗权力来说，“龙”代表着尊贵的地位与崇高的权力。

以综合的目光来看，中华文化下的“龙”，其形象、地位、象征等元素及形成的体系化的文化，是一个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佛教的东传）相融合的历史进程；“龙”本身的变化也从单纯的神异神物即早期体现的更多为蛇的生物特征过渡成为了受信奉敬拜的神明即司掌行云布雨的“龙王”。这当中，道教的文化显然也是重要的一极促成因素和组成部分。然而，道教文化体系下的“龙”的含义远不止如此。

道教神祗体系和仙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和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及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名曰“龙王品”。

与其它宗教一样，道教建立具有自身的神仙体系和仙职系统。而所谓的“体系”和“系统”，广义粗放的理解，便是能够面面俱到，能够包罗万象，能够形成上可管天、下可管地，四方尽为治下的范围。以自然为分，必离不开天界、地面、水域三处，中外古文明皆是。既然这里谈及的是“龙王”，就以“水”为例而述。如四大文明其它三位，古埃及神话里就有水神努恩、雨水之神泰芙努特和尼罗河水神阿努凯特；印度神话里的水神伐楼那；古巴比伦神话里著名史诗《埃努玛·埃立什》里记述的水神伊亚。除此之外，还有最让人熟悉的更加体系化的希腊神话，里面的海神波塞冬及他麾下的大海神族。

“龙王”及其统领下的“水族”是道教仙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道教完备神祗体系筑建和形成的助澜。

一般认为，中华“龙王”概念的出现，来自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龙王文化冲击的影响。直接证据是，在早期如正一盟威道的道教典籍中是没有“龙王”的描述的。在时间上，系统论述“龙王”的《神咒经•龙王品》是成书于西晋末至南北朝期间。

以我个人浅见，这种认识略有片面之嫌。因为，某种程度上，“龙王”是“龙”为神的外在人形化。这种对“龙”人形化的记载和描述，一早就出现在了中华道家的相关经典之中。《山海经·海内东经》便有“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之述，说的便是道教的重要神祗伏羲。

“龙”在中华文化里是一个由动物到神瑞再到仙班的演变过程。根据先秦《山海经》的描述，“龙”是“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之故而为黄帝时期的雨神。

汉代到东晋，“龙为神”的形象与说法见于各道家奠基。到了唐代，“龙神”被帝王封为“龙王”，海神也基本被规定为“龙王”。至宋元明清时期，海神、渎神相继被封王或被加封。其中，宋代对青赤黄白黑五龙封王并建立了五龙庙；清代，帝王对龙王的祭祀达到了顶峰，即帝王出巡必然会去当地的龙王庙虔诚祭拜。

合道家阴阳五行说

论之借鉴和舶来，其实在“龙文化”上，佛教认知亦有对道教文化上的吸纳，便是阴阳五行之说。

作为道家理论的根基，五行之说几乎遍及了所有的道家学说和中华系文化。最为熟知的推八字，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从八字求五行之数。而更典型的则是具有政治哲学性质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有言，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代火者必将水。”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评之：“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所以秦扫六合后“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为秦兴水德的根据。“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为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尽管蒙元的建立似乎“终结”了“五德终始说”，明清的儒家政治文化也对其有所排斥。但明朝皇帝的龙袍为何呈红色；皇太极为何取“清”字为国号；太平天国“清水顺于中土”之说后末代帝国颁布的“黄龙旗”以及兴中会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皆有端详细品的滋味。

五行于外以色为辨准。所以在战国时期就有了“五色龙”之说。再结合五德之说，汉代时形成了五色五龙是与五行五德的对应，《史记·封掸书》记载道，“黄帝得土德，黄龙地殃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泰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五色五龙与四方观念和海龙王观念亦有融合，《淮南子·地形训》说，“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汇合于黄海。青龙、白龙、赤龙、玄龙皆如此。”

中华文明的“龙”一般都认为是祥瑞之兆，这与西方的“龙”截然不同。西汉戴圣编撰《礼记·礼运》将龙、凤、龟、麟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华的“龙”一定皆是“吉”。在道教体系下，还有阴阳这对范畴的基本理论。《庄子·天运篇》说，“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阳气为动，则产瑞祥；阴气为动，则产祸孽。龙若为祸，要么是电闪雷鸣，要么是雨水之患。所以，《汉书》里说“盛冬雷电，潜龙为孽”；《论衡》里言“洪水滔天，蛇、龙为害”。

用于道教术法之名

道家，以术法为行，这算是道教文化追寻经世致用的一面。因而，在道教体系文化中的所有元素，都会竭力为此服务。

“龙”及“龙王”作为能控制雷雨的“水神”，在术法上首当其冲便是用于“祈雨”。除民间筑建“龙王庙”加以供奉、祈福外，关于祈雨的道家咒语也是尽显“龙”的元素。如经典的代表《致雨咒》，口诀为：

五帝五龙，降光行风，广布润泽，辅佐雷公。五湖四海，水最朝宗。神符命汝，常川听从。敢有违者，雷斧不容。急急如律令。

然作为神异，其确不可见。所以“龙”在道教术法中更多是作为“名”而用。“龙”在寓意上被赋予的尊贵与祥瑞和在属性上被赋予的阴阳与五行，也使得它的以“名”为用较为广泛而丰富，几乎在道家五术（山医命相卜）中都可得见。鄙人才疏学浅、见识有限，这里山医命相卜仅各举一例而述。

“山”中有一门“养龙术”，实质上是一种以打坐来入定的法门。其所要达成的“显龙”成就的是修炼者内里的道。

“医”里的中药材有很多是以“龙”命名的，如《本草纲目》中提到的能“入肝而辟恶”的“龙之衣”实际上是游蛇科动物黑眉锦蛇、锦蛇或乌梢蛇等蜕下的干燥表皮膜，具有祛风、定惊、解毒、退翳的功效，用于小儿惊风，抽搐痉挛，角膜出翳，喉痹，疔肿，皮肤瘙痒等。还有什么“龙骨”（古代哺乳动物象类、犀类、三趾马、牛类、鹿类等的骨骼化石）、“龙齿”（古代哺乳动物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牙齿的化石）、“地龙”（环毛蚯蚓的干燥体）等，也都是对“龙”的假名。

“命”传统上要看祚，即断农时、农事。其中针对农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寻龙”，以断该年的雨水情况。大概的方法是以正月初一为时间点的基准，如2020“庚子”年的正月初一是丁丑月丁卯日，便以卯日为算，辰为次位，就会被称为“二龙治水”。所谓“龙多靠，龙少涝”，按命理学的理论，庚子年就将会是多雨的年份。

“相”里的“地相”——风水，假“龙”名的更多了。不识风水的人也知道那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龙”在风水里的“名”远不止那么肤浅。“地相”以所向的方位勘定“龙”、“穴”、“砂”、“水”，其中这个“龙”的意思实际上指的是“山脉的形势”。《鬼吹灯》里的“寻龙诀”，原型来自于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的《撼龙经》。

“卜”里的奇门遁甲，以“遁”述有形与无形的转换，分为九遁。其中有一遁，休于乙临六甲临坎或休于乙临六癸坎，名为“龙遁”。假“龙”名来形象“纯阴转入纯阳”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