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跨出地狱之门的沈从文(读《从文自传》有感)

摘编、导读｜杨司奇

《从文自传》是沈从文在1931年夏秋之间为自己最初20年的人生历程所立之传，主要涵盖了沈从文在湘西老家直至赴北京之前的生活经历，甫一面世便获得文坛瞩目。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开辟了一则专栏“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邀请作家们选出1934年他们最爱读的三本书。结果，老舍和周作人同时选择了《从文自传》。

当时，沈从文正在青岛大学教书，年龄刚及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每天都会到附近的山上或海边，去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应上海良友书店邵洵美所邀，他写下了这部自传。同时出版的是一套丛书系列，包括《巴金自传》《庐隐自传》《钦文自传》《资平自传》等多位作家的传记，沈从文的自传最受欢迎。

这本《从文自传》是“离奇有趣”的，也是“沉重辛酸”的。它记录了沈从文少年逃学、打架、骂野语乃至赌博的顽童生涯，也记录了沈从文离开家庭进入大社会之后的见闻和生活遭遇，隐现了他所经历的种种残酷往事，对于湘西以外的读者而言，近乎一部传奇的《聊斋志异》抑或《天方夜谭》。

半个世纪后再次出版时，沈从文认为，这本自传无非是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的生活。因为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他的生命才有了转机，争取到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

从传记的角度来说，《从文自传》并不完全真实，据学者考证，沈从文在其中投注了相当多的虚构与想象，但是它却真实代表了沈从文童年与青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心灵变化以及他所做出的自我选择。这部自传如此关键，以至于沈从文后来的人生观和文学创作，都直通其中的思想与精神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从文自传》每次再版，沈从文都会重新大幅修改一次，至今主要版本已经有了1934年良友书店版、1946年开明书店版，以及1980年代由《新文学史料》连载后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等多部版本。其中尤以40年代开明版和80年代人文社版改动最大，如今《从文自传》的出版主要采用的便是这两个版本。由此，对于《从文自传》不同版本的研究与解读也成为一条通往沈从文精神世界的秘密通道。

今天是沈从文逝世32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别选取了研究沈从文多年的学者、《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作者凌宇关于《从文自传》的一篇解读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如何从一个陈旧的人生公式里跳脱出来，并进入一段更广阔的生命之中。

《沈从文经典名作》，沈从文 著，赵园 主编，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版。

走出地狱之门

撰文丨凌宇

一九八〇年，沈从文在为《新文学史料》重发《从文自传》所写的附记里，曾谈到该书一九三一年初版后读者的反应：部分读者只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一九三四年，《人间世》杂志以“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为题，征询作家的意见。翌年一月，该杂志刊登了一组作家的答复。其中，老舍与周作人同时标举《从文自传》。当时发生在这两位作家身上的阅读效应，究竟属于沈从文在附记里提到的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现在已经无从索考。虽然从该书问世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上述两种阅读效应，仍有可能分别在今天的读者身上发生。

《从文自传》是作者为自己最初二十年的人生历程（从他出到他离开湘西为止）立传。它确实是“离奇有趣”的。这自然与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的人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直接相关。逃学、打架、骂野语乃至赌博——野得无法收拾的顽童生涯；十四岁即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在“清乡剿匪”中成百上千次地看杀人；所属军队在鄂西境内一夜间全数覆灭及自己的死里逃生；在芷江发生的初恋及由此派生的“女难”；在常德的“打流”，在川东龙潭与一个有着杀人放火吓人记录的山大王的过从……如此等等。这一切，对于湘西以外的读者而言，实在是闻所未闻，近乎一部《天方夜谭》。

然而，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绝不仅仅是传主人生经历的实录，无论其经历如何离奇有趣。《从文自传》的魅力，也远不只是沈从文人生经历本身所具有的传奇性。作为一般的传记，除了材料的真实性之外，必不可少的是作者对传主其人的理解与把握；而作为自传，则是作者对自我的认知。这种创作主体对传记材料的拥抱，较之传记材料本身，对于一部传记的成败，似乎更具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影响到传记材料的选择取舍与组织方式，甚而更直接地规定着传记的主题意向。

拂去《从文自传》表层的传奇色彩，即撇开作者叙述了些什么，转向作者如何叙述，那么，隐伏于《从文自传》之中的叙述脉络便清晰地显现出来：从作者对自我存在本质认知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之子逐渐朝理性与知识的皈依；从作者对自我精神状态的把握角度看，是自我由于理性精神的蒙昧，身不由己听凭命运的播弄，朝渴望获得“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的转移；从作者对自我生存处境的反应方式看，则是从对社会的现存秩序与观念的被动接受、承认，走向怀疑与不信任。

在《从文自传》中，这绝不是一个直线的逻辑演绎过程。材料与叙述呈现的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显示出传主人生选择的艰难性，而背后隐伏着沈从文对自我选择的哲学沉思与体验——涉及必然与偶然、理性与情感、命运与意志、生与死、价值与非价值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命题。

《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 著，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版。

从上私塾起始，延至行伍中与姓文的秘书官相遇，《从文自传》活脱出一个野精灵的形象。传主对大自然万物百汇的光与色以及社会人事这本大书的神往倾心，与家庭、学校对其行为的规范之间，交织着充满喜剧色彩的冲突与对抗，近乎本能的对生命自然的渴求与家庭、学校各种成规对生命压抑之间的矛盾，构成叙述的内在张力。虽然，一些已知的沈从文传记材料与作者的这种自我认知存在明显的剥离。

据沈从文小学时一位老师田个石回忆，因为逃学，沈从文曾被田个石当众罚跪在一棵楠木树下，沈从文不服。田个石便对他说：“要记住，自轻必然自贱。自尊才能自贵。”这话对沈从文影响极大，自此用功读书，上课时格外安静。又如，自传称许自己如何精于水道，真实情况却是沈从文并不擅长游泳，常常只是泡在浅水里玩，这种自我认知与外部行为真实的游离，起因于作者对自我内在精神真实的把握与需求。

在同年创作的小说《虎雏》里，作者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自白：“我的性格算是最无用的一种典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觉得我太粗糙了。”——作者的自我认知，有着一个更大的参照系。在《一个老战兵》里，鲜明地表现出作为一个自然之子的价值选择。在对比性描述了自己所属新式技术兵训练班与那位老战兵任教官的旧式训练班的种种情形后，作者评述说：

我们永远是枯燥的，把人弄呆板起来，对生命是不流动的。他们却自始至终使人活泼而有趣味，学习本身同游戏就无法分开。

这个后来在行伍中依然沉醉于各处乱跑、炖狗肉、与其他士兵一道吹着竹哨列队从大街上扬长而过，或寒冬腊月与人赌赛下河洗澡，见人便自称“老子”，却不知“氢气”“淮南子”“参议院”为何物的角色，直到在怀化，才因那位姓文秘书官的一部《辞源》，接受知识理性的启蒙。然而，随着这位姓文秘书官在湘鄂边境猝然遇难，加之军队中无书可读，又旋即中断了这一进程。但他对读书人身份的自期与对大兵身份的遗憾，已见出知识理性在其精神领地留下的印痕；芷江熊公馆的藏书对他的诱感，给亲戚抄诗受到的嘉奖，似乎又接续了从怀化开始的进程。但这一进程又因一场“女难”猝然中止。

又是两年的延宕，他身上的野性几乎是故态复萌。直到他在保靖军部会议室与大量古代文化典籍、器物与艺术品对面，才“面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继之而来的那位聂姓姨父用“因明”“进化论”等新旧因果链向他疏解迷乱眼目的人生现象，以及那位长沙来的工人所带新书刊对他实施的“五四”精神的洗礼，才最终使得他“对新书投了降”，向知识与理性皈依，并跨出了对他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沈从文诗集》，沈从文 著，张新颖 编选，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沈从文以小说和散文成名，但他极为关注新诗的状况和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写新诗及评论，一生所作诗歌散见于第一本书《鸭子》及报刊、手稿中，生前未结集出版。沈从文与新诗的关系，是创作者、批评家，也是助推编辑，40年代后期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时，对新诗的推动格外用力，开一代新风。

与这一过程同步的，则是传主身不由己地听凭命运的播弄到渴求自己的命运，以及从对社会现存秩序与观念被动接受，走向怀疑与不信任。这自然与作者对自我生存处境的认知直接相关。一九八一年的“附记”披露出作者是将军队作为“人间地狱”来把握的。虽然，从其叙述表层产生的阅读效果看，这一目的没有获得充分实现。这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说，“后半部不免受到些有形无形限制束缚”。因为在沈从文写自传时，他当年厕身其中的军队依然是一个现实存在，且许多亲友仍在其中谋生存。人事的忌讳不但使他有意让事件的离奇性冲淡地狱气氛的渲染，而且隐去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

例如，他在川东龙潭时，曾面临一位名叫向世春的参谋长将其视为娈童欲施强暴的危险，而他身边的一些年青士兵已身受其害。这是他秘密写信给陈渠珍求援重返保靖的最直接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与作为被叙述对象的“我”在当时对其生存处境的认识与反应方式——因其理性精神的沉睡而对其生活本质不知相关。叙事的法则拒绝以作传时“我”的认知来替代。尽管如此，《从文自传》仍展示出生命卷入死亡恶性大循环的地狱般图案：“清乡”士兵遭当地人冷枪袭击，大量乡民旋即被抓来砍头示众；杀人不眨眼的山大王转眼间在世界上消失，而下令杀他的司令官三年后即被其部属用机关枪击毙；沈从文所属部队在怀化杀了几千人，一年后即在湘鄂边境全军覆灭……杀人者杀人，杀人者又被人杀，生命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一循环，身不由已而又视作命数使然。

常常还可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

可是，置身其中的生灵却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对这种死亡的理性怀疑。作为其中的一员，沈从文也安之若素，全然听凭生与死对他作出选择，甚而觉得这一切都是“照习惯办事，看起来十分近情合理的”。这种对社会现存秩序与观念的被动承认与接受，直到他的理性精神开始苏醒并认同“五四”新思潮时才彻底轰毁。

然而，传主的这一人生转变过程，在《从文自传》里，并非一个纯然的必然过程，而是交织着必然与偶然——它显示出作者对人生命运的认知与把握方式。作者意识到早年“自我”所处的时代特征及民族的整体精神走向，赋予自我人生选择以某种必然性，但同时，这种必然性链条随时都可能因人生的偶然性而断裂。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那场“女难”。这场“女难”不仅结束了他的初恋，也同时结束了他在芷江稳定而有“出息”的生活。

假如命运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县知事，还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年轻时的沈从文

这一事关传主后来人生发展方向的选择中，同时交织着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因情感发炎而冒出的傻气战胜了周围亲友基于现实理性对他的规劝，终于作成了他与家庭的一场灾难。但对后来的人生发展而言，这场灾难却阴差阳错地使他因祸得福。原来已获得预约的人生公式的被破坏，也许恰恰是另一个更大的人生公式的需要。

然而，这在当时，却没有任何必然性为之担保。即便后来在保靖，沈从文的理性精神开始觉醒，对新思潮的认同皈依获得了不可逆转的势能，但他跨出对其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仍然需要偶然性来推动。自己在一场病中差点死去与好友陆弢猝然在河里淹毙，恰恰是这两个偶然性事件，才促使他对生与死、价值与非价值、权力与知识、命运与意志人生诸问题的严峻思考，并作出了最后的抉择。这对传主而言，不啻是一场战争！

在经历了不易想象的生活磨难与严重的精神折磨之后，他终于跨出了地狱之门。当我们从深处把握住传主的这一精神历程，并意识到这最终的选择无法完全预料，甚至靠某些阴差阳错的人生因素来调节时，不禁使人替传主感到了一种后怕。才真正体会到作者叙述时那种“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与辛酸”。

这是三十年代的沈从文为自己前二十年立传。对别人理解不易，对自我的认知更难。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判定《从文自传》这种自我认知所达到的真实性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从文自传》却真实地披露了沈从文三十年代的自我选择。由于这一选择是沈从文思想、创作步入成熟期的产物自传中的自我认知，已经鲜明地体现出成熟期沈从文思想精神的特征。他后来的人生观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射，都与这一思想精神特征相衔接。因此，它对理解沈从文创作的主题走向、人生意蕴以及叙述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本文经理想国授权摘自《沈从文经典名作》上册，较原文有所调整。

导语及摘编丨杨司奇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