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的艺术与重构的记忆：《五帝本纪》黄帝战争文本蠡测

摘要：《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战争文本表现出明显的重组痕迹，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司马迁尝试整合多种材料的努力。在司马迁之前文献中有关黄帝战争记载的散乱与抵牾现象，反映了我们民族有关这段文化记忆的零乱与无序。司马迁尝试对零乱的记忆进行重构，他重组了炎黄之战和黄帝与蚩尤之战，选定了黄帝与炎帝、蚩尤的关系，从而也重构了“修德振兵”的黄帝形象。这种记忆重构建立在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基础上，体现了一种记忆现时化的需要，表现出司马迁对理想帝王的追慕。

所谓叙事是试图在一堆杂乱无序的材料中发掘出意义的文学形式。《史记》继承了先秦以来历史散文的成就，在叙事上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他创作《史记》的基本原则是效法孔子“述而不作”。诚如司马迁所言，他是持“述”而非“作”的态度从事《史记》创作。但由于材料庞杂、来源不一，其“述”的过程也就不单只是文献整理，所谓的“整齐”也是文本再创造的过程。正如鲁《春秋》经孔子编订，成为了一个凝结了孔子思想意志的全新文本，司马迁所生成的《史记》也赋予了旧材料以新的意义。《史记》开篇《五帝本纪》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精神。张新科先生在《〈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一文中指出：“《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和未来性的结合。”本文在此基础上，针对《五帝本纪》有关黄帝战争文本进行解读，认为该文本的生成体现了司马迁尝试重组不同来源的黄帝文献资料，以期获得一个崭新的统一文本。这一文本既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有关历史的困惑，又在思想维度创造着新的价值理念。

一、问题的提出

史料重组是历史撰述的基本方法，其目标是为了叙事的完整、清晰与流畅。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司马迁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寻找史料之间的关系，将来源不一、性质不同的材料汇编在一起，按照某种关系重新组合起来，使彼此间具有某种连贯性，从而以一个全新的、完整的、清晰的、流畅的文本形式呈现出来。黄帝战争是《史记》所记第一场战争，其中包括了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和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这两场战争记录了黄帝统一天下的过程，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提供了历史依据。然而仔细审读这一文本，可以发现该文本存在着明显的史料重组现象。为便于分析，笔者将其分段标引如下：

Ａ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Ｂ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Ｃ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Ｅ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该文本可据文义分为５段。Ａ为总评黄帝。Ｂ为黄帝征战的背景介绍。Ｃ为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Ｄ为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Ｅ为收尾，所记为黄帝取代神农之后的征伐活动。从句子的关联性上看，Ｂ段结尾司马迁特意自注了“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一句重点指出蚩尤这一内容，这与Ｃ段开头“炎帝欲侵陵诸侯”并没有关联性，而与Ｄ段开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在文意上紧密相连，主语都为蚩尤。也就是说Ｂ、Ｄ文本存在一体的可能性，似乎Ｃ文本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被插入Ｂ、Ｄ中。另外，Ａ、Ｃ段文本作为一个整体部分又见于《五帝德》：

孔子曰：“（a）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彗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c）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在《五帝本纪》论赞部分，司马迁谈到“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可知司马迁是见过《五帝德》文本的，基本可确定Ａ、Ｃ文本来源于《五帝德》。此外的文本，今不见直接出处，从司马迁对孔子“述而不作”的推崇以及本纪体其他篇目文献对比情况来看，可以推测其仍然来源于别的文本，并非司马迁所虚构。炎帝的出处以及炎帝与黄帝的关系，在前段文本中并没有介绍。可见司马迁选择将《五帝德》中黄帝与炎帝的战争文本（c）独立出来，作为插入性文本Ｃ，将其置于Ｂ、Ｄ文本中。虽然司马迁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饰，但此段文本仍然有明显的重组痕迹。吕思勉《章句论》曰：“案上云‘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弗能征’，下云‘炎帝欲侵陵诸侯’，数行之间，立说矛盾，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此论也指出了这个问题。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认为“此段文字，矛盾殊甚”，并且从文法上分析“以为《史》文‘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下当迳接’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句，中间六十四字皆后人所增入”。并且认为此段文字“所叙者二事，其一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其二曰‘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一指征服诸侯，一指禽杀蚩尤，文法绝无二致，绝不容有‘炎帝欲侵陵诸侯’等语厕于其间也”。《五帝本纪》黄帝战争文本的重组痕迹，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司马迁尝试整合多种材料的努力。这种整合材料的目的何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尝试从现存有限的传世文献出发蠡测司马迁当时所面对的黄帝战争材料状况。

二、复杂的文本与零乱的记忆

从后世黄帝故事与黄帝传说来看，作为人文之祖的黄帝形象是唯一的，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司马迁对其的建构。《五帝本纪》对黄帝的历史叙事在客观上表现出一种权威性。当然这种权威性的前提是尊重历史史实，其具体表现便是司马迁对《五帝德》等传世文献的尊重与选择。但是正如所有叙事展现其对史实见解时的权威性常常是通过掩盖另一部分史实来实现的一般，司马迁在这里对黄帝有关史实的择取背后是对其他大量黄帝史实的掩盖。这种对史实的某种掩盖和对相关材料的摈弃是历史叙事中必然会发生的。正如司马迁所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大量题名黄帝的文献。如《黄帝四经》４篇、《黄帝铭》6篇、《黄帝君臣》10篇、《杂黄帝》58篇、《黄帝泰素》20篇、《黄帝说》40篇、《黄帝》16篇、《黄帝杂子气》33篇、《黄帝五家历》33卷、《黄帝阴阳》25卷、《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黄帝长柳占梦》11卷、《黄帝内经》18卷等，这些著述多杂录在道家、阴阳家、天文家、历谱家、五行家、杂占家、医经家、房中家、神仙家等各家之下。足见经战国各家称引，至汉代，黄帝故事俨然成为一种众说纷纭的“时尚”。这还不包括战国秦汉以来大量叙事文献中相关的黄帝故事。仅从《五帝本纪》黄帝战争叙事文本所涉内容来看，在司马迁的时代，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战争故事在文献中十分复杂，具体表现为黄帝与蚩尤关系的复杂和有关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两次战争记载的散乱。

（一）文献中矛盾的蚩尤与黄帝关系

关于黄帝与炎帝起初属于什么关系，司马迁并未介绍。《史记》之前的文献，如《国语》《新书》认为炎、黄是兄弟。《史记》虽然未记载炎、黄兄弟关系，但是炎、黄之战则不悖于前代文献资料。如果说《五帝本纪》所载出自《五帝德》的炎、黄关系还算确定的话，那么相比而言，黄帝与蚩尤的关系则要复杂很多。《史记》之前文献中保存了大量有关黄帝与蚩尤的材料。根据蚩尤的身份，这些材料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故事中蚩尤为黄帝敌人。如《山海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尸子》也载：“黄帝斩蚩尤于中冀。不仅如此，出土文献《老子乙本卷后古佚书·五正》中也有“黄帝于是出其锵钺，夺其戎兵，身提鼓鞄（枹），以禺（遇）之（蚩）尤，因而禽（擒）之。帝箸之明（盟），明（盟）曰：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反义伓（倍）宗，其法死亡以穷”的记载。在这类文献资料中，黄帝与蚩尤二者之间发生了战争。据现存文献我们无法得知战争的起因，但是有关这场战争，有几个因素是肯定的，即战争是由蚩尤发起的，战争的结果是黄帝胜利，黄帝最终斩杀了蚩尤。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第二类故事中黄帝与蚩尤之间并不见有任何战争。《韩非子·十过》中引师旷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钅害，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这则故事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蚩尤只是作为黄帝众多臣子之一而存在。二者地位并不平等，蚩尤全无与黄帝抗衡的条件。《管子·五行》中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这进一步说明了黄帝与蚩尤的臣子关系，并且蚩尤是黄帝治天下的重要能臣，“蚩尤明乎天道”，黄帝用蚩尤而“明于天道”。可见在《史记》之前文献资料中黄帝与蚩尤之间并非只有敌对关系一种。

（二）文献中散乱的战争地点记载

黄帝与蚩尤之间的关系在文献中有多种记载，除此之外，有关黄帝战争叙事的核心因素——炎、黄之战和黄帝、蚩尤之战的地点在文献中也是散乱的。

《五帝德》载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列子》等文献也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记载。《五帝本纪》取《五帝德》所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大量的文献资料显示了截然不同的记载。《新书·制不定》载：“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流血漂杵。”《新书·益壤》载：“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淮南子·兵略训》载：“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归藏》载：“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曰：‘果哉而有咎。’”甚至《史记·律书》也有“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的记载。这些文献记载表明了在司马迁之前文献中确有炎、黄战于涿鹿的记载。

而黄帝与蚩尤的战争，《战国策》载“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认为战争发生在涿鹿。《焦氏易林·同人之比》却载“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阪泉，蚩尤败走，死于鱼首”，认为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地点在阪泉。除此之外，仍有大量黄帝与蚩尤战于（中）冀的文献记载，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尸子》也有“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太平御览》卷九引《史记》曰“蚩尤氏能征风召雨，与黄帝争强，帝灭之于冀”。今本《史记》无此条，梁玉绳以为“岂事见他书，误以为《史记》与？”不管是涿鹿还是阪泉，在地理上都属于冀州范围。文献中有关阪泉与涿鹿，或者（中）冀的混乱，反映了两场战争记载的散乱。

（三）文献记载的散乱反映了文化记忆的零乱

战争起因与战争地点是战争叙事的核心因素，在任何战争叙事文本中都应该得到确切的记载。司马迁之前文献中出现如此多抵牾情况的背后是我们民族有关这段文化记忆的零乱与无序。首先，炎帝与蚩尤的密切关系容易导致后世对二人的记忆零乱。从文献中有关蚩尤与炎帝的出处看，二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归藏·启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国语·晋语四》云：“炎帝以姜水成。”姜，《说文解字》释“从女羊声”。作为姓，记其母族所出，本为“羊水”之“羊”加“女”字而成，所以“姜水”也即“羊水”，二者同指。这样看，蚩尤和炎帝应该属于一个部族。其次，战争发生地阪泉与涿鹿在地理上十分接近，针对《五帝本纪》阪泉之野的地点，《正义》曰：“阪音白板反。《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里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案：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张守节即认为阪泉与涿鹿至少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集解》引皇甫谧注阪泉“在上谷”，又引张晏注“涿鹿在上谷”。《水经注》“漯水又东过涿鹿县北”条注：“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抪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可见阪泉与涿鹿在地理上的接近确有引发混淆的可能。

基于此，有学者主张蚩尤与炎帝为一人，而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其实是一场战争，二者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混淆。梁玉绳《史记志疑》主张此两炎帝皆“蚩尤”之误。吕思勉《章句论》曰：“今案《五帝本纪》，多同《大戴记》。今检《大戴记》，止有与赤帝战于阪泉之说，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文。而涿鹿阪泉，注家又皆以为同地。然则蚩尤、炎帝，即是一人；涿鹿、阪泉，即是一役。《史记》此文，盖亦并存两说。”丁山也认为：“蚩尤泉即阪泉的支津，阪泉又即涿水的支津，当然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可以说即与蚩尤战于涿鹿。由是言之，所谓赤帝（或炎帝），确即蚩尤了。”此外，也有学者从文献、民俗方面考证炎帝与蚩尤本为一人。至于黄帝、蚩尤、炎帝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还是部落组织，乃至神话图腾，本文不作文化学上的索隐考究，而旨在探究司马迁的时期，这种文本的复杂性实则反映了有关黄帝战争记忆的零乱与无序，其原因固然有前文所论人物、地点的密切关系，此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东周以来学术下移，特别是战国文化大繁荣表象下，诸子学术话语中的历史叙事并非旨在现实史实的传承，而多是出于自我观点表达的征信目的。此时期不同学术流派多有对古史的建构与重构，黄帝及其故事只是其中之一。当然这一时期的建构或者重构并非凭空虚构，其必有源自前代口头传说或书面文献的基本依托。但去古已远导致的记忆的模糊，以及百家纷争下诸子世俗化的征引方式使得相关记忆走向零乱与无序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三、记忆的整合、重构与文本的重组

在结束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末动乱的无序状态后，到汉代，面对“史记放绝”的现象，司马氏父子选择以著史的方式保存这一段历史，使得相关的记忆能够延续。司马谈临终对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表现出一种著史的使命感。而汉初著史直接面对的便是文献的散乱与无序局面。如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司马迁必须做的就是将过去的事件编排成因果序列，即故事，从而将它们整理、简化，并赋予新的含义。对比《五帝本纪》与其之前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司马迁具体从事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重组了两场战争

如前所述，司马迁之前大量文献资料佐证了黄帝战争的存在，这是任何著史者都不得回避的客观现实，也是“史”求信的特质需求，然而如何选择、编排材料，却成为考察著史者史德与史才的标准。章学诚言：“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材料的处理有考证删存法，有两存法。我们知道《五帝本纪》的基本框架来源于《五帝德》。《五帝德》有关黄帝战争只记录了黄帝与炎帝的战争。这是司马迁生成黄帝文本的材料基础。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司马迁并没有为《五帝德》文本所束缚。因为司马迁面对的黄帝相关材料很多（包括口头传说）。这些文本在记录炎黄之战外，还有大量有关黄帝与蚩尤的战争，甚至黄帝与蚩尤的材料要多于黄帝、炎帝材料。《五帝本纪》对黄帝、蚩尤材料的正视反映了司马迁作为史家的客观性与严谨性。

基于材料的客观性，司马迁处理的方式就是保留《五帝德》有关黄帝与炎帝的故事，在此之外，对其他文献有关黄帝与蚩尤的故事进行梳理。因材料来源不同，在两存的情况下，炎帝故事（文本Ｃ）与蚩尤故事（文本ＢＤ）如何编排，成为了另一个问题。与《史记》其他地方采用“或曰”两存不同的是，在这里司马迁直接对两场战争进行了文本重组，使得两场战争前后相承，完成了黄帝征伐统一天下的历史叙述。通过文本分析，我们体会到了司马迁文本生成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也认识到了其文本生成中所寄托的深厚思想。

（二）选定了两种关系

重组两场战争的前提是对两场战争相关材料的选择。诚如前文所论，司马迁之前存在大量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相关的来源、性质不同，甚至彼此抵牾的资料。对这些材料的选择，尤其是对其中炎黄关系、黄帝蚩尤关系的选定，体现出史公的深厚思想寄托。

关于炎黄关系，《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新书·制不定》载：“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流血漂杵。”《新书·益壤》载：“皇（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这些文献资料都认为黄帝与炎帝之间为兄弟关系，《五帝本纪》虽然对炎黄关系阙而不录，但根据炎黄之战的结果“三战而后得其志”的记载，可知战争的结果不是诛灭，而是制服，这实则揭露了炎、黄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司马迁选择载录《五帝德》相关文本，既是对前代历史文献资料的正视与尊重，同时也必然包含了对《五帝德》所载文本的深入分析。更能深入揭示司马迁相关实践的例子便是有关黄帝与蚩尤关系的选定。诚如第一节所论，在先秦文献中黄帝与蚩尤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关黄帝与蚩尤和谐臣子的记载虽然存在，但是相对较少。《韩非子》有关黄帝与蚩尤的记载不仅神话色彩十分浓重，不属于“雅驯”之言，而且与儒家文献中有关蚩尤的记载差别很大。与《五帝德》一起被后世编入《大戴礼记》中，有一则材料记载：

公曰：“蚩尤作兵与？”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

在此，蚩尤是以“作兵”“无厌”的形象出现的，然此处虽有蚩尤形象，但并无黄帝与蚩尤之战的记载。先秦典籍中蚩尤与黄帝之战的记载又多不记载战争原因。《大戴礼记》中的蚩尤“作兵”“无厌”形象与《五帝本纪》中“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五帝本纪》蚩尤形象的选择也与儒家文献系统记载有很大关系。司马迁自言其创作《史记》的过程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其“论考之行事”及叙述历史人物时是以六经为思想原则。司马迁在选定了黄帝、蚩尤敌对关系的同时，也对两场战争的地点进行了选定，当然这种选定建立在太史公对文献资料，甚至田野调查的系统考证基础上。《五帝本纪》论赞中司马迁谈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可见他实地考察过黄帝行迹与黄帝战场。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结合，成就了太史公对历史叙述的严谨性追求，也奠定了《史记》求实尚真的文本价值。

（三）重构了一个形象

不论是对材料的选择、改易还是补充，作为人物纪传体文本而言，其目的都旨在传主形象的刻画。众所周知，《史记》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黄帝形象，司马迁将历史的黄帝记录在《五帝本纪》中，而神话的黄帝则保存在《封禅书》中的方士之口。《五帝本纪》开篇即以两场战争结构黄帝，又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封禅书》中谈到“黄帝且战且学仙”。这些记载内容都将黄帝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诚如黄潜《日损斋笔记》所言：“《史记》书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审如其说，则以征伐得天下自黄帝始。”可以设想，早期部落发展中必然包含了频繁的战争活动，各种来源与性质不一的黄帝战争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早期记忆的留存。采用“实录”方式记录黄帝战争，固然是司马迁所要恪守的撰史原则，但是将黄帝刻画为一个残酷的战争贩子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契合著史动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所言：“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遮蔽了那些会削弱故事主旨意义的不连续性、省略，以及相互冲突的经验。无论它公开的目的是什么，它都不可避免地在暗地里是权力的演练：它不可避免地要支持一些观点，同时扼杀另外一些声音。一个强有力的叙事会将常识重构，从而使偶然变成必然，人为变成自然。”历史叙事并非只是历史真相的再现，如于沛所言：历史认识并非是历史过程纯客观的复写或反映，而是蕴含着认识主体的选择和价值判断。司马迁在整合材料的基础上，重构了一个新的黄帝。

正如司马迁所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故他于众多黄帝故事文本中“择其言尤雅者”。在早期文献资料中，儒家系统之外相关记载，或者仅仅描述了战争的大致过程和结果，对双方的战争并不作出道德评判和正义划分，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或者黄帝形象不一，如《黄帝四经·十大经·正乱》中记载：“黄帝身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剥其口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剪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酭，使天下口集之……”黄帝对蚩尤实施各种酷刑，形象残酷无情。《庄子·盗跖》载：“（盗跖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其中视黄帝为无德的形象。而黄帝尚德的文献多见之于儒家系统，如前文所引《五帝德》《新书》等，司马迁继承了儒家文献系统有关黄帝尚德的认识，保留了黄帝尚德的形象。并且将这一形象与广泛存在的各类黄帝战争故事中的黄帝形象结合，重构了黄帝“修德振兵”的形象。具体而言，就是他在文本中一方面保留了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的尚德举措，另一方面对战争的原因进行了补充。如《五帝德》并不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争的原因。《五帝本纪》却对此增补了“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的内容，这样便强化了黄帝在炎、黄之战中的正义性。而针对蚩尤，除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等文本对蚩尤的批判外，更是直接注明黄帝“修德振兵”。“修德”与“振兵”二者的结合是司马迁对黄帝战争文本的重新组织，从而完成了新的黄帝形象的构建。

四、记忆现时化下理想历史模型的建构

司马迁对黄帝战争故事及黄帝形象的整理及重构与其所处的现实政治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处理历史文献资料时，是存在两种历史考量的，一方面他搜集整理乃至重构的对象是过去，这种过去又实实在在对当下与未来产生着影响。另一方面，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赖当下而存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现实决定了司马迁采取什么样的历史视野来观照黄帝。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说：“新的开始、复兴、复辟总是以对过去进行回溯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意欲如何开辟将来，就会如何制造、重构和发现过去。”司马迁对文献资料选择的目的是以此创造一个过去的“古王国”，并借助对它的记忆来建立对汉帝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树立一种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一）记忆的重构反映了记忆的现时化需求

所谓的现时化，是将发生在从前（历史）某个时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产生出希望和回忆。回忆文化建立在对过去的各种指涉形式的基础上。现代文化学者甚至认为“过去完全是在我们对它进行指涉时才得以产生的”。为了指涉过去，首先要对过去形成一定的意识。这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过去不可完全消失，必须要有证据留存于世，即司马迁可见的大量有关黄帝的传说与文献资料。第二，这些证据与“今天”（汉武帝时期）要有所差异，特别是传说文献资料在文本形态上的多样性。从先秦至汉代不仅文字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古今文之争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文献记载的驳杂甚至相互矛盾，这使得有关黄帝故事在传承上出现了一种陌生化。这种陌生化正是司马迁重构这一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的深层动机。而在汉代的语境中来撰述这一人物，必然需要考量其所可能附加的强烈政治文化色彩。在叙述黄帝战争时，产生于西周乃至秦汉大一统封建背景下的“诸侯”一词被反复提及。这种貌似违背历史事实的文本书写，正体现出叙述者在记忆重构背后的现时化需求。

另外，这种记忆的现时化在古今人物的对比中对显得十分明显。逯耀东认为《史记》在整体布局上存在一个古今对照的内在结构。这种古今对照的结构在有关黄帝、汉文帝、汉武帝事迹对照上显得十分明显。《五帝本纪》具体的生成方式以及表现出的尚德、尚让等思想内容与《孝文本纪》具有明显的互文性。而《孝文本纪》对汉文帝的记事又与汉武帝密切关联。清人吴见思言《孝文本纪》“通篇与武帝事对照，昔人所谓《鱼藻》之义也”。众所周知，今本《孝武本纪》文本取自《封禅书》，《封禅书》在载录汉武帝封禅事迹中借助方士之口大量涉及黄帝故事，这样便勾连起汉武帝与黄帝之间的某种互文关系。在《史记》中，黄帝、汉文帝、汉武帝三个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相互观照的现象。“历史比较是探讨历史发展根本性原因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探求对历史本质理解的必然途径。”司马迁正是通过三者历史事迹的对照展示出一种深刻的历史经验。

（二）记忆重构的前提是大一统的政治模型

司马氏父子创作《史记》的政治前提是汉代所实现的大一统。其实“大一统”一词即由汉代学者提出，《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一思想顺应汉初的政治形势而产生，也反映了汉初的政治追求。《史记》中不乏对秦汉大一统的讴歌，尽管在汉初“过秦”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秦始皇是被着力批判的对象，但是司马迁仍然在《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勋不吝笔墨地加以肯定。汉兴百年，经过诸吕之乱、诸侯王叛乱等政治动荡的汉武帝时期，辅以“罢黜百家”的文化举措，有汉一朝实现了政治文化全面的大一统。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构建了一条明显的历史线索，即政治的大一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有深远的传统。《史记》所记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从远古的人文始祖黄帝开始就已经奠基。黄帝巡行四方，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这大致反映出那时期的政治地理版图。在这一版图内，黄帝设立了系统的官制机构与军队，“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并且黄帝时期“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而这一政治模式得以保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叛乱的有力讨伐。“大一统”和“尚德”思想是贯穿《五帝本纪》的两条主线，司马迁将“尚德”思想贯穿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５帝始终。如前文所论，在黄帝战争故事中，司马迁所撰黄帝与蚩尤战争的原因并没有从黄帝有德、蚩尤无德说起，而是从“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说起，司马迁为黄帝讨伐蚩尤所选定的原因是蚩尤叛乱，并且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明确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不难看出，这样的历史叙述隐涉着汉代前期的诸侯王问题，特别是景帝年间的吴楚七国之乱。司马迁明确反对诸侯王叛乱，在《史记》中多处直接阐明他维护大一统的立场。将黄帝讨伐蚩尤的原因选定为蚩尤叛乱，这既是出于对汉代大一统的维护，更是为汉廷武力讨伐诸侯王叛乱提供历史支持。

（三）重构的内容表现为对理想帝王的追慕

《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对黄帝故事的记录与黄帝形象的重构，从选择材料的角度到增补文字的内容来看，其本质是基于汉初政治实践而建构起来的一种理想政治形态。司马迁的历史书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历史的记录，二是对理想历史模型的建构。《五帝本纪》以历史的叙事话语，改变了见之于先秦考古资料与典籍中的黄帝世系、古帝传说和祭祀三大系统。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将黄帝重构为“修德振兵”的历史形象。在汉代刘姓皇室与上古帝王世系断裂的缝隙中，司马迁不仅客观地呈现了其中的差异，也试图通过“修德”来建构另一个帝王权力合法延续的内在逻辑。黄帝战争故事中，司马迁把蚩尤之乱和黄帝之治变成“以德治乱”的现实，意在彰显“王道”。联系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的对外主张，司马迁记黄帝“修德振兵”不失为对汉武帝的一种讽刺。而保存于《封禅书》中的神仙家黄帝，又的确讽刺着汉武帝的淫祀与求仙。李长之即言“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抄一份《封禅书》，作一个最大的讽刺的？”

与对汉武帝的讽刺相对应，《五帝本纪》的黄帝重构在一定程度上又指向了对孝文帝的倾慕。《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乃修德振兵”“（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舜）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并总结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有德”是司马迁总结五帝时期所得出的最大的政治经验。而在《孝文本纪》中载录的一篇汉景帝的诏书，开篇即从“德”谈起，列举总结了汉文帝在位的种种德政举措，最终“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可以说汉景帝以“德”字总结了汉文帝的一生，而丞相等人也提出了“德莫盛于孝文皇帝”的观点。司马迁在《孝文本纪》论赞中也提出“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的观点。基于此，笔者认为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塑造了一类理想的人君形象，而《孝文本纪》则记录了一个近似完美的真实的人间帝王。换言之，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宣扬的是一种政治理想，而在《孝文本纪》中，这种政治理想成为了一种政治实践。在《五帝本纪》的黄帝、《孝文本纪》的汉文帝、《孝武本纪》（《封禅书》）的汉武帝三者的对照中，司马迁树立了光辉的理想君王形象。“艺术家总爱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世界，司马迁在坚持实录的同时，又不时赋予他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他所称赏者以理想化的外衣。”司马迁借黄帝“修德振兵”伐炎帝、伐蚩尤实现天下一统的历史记录，肯定“异姓受命”的正当性，并以此参与到汉武帝时期大一统政治改革之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