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是“和合”文化(中华文化的三大精髓)

金坚范/文

中华文明能持续发展五千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亲和力。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是“和合”文化。和平、和谐等概念并非中国所独创，其他国家也是有的，合作、联合等概念也是如此。但将“和”与“合”两个单独的字连用成为一个概念，却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独创，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

在中国文字中，“和合”两字是两个单独的字，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现。

“和”，原义是声音相应的意思，后来演化为和谐、和平、和睦、和善等。“合”，原义是指上下嘴唇合拢的意思，后来演化为汇合、结合、合作、凝聚等。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一公元前476年)，“和合”两字开始连用，“和合”就成为一个整体概念。就是说，在承认事物各不相同，有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的和合过程中，取长补短、存优去劣，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生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要素：

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行和合，等等。和合范畴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和平、和谐或合作、联合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层次也更深人。

中国思想传统中，讲“和”多于讲“和合”。“和”是“合”的前提，条件或基础，不“和”则难“合”。“和”是“和合”形成与维系的关键所在，因此可以说重视“和”也就是重视“和合”。

和，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贵和”就有一个“礼”的原则。所以，他接着说，“和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意思是说，只知道“和”而丧失了“礼”的原则，也是不可行的。

和合这一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对事物整体辩证地认识的优良传统。孔子有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以和为贵。”就是说，孔子赞赏和，而鄙视同，因为那些只求事物之等同划一而排斥不同事物的人，则是小人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比较能够反映和合文化的本质。除了儒家之外，释、道和其他文化流派也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成为贯通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一个综合性概念。

儒家经典《中庸》中有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楼宇烈教授有一段话，可为此作出解释。“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可以倒过来说，叫庸中，即用中。为什么要用中呢？因为中就是维持事物的平衡”。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平衡就是“和”。所以，姜义华教授认为“‘中’在实践领域的集中表现就是‘和’”。

何兹全教授认为，“忠恕，仁，都是德的内容，而不是道的本体。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中庸’”。何先生的这一句话，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楼宇烈先生所说的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点的理解。

中庸的“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从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现为与两端等距离的那个点，然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更多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的契机，灵活处理，辩证综合。中庸之道的“中”，因权而变，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权”是什么？“权”是称锤。所以，何兹全教授说，杆秤准星根据所称分量的大小而移动。可见，中庸的“中”是在动态过程中找到平衡点，不同于希腊哲学里讲的最平衡的两端中间最平衡的那一点。

“中”为大本，“和”为达道。夏乃儒教授认为，“‘和’是儒家处世行事的方法、准则，也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这种“和”的思想现在至少可追溯到舜帝时代。《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披露了3000多年前周文王临终遗言中提到了舜在劳动中获得了“中”。甚至还可远溯到大约7000多年前的伏羲时代所创制的阴阳八卦，以及中国史前出现过的一个太阳崇拜时期，那时的人面岩画的主要特征是作为祖先的人面逐渐与太阳相结合，在原始初民的观念中正是天与人的合一。

在中国，“和合”文化的基本精神已植根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 中医、京剧、国画，一般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三大国粹，这里面都可以看到和合精神的存在。天人合一和阴阳转化的观念对中医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医十分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重视人体各部分器官之问的有机联系以及疾病和心理状态的关系。

人体是阴阳平衡的统一体，阴阳平衡身体就健康，就保持了一个最好的发展和前进趋势；相反，阴阳失衡就要得病。西医对人身的全面状况不够关心，而偏重于对局部的兴趣。西医追求的理想是像激光束一样准确性，把治疗目标对准人身体的最小部分——组织、细胞乃至脱氧核糖酸分子(DNA)。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西医治疗时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运用辩证施治，强调“培元固本”，常常是头痛医脚，譬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

京剧讲究唱、念、作、打。唱就是歌唱；念白是诗、赋类的语句的朗诵；作是一种“文”舞，在京剧中无动不舞；打是“武”舞，一种舞蹈化的武术。西方就没有将唱、念、作、打统一在一个有机体里的传统艺术。

中国人一般不喜欢西方的歌剧，尽管歌喉美妙，因为没有舞蹈而显得单调，总感到美中不足。西方的芭蕾舞，从头至尾一舞到底。没有伴唱。但芭蕾舞到了中国，配上歌唱了。芭蕾的这一革新，恰好是和合精神在中国人审美情趣中的反映。

中国画中，除了图画本身外，常配有诗词、书法、篆刻等，相得益彰。元代画家王冕自题一幅《墨梅》诗云：“我家洗砚池头时，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不但使他的墨梅平添几分清气，而且他的画与诗也一起映出他清越的人品标格。而西洋画中，这些都是没有的，最多是作者签署一下自己的名字。

中国的饮食文化十分发达，也是有其特色的。 中国菜肴讲究味道，其制作方法是调和鼎鼐。食物，加上配料、调料，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人喜欢吃饺子，饺子的味道好坏关键在馅儿，馅的好坏又关键在原料、配料、调料的调和适度。上海有个家常菜“腌笃鲜”，咸肉、鲜肉、冬荀三种原料放在一起，煮好以后，任何一种东西都融进其他两种的味道，而整个说起来，又共同形成一道含有三种又超越三种味道的鲜汤。而西菜就不同了。一盘菜端上来，肉是肉，蔬菜是蔬菜，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盐、胡椒粉等调料还得你自己动手加进去。

中西饮食方式也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宴席，大家围着圆桌团团而坐，共享一席，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圆、和谐、共趣的气氛。而西方人是各端一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互不干扰。

中国民间尊“和合二仙”为吉祥、喜庆、团结的象征。“和合”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治国、处世、为人的一大准则。以此来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中国人民讲究团结合作、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还可以折射出多层面的文化心理现象，它的文化含量大大超过了文字本身。中华民族渴望团结，反对分裂，在三四千年以前造字时就充分表露了这一思想。《说文解字》一书对狗和羊的释义是“犬为独，羊为群”，一贬一褒，一目了然。古人认为，“狗和狗相争食而斗”，狗咬狗的结果必然是分裂、离散，这就违背了团结合作的思想，因而带犬(或反犬旁)的字都含贬义。如“猖、狂、狰、狞、狐”等。羊温顺合群，以羊为偏旁的字就含褒义。如“群、善、祥、羡、羹”等。古今中外，男女老少，无不追求一个“美”字。“美”字就是“羊”和“大”字组成的，古人以“大(肥)羊为美”。

中国的文字又反映了中国人崇尚和谐，事事讲求对偶对称。从建筑艺术上讲，中国的传统建筑构思，大至城市规划，小到庭院布局，与方块字的构造非常吻合。北京古城有一条以故宫为中心的中轴线，其街道、城门都从此中轴线向外辐射，东西南北均衡对称。例如：天安门、地安门相对；东四、西四相对……而汉字恰恰是方正对称兼有中轴的方块字。东西南北对称的四合院，是北京传统民居的一大特色，究其形状，是和汉字相似的。

至今中国人过春节时要在大门上贴对联，不但形式上要上下联相对应，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要求对应，讲究对仗工整。明代顾宪成写过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联语不但含意深刻优美，其对仗工整尤其令人激赏。

这种对仗的现象在古代诗词文章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杜甫有绝句：“两个黄鹂呜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瞧，数词对数词，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以家庭、家族、种族、民族、群体为本，重群体、轻个人，重大我、轻小我。换言之，就是强调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性，个人价值要在社会价值中实现。即使一个生活在偏远地区目不识丁的人，他都知道“国家国家，先国后家”、“国之将亡，何以为家”?因为祖先造字时就把国放在家之前。

在英文中，写信封的次序为收信人姓名、门牌号码、街道、城市、国家，从小到大；而中国的写法正好相反。顺便提及一下。中国的年、月、日的时间顺序，以年统月、以月统日，是统合性的时间观念，以大统小；西方的顺序正好相反，积日成月，积月成年，是分析性的时间观念。英语中，“我”(I)永远是大写的，而在中国文字中，则称自己为敝人、弟、晚生，字还要小一号，书写时还要写在右侧，以示自谦和尊重对方。这一种文化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关怀社会、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文学作品，数量既多，质量又高。

两千多年以前有诗圣之誉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有人曾形象地将屈原投水殉国的汩罗江比喻为蓝墨水的源头。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就是一部忧国忧民的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陆游垂危时仍然惦记着尚未收复的国土，写下遗嘱《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其深广的内涵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引起后世万千读者的共鸣。唤起亿万同胞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也只能产生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时刻的1935年。

在中国人民之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民族冲突的悲剧，但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以至不断融合，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汉族是今日中国56个民族中最大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93％，其本身就是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历代史学工作者都注重书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尊重少数民族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

实际上，据一位学者考证、研究，中国历代大王朝中，只有汉、明两个朝代的皇帝是汉人，其余都是少数民族或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犹太民族饱经历史沧桑，散居世界各地，纷纷遭受歧视迫害，促使他们十分重视保持自身社团的团结自卫。北宋时，中国开封有一个犹太族社团。但到19世纪末，这个社团不知不觉地消融不见了。作为一个社团，自然地融合于别的民族，在历史上现在所知仅有开封一例。这个史实表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确实是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促成自然融合的大熔炉。

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和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和合的范例。“一国两制”就是“和而不同”。

在国家关系上，西方讲求战胜、征服别的国家。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们就提出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理想。“协和万邦”这一主导原则，为历代思想家所崇尚。

1405--1433年，郑和七次率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长驶远航，帆舟遍及数十个国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要塞，没有夺取他国一份财宝，只是展示大国雄伟而已。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孟席斯为了研究郑和航海的事迹，到过120多个国家的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有关资料，历经14年的调查研究写成《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一书。孟席斯在书中这样评论：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根本不同，郑和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和而不同，贵在创新，和是创新的源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踏步不前，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早在1990年就提出“和合学”思想，后来又发表专著《和合学概论》。张教授指出：“所谓和合，是指自然、和合、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以及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的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华夏子孙，不管你生活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生活在北美还是东南亚，都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就是各种动物的一些要素统一于一个新型“动物”内。龙的身子是蛇，却生着鱼鳞，尾巴也是鱼的样子。头像马，却挺着狮鼻，张着驴嘴。还有鹿角、牛身、鹰爪、狗腿，等等。鹰可以搏击长空，鱼可以在水中游泳；牛是力量和笨重的体现，而蛇象征着灵活和轻盈；雄狮是凶猛的，而鹿是温和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对对的矛盾体。而正是这样一个和合而成的新奇动物，它可以上天入海，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