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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信仰的私人书写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在《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这样讲解中国的信仰变局:

东岳信仰的私人书写

2017年泰山碧霞祠“庆贺泰山神东岳大帝圣诞祈福法会”

如果说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生命密码,母亲却是到了七十岁的生日这一天,才解锁这个密码。

母亲1948年生于潮州,她的名字里有一个“岳”字,潮州话读ngak,短促而响亮的入声字。在潮州这样强调女子温良恭顺的传统社会里,一个女孩子是不会用“岳”这样的硬气大字来做名字的,母亲所在家族的姐妹们,多用“春”、“丽”、“秀”来做名。母亲自小住在潮州城中心西马路的深巷子里,整条巷子都是同一个宗族的后代,平日里,大家都叫她“阿岳”,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是在称呼一个阳刚大汉呢,谁知应声的却是脆生生的女声。

外公育有三女一男,母亲排在老二,在她之前外公生了三个女孩(两个在抗战期间夭折了),男丁迟迟未能出现。母亲一直认为,或许“岳”字蕴含着外公对于男丁的祈盼,因此她也从未问过外公给她取这么一个硬气的岳字,究竟有何真意。

心理学家说,名字形塑了一个人的自我心理期待。母亲确实就是这样的。比母亲晚两年出身的舅舅占尽了父母的疼爱,她认了这样一种女子的“老二命”,于是也就一直以“岳”字的硬朗来期许自己——不与弟妹争吃穿,初中一毕业就进厂当工人,年年工作先进,23岁就被选为共青团潮安县常委,后来嫁了当兵的我爸,放弃了潮州工作,到湛江当了军属,1980年代复员回潮州,很不容易找到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工作,没几年就遭遇下岗,之后在私人老板的小货仓里打工,天天骑着大三轮车送货,扛着百斤重的货品上下楼梯。

印象中,母亲从来不讲究衣着打扮,小时候我经常羡慕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别人的妈妈”,不免抱怨几句,总是惹得母亲严厉地呵斥:“姿娘仔穿得‘花娘花艇’(潮州话),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成年之后,作为一名反省“性别塑造”的女性学者,我有时会追问自己对于“打扮”的罪恶感从何而来,这时候,母亲名字里那个“岳”字就会成为根源之一。然而屡次探问母亲这个字的含义,母亲总是推以“当年你外公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之类的理由。

去年四月底,父亲母亲到北京来小住一段时间,恰逢4月24日(三月廿八日)是母亲农历生日,还是七十大寿(潮州人一般以虚岁为寿年),于是我提议到泰山去过寿。4月24日那天上午,七十五岁的父亲和七十岁的母亲步伐矫健地登上泰山极顶,气喘吁吁跟在后面的我还在感叹,过生日的母亲,元气就是旺盛啊。经过碧霞祠之时,听到钟鼓声震、赞韵袅袅,身穿大罗天袍的道士们鱼贯而出,在东岳大帝神像面前顶礼膜拜,原来正在进行“庆贺泰山神东岳大帝圣诞祈福法会”。母亲站在观礼的人群里,神情庄严,突然间,她捏紧父亲的手,喃喃地说:“原来我是这个岳!原来我是这个岳!”

三月廿八日,东岳大帝圣诞。在泰山碧霞祠的圣乐之中,母亲仿佛穿越回到她出生的69年前那一个清晨,在省尾国脚的广东潮州,一名女婴呱呱落地,她的父亲虽然失望于她的性别,然而一想到这是一个在东岳大帝降凡的神圣时刻出生的女孩,于是把“岳”字作为祝福放在她的名字里。

东岳信仰的私人书写

2017年泰山碧霞祠“庆贺泰山神东岳大帝圣诞祈福法会”

“原来父亲是为了记念东岳大帝的圣德啊!”母亲至此恍然大悟。走出碧霞祠,她立刻拨通大姨的电话,告诉她这个大发现。“父亲饱读诗书,他取的名字一定是有这么深意的。”电话那头,大姨又说,但是没听过潮州人拜东岳大帝的。“潮州城确实没见过东岳大帝的神位…..”母亲自己也困惑了。而且潮州距离泰山二千多公里,就算是现在,“五岳”“东岳”对于潮州人来说也是遥远的存在。在母亲的潮州朋友圈里,没有几位登过泰山的。

寻找潮州城的东岳大帝信仰痕迹,解锁外公留下的名字密码,于是变成我的一个研究课题。

东岳信仰最早源起于泰山崇拜,后来经过帝王封祀、道教介入、香社兴起等不同途径的传播,发展成影响全国的信仰。北宋的宋真宗通过封禅泰山等一系列神道设教的国家行为,使得东岳信仰迅速推广开来,各地广建东岳庙或东岳行宫。明代正式将各地东岳庙列入官方祀典,万历四年,张居正为北京东岳庙撰写《敕修东岳庙记》中记:“国朝正统中,益恢崇之,岁遣太常致祭,熯旱则祷焉。”有明一代,形成了 “东岳之庙,遍于天下”(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的信仰格局。潮州虽然地处“省尾国角”,却是华南较早开发地区,隋朝开皇十二年(592年)置州府于潮州,此后历经韩愈、陈尧佐等州官之儒家教化,宋代潮州已被称为“海滨邹鲁”。从宋元时期地方州府的宫观建置来考虑,潮州建有东岳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笔者搜遍现存的6种明清潮州地方志,未能找到东岳庙的文字描述,所幸,在明代《永乐大典》现存卷五千三百四十三的潮州府城池图上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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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的潮州城池图

这张地图被认为是宋、元、明三代城池图的重叠,图上明确绘出庙宇计有:开元寺、玄妙观、城隍庙、关王庙、三皇观、二圣庙、东岳庙、净慧寺、五王庙。由于潮州府治由宋代到近代从未变更过,对照现在地图,明初潮州的东岳宫位于城西的西湖山上,于二圣宫之右。这张地图无疑是潮州东岳庙存在的确凿证明。明嘉靖《潮州府志·卷八·杂志·寺观》记载的庙宇,只有开元寺、玄妙观、城隍庙在《永乐大典》出现过,这大概反映了明代永乐年间到嘉靖年间,潮州的信仰格局曾经发生较大的变局,东岳庙、三皇观、二圣宫等道教宫观退出历史舞台。就算是宋元时期地方州府“标配官方道观”的玄妙观,到了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也成了《潮州府志》所云“今废”的状态。在潮州府下辖的各县,东岳庙被侵占或挪用,明隆庆六年(1572)潮阳知县黄一龙在东山的东岳庙旧址营建韩祠,奉祀潮州刺史韩愈。揭阳的东岳庙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兼祀唐代死节的忠臣张巡、许远。本来在宋元的道教神灵体系之中,张巡、许远是为东岳大帝执法的下属,名为“东岳押案、阴司都统使”,然而明代以后张许的信仰在潮汕地区越趋兴盛,二将被称为“双忠公”,揭阳的东岳庙后来屡次重建,改名“双忠圣王庙”。

作为东岳信仰主体的东岳庙,目前在潮汕地区(古代潮州府管辖区域)仅存的只有揭阳、潮阳、饶平三处。考虑到外公生平未曾踏足这些地方,东岳信仰的线索,恐怕还是要集中在潮州府城内找。让我略感意外的是,原来潮州的宗教中心、佛教名刹——开元寺,在清末民初也建有东岳殿,祭祀东岳大帝。光绪三十一年甲辰(1904年)五月,潮城巡警局占用开元寺之东廊、客堂后厅、神农殿、东岳殿、关帝殿及云水堂等处。(《潮州开元寺沿革史》,《潮州文史资料》第10辑)1915年东岳殿旧址改办潮安县乙种商业学校,新中国成立初被占为市场、电影院,1990年代归还开元寺,现建为佛殿。不过,当代的开元寺恐怕对于这种“佛道杂糅”的寺史较为陌生,该寺的几种介绍文字中,将东岳殿写成“东狱殿”(达亮:《潮州开元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显然这是将繁体字“嶽”误为“狱”字。

明代之后,各地城隍庙也会奉祀东岳大帝,因为在中国阴曹冥府体制之中,城隍爷的顶头上司就是“掌管人间生死,主召人魂修短”的东岳大帝。清代袁枚的《新齐谐》就有记述城隍受贿被东岳大帝革职查办的故事。明太祖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规定天下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建立城隍庙。明代的潮州,一府管九县(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丰顺),所以也有“一府十城隍”之盛况。海阳县既为县治也为州治之所在,州府城隍和县城隍两座并列,坐落在海阳(潮州)城的州学之后(今太平路百花台侧)。

与北京、杭州等地的东岳庙设置三十六司或者七十二司一样,潮州城隍庙也配置了冥府各个官僚部门,比如主管快速降下现世报应的“速报司”,渐渐地,这个冥府“报应督办处”由于更能响应信徒的祈祷,声名甚至超越了城隍庙正主的城隍老爷和东岳大帝。清末文人林大川在其所著《韩江记》中说:“我潮神明最显赫者,潮阳双忠、揭阳城隍、澄海北帝、海阳速报司。”至今潮州有句俗谚“速报爷食多城隍公”指的就是海阳县城隍庙的这一习俗。

1937年2月,潮州府城隍庙突然关进三千多尊神像,变成了“神像集中营”。前一月,李汉魂将军率部进驻潮州,厉行“革除迷信”,当时新闻报道以《潮州菩萨大倒霉 军政当局废除神像》为题报道云:“粤人迷信之风,较任何一省为尤,而潮州一地,尤为全粤之冠……由特务营士兵用货车将各神像木偶押运至城隍庙集中安置,如系土像者,则以铁器捣毁”。李汉魂将此次行动形容为治潮功绩:“我与地方负责人商定,除保留文、武两庙、有正式僧尼主持的庵寺,以及当地特崇的青龙庙外,其余祠庙均废,神像集中于城隍庙,庙堂移作公用。”(《李汉魂将军文集》上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版)1938年春,随着李汉魂师部移防粤北,这三千多尊落难的神像立即被各庙迎回圣驾,潮州城又回到大庙小庙四时祭祀的日常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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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22日,上海《福尔摩斯报》对“潮州菩萨大倒霉”的报道。

真正动到潮州信仰体系根基的,还是1949年之后的历次革除迷信运动。老人们告诉我,曾经作为菩萨集中营的府、县城隍庙于1957年被拆毁,城隍神像也不复存在。1966年潮州城也掀起过“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城里所有的庙宇在这场运动中被拆毁,开元寺的四大金刚头像被割下来,放在板车上,绕城游街批判。母亲是1948年生人,她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对于“迷信”噤若寒蝉的时代氛围之中,可以想像,在她不断对自己名字产生怀疑的少年时期,那个赋予她名字意义的“岳”字所代表的神灵“东岳大帝”,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

关键是,掌握着名字密钥的外公,在1949年之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变得“先进”了。外公出生在潮州城里一户殷实人家,后来娶了带着皮襖和许多金银首饰来嫁的外婆,日子过得颇为滋润。新婚不久,外公就染上赌博恶习,沉迷赌博十几年,直至赌光了家产,1948年母亲出生的时候,外公已经是一贫如洗的纸厂苦力。潮州城解放后,外公成为公私合营的印刷厂工人,1968年作为潮安县“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到广州开会,回来之后又作为学习毛著宣讲组的主力,在潮州各地巡回报告。据说,外公很有“肚才”,可以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的宣讲学习心得,因此在潮州颇有名气。1970年代末,外公退休之后,又当了十几年的潮安县工会退休职工委员会主任,很是受人尊敬。直至1993年去世,外公42岁之后的下半生,称得上“又红又专”的革命人生。设想一下,他看到二女儿也在遵循他的红专道路一路向前,难道这时候还会不合时宜地提醒女儿那个“岳”字的“牛鬼蛇神”来历吗?于是,解开母亲名字密码的钥匙就这样被外公有意无意地丢失了。

何曾想,2017年的三月廿八,母亲无意中来到泰山这座本命之山,电石火光之间,自己解开了六十九年前外公留下的密码。“原来我是这个岳!”已经走过革命意气岁月的母亲,显得十分感恩与释然。她说,幸亏外公没有在她年轻的时候告知这个信仰密码,那时年轻气盛的她可能会因此怨恨这个名字。“现在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也会拜神祈祷,这个答案,来得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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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山关帝庙的东岳大帝神像

去年从泰山回潮州之后,母亲便开始寻找东岳信仰遗迹,咨询了许多老辈人,最后终于找到两处地方:一是潮州彩塘镇华桥村的华桥古庙,供奉着东岳大帝。华桥村以黄姓为主,明代《封神榜》流行之后,有些地方的东岳大帝被说成是黄飞虎,我猜想这可能是华桥村把东岳大帝当作祖先神来崇拜的原因。华桥村的“劳热”(神诞)是三月二十八,当天村小学会让出操场作为祭拜的场所,供全村村民祭拜东岳大帝。二是风景胜地西湖山上的关帝庙,这个庙复建于1991年,主祀关公,配祀的13尊神灵分为4处神龛。其中一处“圣誉摄镇”匾额的神龛中,东岳大帝和华佗仙师并排而坐,旁边另一神龛中,摆着潮州府城隍公、海阳县城隍公。两处匾额的撰写人和设立时间(1992年)均一样,而且史载潮州府城隍庙的对联——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也写在这个新神龛的两边。由此可以推测,这就是1957年被拆毁的潮州府县城隍庙在当代的复活,时隔六十年,城隍公仍然与东岳大帝“在一起”。或许1948年母亲出生的那一天,外公就是在准备到府城隍庙去祭祀庙里的东岳大帝,为大帝庆生。

西湖山关帝庙的外墙,贴了一张红纸“众神圣驾飞升吉日”的告示,一一列明庙中所祀的十二位神灵之神诞日,以方便信女善男依时前来敬拜。可是母亲一看之下,有些失望。红纸上的“东岳大帝诞”,竟然写着“八月廿三日”。我宽慰她说:这大概是1992年关帝庙在恢复香火的时候无意中抄错的。因为东岳五行属春,便选定春意最盛的三月二十八日祭祀泰山,这一祭祀日期也被定为岳神圣诞,《梦粱录》《水浒传》等记载确凿可信,宋儒陈淳《北溪字义》即云:“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圣帝生朝。”自宋迄今,这一圣诞日再无更易。民国时期,广东人的通胜历书(老黄历)之中,东岳大帝从来也只有三月廿八这一天的圣诞。岭南大学1938年有一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专门指出: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也算是一个很隆重的神诞”。(欧阳德修《广州几种陋俗的研究》收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三编中卷,第5页)全中国只有这一处东岳大帝诞写作“八月廿三日”,那么十有八九就是由于潮州新庙祝不识老神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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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山关帝庙的神诞日告示

在过去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我经常引用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的一篇文章——《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来讲解中国的信仰变局: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不难发觉,在许多地方道观与神庙已不复存在,道教庆典与仪式也难得一见。如果我们将这种状况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相比,其变化之大令人惊叹。清末的北京城有六十多座道观和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祈安大醮、超度斋会以及各类保护神的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戏活动,是京城随处可见的常景。这类情形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与乡村同样普遍。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迹。这是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对它的重要性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算为过。

施舟人教授所描绘的信仰变迁史,并未冷冰冰的历史,母亲解锁困扰她七十年的名字密码的传奇经历,令我感受到了这一变迁对于普通人的真实意义。我相信,如母亲这样丢失了信仰密码的中国人,不止她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