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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有多风靡?从皇帝到百姓,烟雨楼台,寺庙林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石窟寺可以分为)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到了中国,但是真正发展兴盛起来是在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治大体比较萎靡,也为佛教和玄学的兴起提供了较为丰富和肥沃的生存土壤。

如果缺少魏晋时期的玄学,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对于佛教来说,慎终追远与六道轮回,正名分定尊卑与众生平等,仁义礼智信与戒定慧,这些理论和思想,和我们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相比,还有很大的接受偏差,在融合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艰难的佛道之争和“夷夏之辨”。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有多风靡?从皇帝到百姓,烟雨楼台,寺庙林立

佛道之争和夷夏之辩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夷”和“夏”的地域问题来区分中外的传统风俗和习惯。

论语·八佾》中有记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在古人的意识中,华夏民族所处的地域则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东方部落称之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夷狄”则更多的用于泛指华夏以外的民族。

夷夏之辩由来已久,指的是中华内部华夏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争辩,在南朝的时候,夷夏之辩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即是外来的古印度文化和中华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

对古人来说,华夏代表着先进的文明和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夷狄则更多的代表着野蛮和落后,在以区域统治作为区分的古代,实则是一种地域上的歧视,而佛教要传入到中国,必然需要打破这样根深蒂固的地域“洗礼”才可以在中国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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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传入到中国之后,便和中国“维持正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产生的矛盾,佛教的强势发展引起了儒家对于前途的担忧,也引起了道家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所以,各个思想学派之间也产生了关于“主导话语权”的争夺。

这个时期,维护“夷夏之辩”也成为了很多的儒学和道家思想反佛的主要武器和筹码。

顾欢认为“佛教本同源”,佛教归于道教,他认为佛教之间有着关于夷夏的差异,古人历来讲究孝道,在和佛教的斗争中,道教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佛教的。在后来不管出现的毁佛的活动中,也都是以正统的“夷夏观”作为支撑的。

然而,这样的思想必然导致了佛教教徒的不满,在以谢镇之、朱广之等人为首的佛教信仰者心里,他们认为虽然说佛教有差异,然而却强调的是人类的同一性,人类没有夷夏之分,教化的最终目的也都是殊途同归的。在他们看来,佛教和道教的差异也只是在行服和名号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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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对于佛教融合的贡献

在这一段历史潮流中,就不得不提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是僧肇,他被誉为“中土解空第一人”。

僧肇,姓张,东晋京兆(今天的西安)人士,是一个少年得志的天才,《高僧传》中这样记载他:

"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志好于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

少年时期,僧肇家境贫寒,依靠帮助别人抄书来换取收入,在那个时代,文章需要一个字一个人的誊写,僧肇通过抄书将经史读完。

他喜欢读老子的道德经,然而,他觉得“美则美矣,然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就是说还有提升空间。偶然的一次机会,他读到了《维摩诘经》,非常喜欢,于是在他出家之后,又和鸠摩罗学习相关的佛法。写出了《肇论》这一本书,包括《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四篇论文。其中,《不真空论》则集中反映了僧肇的佛教宇宙观,这也是他主要的理论支撑。

同时,他的天资和智慧受到了鸠摩罗什和东晋的名僧慧远的赏识,随后,他的《涅槃无名论》还受到了秦王姚兴的大力称赞,令人誊写,发放给自己的子侄来学习审阅,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迪和思考。

可以看得出,僧肇的佛教思想,深受老庄及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他的思想中,主要接受的是大乘佛教中的观点,将龙树,马鸣等人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哲学理论相结合,为中国和印度文化也架起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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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本土化的双刃影响

佛教是否能够在中国发展和传播,最终还是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否。

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充满了挑战和阻力的,不管是顽固道教分子的抵抗,还是自发性的探索和融合,都进一步加大了佛教对于国内思想的冲击。

外来的思想想要在中国扎根生长,必须相融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如若不然,则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坐以待毙”,比如当初的景教,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便一蹶不振,陷入到了低迷时期。

随着佛教的介入,道家中的隐逸文化也成为了新的号召思想,这也是道教和佛教的融合和交汇,而佛教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道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便不言而喻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人对于佛教的风靡,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多人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当做是自己追求的自由境界。更可甚的是,连皇帝都加入到了谈论佛道的洪流中,让国家的政治都一度处在了荒芜的状态。

南朝的梁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认为凭借着神的力量就可以维护国家的统治,削弱民间的防抗消极情绪,让国家稳定。正是这样的思想,既为佛教的本土化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支持,也是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教发展起来的最重要原因

在当权者的支持和亲自拥护之下,佛教的思想从庙堂之高传到了民间村落,沉浸在了朝廷到民间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时代潮流中,南北方甚至开展了关于佛教传播的比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断开凿石窟,南方的烟雨楼台中呈现出寺庙林立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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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也削弱了统治集团的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进取思想。

主要的弊端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点,佛教徒们不会生产劳动,依靠化缘为主要的生存方式,随着佛教队伍的逐渐壮大,那么势必会削弱国家的生产劳动,造成社会上的供给不平衡的现象。

同时,佛教的信男善女们往往会将佛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倾尽全力来兴建佛寺和庙宇,长此以往,必然会占据国家的大量财富,影响国家的收支,造成百姓生活的拮据,有的统治者盲目信佛,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比如梁武帝,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第二,佛教主动放弃了繁衍下一代的义务和责任,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社会人口的减少,降低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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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济世还是消极避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归隐的名士,比如陶弘景,陶渊明,陆修静等人,他们的文学和思想构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一股清流。

然而,也有很多的人认为他们远离庙堂,不理政事,是一种消极避世。

其实,从古到今,中国是一个形成不了宗教氛围的民族,孔子在创立诸子百家的时候也曾经立下了“不语怪力乱神”这一方面的理论。在古代,只谈人事,不谈神事,成为了一种约定俗称,也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基本的风格和调性。

道士和隐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也许会认为道士就是和和尚分庭抗礼的出家人,实则不然,很多的道士是可以结婚和出仕做官的。

葛洪是道家神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自成体系,超越了老庄哲学的范畴。

在他年少的时候,学过儒学的经典,做过经典,也为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研究道家是他毕生的爱好,虽然他被封了侯,位极人臣,然而他却屡次拒绝了朝廷的任命,兢兢业业的研究着自己的学科知识。

在这位隐士的百科全书《抱朴子》中,忧国忧民的思想溢于言表,除了大量的思想和理论支持之外,他也在用着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政治生活的缺憾,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

不仅是葛洪,还包括陶弘景的通达高雅,陶渊明的宁静恬淡,陆修静的隐逸深远,都是那个时期的一股清流,也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坚守。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有多风靡?从皇帝到百姓,烟雨楼台,寺庙林立

参考文献:《梁书》、《周书》、《魏书》、《北齐书》、《中国佛教史》、《高僧传》、《论语·八佾》、《不真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