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王信仰的形成和特征

海龙王信仰的形成与龙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又有严格的区别。龙是原始先民的幻想物，是神化了的蛇。起始，就仅仅与江河云雨有关，并不涉及到海。杭州大学教授吕洪年在有关文章中说：“龙王却不然。龙王不同于一般的龙，它是众龙之王。海龙王与一般龙王又不同。海龙王住在水晶宫。水晶宫又不同于一般的龙穴岩洞。海龙王统率龙子龙孙，海中水族，并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珍宝，俨然是海内天子，是人间帝王的翻版。”以此观之，探索舟山海洋龙文化之源，除了全面了解有关龙的观念和特性外，还必须掌握从龙崇拜衍化到海龙王信仰的演进过程。

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有诸多原因。除了龙崇拜外，首先是海神信仰的变迁。其实，海龙王亦是一种特殊的海神，只不过早期的海神不叫龙王，而叫禺虢、禺京，弁兹和不廷胡余罢了。这是我国早期四海海神的称谓，其中东海海神的称谓就是禺虢，后来演化成了东海龙王就变成敖广了。

四海海神与海龙王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图腾造像上。不论是东海海神还是西海海神，它们的形象都是“人面鸟身”，珥两蛇，践两蛇，与鸟与蛇有关。关于蛇，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大概，图腾未合并之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蛇的名字便叫龙。”可见在上古时代龙蛇是混一的。联系舟山《观音普陀收红蛇》的神话，这红蛇其实是赤龙，若是蛇王即为东海龙王，由珥蛇、玩蛇的海神转化成龙王，这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有人说，人面鸟身海神的衰落和海龙王的兴起，这是崇龙的黄帝氏族不断征服和同化崇鸟族的东夷部落的结果。表现在图腾造像上，鸟的形象消失，蛇转化为龙。近代，又有人从河姆渡和良诸文化发掘的文物中提出新观点，认为古越族，包括舟山群岛的先民都是崇蛇氏族，理由是发掘的印纹陶中有大量蛇形花纹，包括舟山发掘的绳纹。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东南 越，蛇种。”《史记·吴太伯世家》中亦说：“越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这就不存在同化不同化问题了。

其实，演进是有个过程的。上古时代海神的形象是鸟身，到了秦始皇时代变成大鱼和蛟龙了。《史记·始皇本纪》中记载了始皇帝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望南海的事，始皇说他梦中与海神战，博士曰：“海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联想徐福渡海寻不死药未成欺骗秦始皇的话，亦以“被海中大鱼所阻”来搪塞。由此可见，到先秦时海龙王的雏形已初步形成。

在中国，真正形成海龙王信仰在汉唐时期。西汉末年，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在佛教的许多经典中都有大量龙王的称谓和事迹。如《华严经》中有一段话：“有无量诸大龙王，所谓毗楼博义龙王，婆竭罗龙王、云音妙幢龙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其中《华严经》中的婆竭罗龙王就是舟山方志中的沙竭龙王，按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所载，居住地在岱山东南。此外，在《大乘佛》中有藏龙，《法华经》中有龙女，《清佛品》中亦有异文，曰：“海龙王诣灵鹫山。”据岱山高亭居士鲍豫定老先生所述，《华严经》是佛经之母，这本经书是龙树菩萨从龙宫中请来，经书中有许多龙王的信仰和传说。很明显，由于佛教的传入和推广，有关龙王的信仰和事迹迅速在我国传播，在广大佛教徒的心灵中产生极大的惊震和反响。宋代的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指佛教经典)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可见佛教经典对我国龙王信仰形成的影响之深。

其实，在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前，龙王一词在我国道教中早已出现。在道教的有关典籍中早有诸天龙王、五方龙王等说法，只不过未成系统而已。

这样看来，我国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是综合了龙崇拜中的王权思想、海神信仰、佛经中的诸大龙王以及道教中的龙王杂说，是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是一个独立的龙文化体系。

其中，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樊恭炬在《祀龙求雨考》中曰：“帝命祭龙制仪始于唐”。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曰：“唐明皇赐封号予四海龙王”。从唐代始历代帝王通过祭龙、封龙和扩建龙王庙来提高龙王的身价，其实质是为了愚昧民众，加强皇权统治。固从先秦始，人间帝王自命为真龙天子，一开口“龙心大悦”，一生气“龙颜震怒”，皇帝的坐椅为“龙椅”，皇帝的床为“龙床”，诸如“龙冠”、“龙靴”、“龙袍”、“龙体”，无一不染上龙气。就连出门，乘的也是“龙辇”，驾的是“龙舟”，还有龙毯、龙旗、龙柱、龙图、龙杯，无一不打上龙的印记，并把自己的身世硬要与龙挂钩联系。如秦始皇自命“祖龙”，汉高祖说是“感龙而生”，明太祖睡卧草坡，传闻有“两条小龙从鼻孔中出入”，到了清朝更是“绣龙旗”满天飘，似乎是龙的王国。

历代帝王对龙的如此推崇和宣扬，无疑对龙王信仰的形成具有根深蒂固的作用。他们的手法，一是服饰穿戴上作出种种规定。如周朝服典规定，只有王者能穿龙服。凡夫俗子不能着龙纹衣。元朝服典：“官吏衣服不许织绣龙凤纹。”“八品以下官不得服黄色”。似乎龙为皇帝所独占。二是用隆重的礼节和规格祭奠龙王。据《唐书·礼乐志》记载，唐时已制定了祭四海龙王制度。宋元仍沿唐制，以四立日祭四海龙王。明代改为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清朝为春秋二祭制。祭典时的规格很高。从唐天宝年间韩愈写的《南海神庙碑》一文中可看出端倪。碑文曰：“天子以为古爵莫贵于公侯，故海岳之祀，牺币之数，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极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处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仅从“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一语，可见祭典的规格大如公侯之典。

联系舟山的实际，舟山渔民海龙王信仰的形成也大致经历了上面所述的几个阶段。但舟山地处”外海孤悬处”，自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如对龙的恐慑很可能来自“龙卷风”等海上物候景观，由于地处“风波浪险”的大海深处，对海龙王的恐怖大于敬仰。昔时认为海龙王是海内天子，渔民的旦夕祸福都掌握在海龙王手里，唯有向龙王祈求才能避祸赐福，故而舟山渔区昔时流传着请龙王、敬龙王、祀龙王、谢龙王等等信仰习俗。至于舟山的海龙王信仰为什么会在明清时期处于鼎盛期？这同明清两代的帝王，大规模敬祭东海龙王有关。

据有关资料获悉，南宋时宋孝宗曾下诏令祭东海龙王于定海县的海神庙，这是1169年之事。后来渐渐冷落。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二位帝皇时祭典东海龙王日趋频繁，海龙王信仰迭起高峰。据志书记载，仅康熙祭龙王的祭文就多达8篇，并以“万里波澄”匾赐舟山的东海龙王宫，1725年，雍正诏封东海龙王为“东海显仁龙王之神”，过了二年又下旨祭龙，旨文曰：“龙王散布霖雨，福国佑民，复造各省龙神大小二像命守土大臣迎奉，礼仪与祭南海庙同。”在此诏令下，舟山各地或新建龙宫。或把其他庙宇改建龙王庙，这才有清光绪《定海县志)中所载的一区一宫，或一区五个龙王宫的兴旺局面，亦进一步说明了龙王信仰的兴衰与历代统治者对龙王信仰的尊贬大有关联。

若把这个问题再往深处想，民国以后舟山的海龙王信仰大大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南海观音的信仰十分兴旺，至今在舟山各岛观音庙处处可见，龙王宫相对较少，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舟山渔民的海龙王信仰中具有双重性的心理特征。一方面，昔日舟山地处汪洋大海，风暴频生，渔民出海捕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环境十分险恶，再加上生产工具落后，“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渔民只得祈求海龙王保护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舟山渔民以捕捞海中鱼虾为生，鱼虾是海龙王的子民，是否赐予渔民？丰歉如何？在渔民的传统观念中全靠海龙王恩赐。出于此因，渔民信仰和崇敬海龙王。但是，另一方面传闻中的海龙王相貌怪异、狰狞，性格暴戾无常。虽然权势显赫，但常常兴风作浪翻船死人，使渔民遭受无比的痛苦，是以恶神的形象出现，不像大慈大悲观世音是个慈祥的善神形象，故而舟山部分渔民对海龙王又有蔑视和轻视的一面。海龙王在舟山部分渔民的心目中绝不是像历代帝王吹嘘得那样神乎其神，无比崇高和神圣不可侵犯。这里有两份材料可佐证。

一份是浙东渔民的龙俗调查。临近舟山的奉化渔村有许多龙王宫和龙王堂。如杨村乡应家棚龙王堂有个香岩老龙王，杨村龙王殿有个小金龙王，石盆村有个独角龙王，桐照乡泊所村龙王殿有个十爪金龙王，吴家埠有个马林龙王，桐照村还有白龙大王和洞盆浦龙王等等，这么多的龙王，他们原形到底是什么？说穿了，原来是些岩蛇、黄鳝、蜥蜴、石蟹、灰白田鸡、跳鱼、河鳗、小白虾、青蛙等一类不起眼的小动物，真所谓“一地一龙王，各村各龙王。”

一份是舟山本地的龙俗调查。在舟山方志记载中，桃花龙是红颈小蚓，青潭龙是蜥蜴，九节龙是鳗。在口碑传承中，岱山的棕缉龙是棕缉绳，定海的小沙岭脚下的韭菜龙是身上长着韭菜花纹的小海鳗，还有著名的岑港白老龙是猫虎鱼等等，这些情况同浙东龙俗完全一致。所谓龙王在东海部分的渔民心目中只不过是些生活在水中、海中，能爬、能飞、能游、能钻洞的小动物。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动物，被人们神化为神灵之龙和神圣不可侵犯的龙王，受到人们的崇敬和信仰。这个例子十分明白地说明了舟山渔民龙王信仰中的双重性特征，亦为舟山海洋龙文化中一个区域性特点。对此，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是原始先民“万物有灵论”的反映，只要是与海、与水、与龙有搭界的活的生命都可充当龙灵，因为龙离不开海和水。说这同渔民对龙王的态度无关。因为直到今天，在大多数的舟山渔民的民间信仰中，东海龙王信仰还是东海区渔民的三大信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