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道德经》历经四次御注修订，我们一直在读的版本或是假的(《道德经》金句)

在历代众多《老子道德经》的注释中，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朝的御注是引人注目的，与道教发展的关系密切，其中有的影响很大。

历史上御注《老子》不止上述四朝，据记载，至少从道教重大发展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梁武帝撰《老子讲疏》六卷，梁简文帝撰《老子私记》十卷，皇帝信奉道教，带头讲注《老子》，其当时现实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人氏的注疏。梁武帝虽然后来转信佛教，佛教得到发展，但道教同时也是相当发展的，《隋书·经籍志》的一个简要概述写道：

（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踰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

在御讲《老子》的梁武帝影响之下，梁、陈两朝的道教是在发展中的，当然与之同时的是众多其他的道经符箓之盛行，另当别论。

保留下来的唐、宋、明、清的四朝御注，其意义值得一说。

一、唐玄宗御注

现存最早的御注老子是唐玄宗的，它的意义和影响之大十分明显，因为李唐王朝以老子为自己的圣祖，尊崇老君，尊奉《老子道德经》那是很自然的，因而以太上老君为道祖，以《道德经》为“圣”经的道教，在唐代的兴盛可谓空前绝后，诸多道教史均有论述，这里不再全面讨论，仅就御注《道德经》一事略加釐清。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十四载冬十月“甲午，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册府元龟》卷54的记载说：

十月，御注《道德经》并义疏分示十道，各令巡内传写，以付宫观。

这后一条把颁行天下一事具体化了。在安禄山“造反”的这一年究竟实行得如何？虽无太大把握，但唐朝“尚黄老”的既定国策是没有改变的，“分示十道”，至少有些地方会“传写”“以付宫观”的，唐玄宗御注因而得以流传。

颁行的时间虽然不太逢时，但御注的形成过程也还是值得一提的，它反映的是对《道德经》的重视，此前值得注意的事实有：

1、令士庶家藏《老子》。

《旧唐书·玄宗本纪》：

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

2、经常讲论《道德经》等经典。

《册府元龟》卷53、54有较系统记载，例如二十年十二月的记载有：

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萧嵩奏曰：伏见去年以来，有敕令集贤院学士……冯朝隐等，每日侍讲玄元皇帝《道德经》及《周易》、《尚书》、《庄子》等，以今月二十四日讲毕……日者，北祠后土，东幸温泉，或地涉风沙，或天将寒雪，而讲筵必集帐殿如初，足以知好学之志……伏请以付史官，颁示天下。

此类讲论之集会不少，玄宗的《道德经》注疏，应该是这种“集体学习”之中产生的。

3、御注正式颁行前的征求意见：

（开元）二十三年，三月癸未，亲注《老子》并修疏义八卷，及至《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颁示公卿、士庶及道释二门，听直言可否。文武百官、右丞相萧嵩等奏曰：“臣等准勅牒问百司，并宣示道俗，各得报称，咸以为玄言造微，字说该恰，刊成代则，钦若圣规……四海同文，一辞宁措，并请入史册藏之祕府。”许之。

虽是一片赞扬声，但毕竟有一个“听直言可否”的过程。

有关御注形成前后的一些记载，表明《老子道德经》影响日益扩大，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措施加强其影响，包括置崇玄学，令习老、庄、列、文四子并准明经例考试等等。

又如开元二十八年的一道诏令中写道：

自今以后，尝令讲习《道德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倍加敦劝，使有成益。是知真理深达，弘之在人，不有激扬，何以励俗。诸色人等，有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等，委所由长官访择，其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

同年九月就有“御兴庆门数亲试明《道德经》及庄、文、列子举人”并“问策”的记载。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唐玄宗御注《老子》的意义，唐代道教的兴盛，与《道德经》被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玄宗崇道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他对儒、佛的态度，并不是很偏激的。这里也列举几条事实：

1）开元26年有一道制书中说：

道释二门，皆为圣教，义归弘济，礼在遵崇，其天下观寺大小，各度十七人……

此类观、寺并重的事实甚多，整个唐代基本如此，这一问题另当别论。

2）开元29年9月的策问中又有“三教兼举成不易之则”的说法。唐朝对儒家的重视也是突出的，唐玄宗时也有“训注《孝经》，颁于天下”，“幸孔子宅，亲设奠祭”等许多重儒的行为。

这又是另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宋徽宗御注

现存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不必多说，因为北宋时期，特别是中期以后的崇道并不逊于唐朝，宋徽宗比唐玄宗崇道有过之而无不及。道教的发展在宋代是又一个高峰时期，而且是道教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值得论述的事，实在太多。宋徽宗本人及其在位时期，兴道学、修道史、道典，编造了许多道书。他本人所作道经注解有《冲虚至德真经注》、《南华真经·逍遥游真义指归》、《西升经注》、《无量度人经注》等多种，御注《道德经》一事显得并不突出。

当然，《道德经》在宋徽宗心目中也有特殊地位，例如政和七年十二月“辛未，御笔改《老子道德经》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这和改皇帝名号之类的尊崇举措意义是一样的。

又例如重和元年八月：

戊午，知兖州王纯奏，乞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论题。从之。

庚午，诏：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

（九月庚寅）颁御注《道德经》，刻石神宵宫。

《道德经》号为“大经”，但放在《黄帝内经》之后，这又是突出这“祖经”不够的反映。

宋徽宗关注、制造的道经甚多，而且是多才多艺，音乐、绘画、医学、算学他都关注[8]，应该说文化修养还是比较高的，因而他所注《道德经》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和其他三朝皇帝作御注序不同，他分别在“道经”、“德经”以注文代序。其文分别是：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当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书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谓之经。

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于道则无德之可名，别于德则有名之可辨。仁义礼智，随量而受，因时而施，是德而已。体道者异乎此，故列于下经。

把道、德作不同的理解，并且明确把仁义礼智包含在德之中，反映他的儒道观。其注说比较简明，多引《庄子》、《周易》以为注说。例如与唐以前人解第一章“常无欲”、“常有欲”不同，和宋代司马光、苏辙等人一样，断句为“常无”、“常有”，而徽宗注引的就是《庄子》曰：“建之以常无有。”

宋徽宗注解在学理上的意义，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其御注的意义，着重应在这一方面。

三、明太祖御注

和唐宋两个御注颁行天下、刻石柱等尊崇之举相比，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的流传和影响要小得多，这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详讨论。和唐、宋时视为“祖经”、“大经”不同，明太祖的御注像有一定的偶然性，他自己所作的序可以说明。他的序说明了作注的缘起和目的：

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日，试览群书，检间有《道德经》一册，因便但观，见数章中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莫知可通。罢观之后旬日，又获他卷，注论不同，再寻较之，所注者人各异见。因有如是。朕悉视之，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于是弗果。……

朕在中宵而深虑，明镜水月（按：此前有一段“明镜水月”之论），形体虽如，却乃虚而不实，非着象于他，安有影耶？……是谓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于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笔强为之辩论，未知后世果契高人之志欤？

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

从这个简明的序文中我们可以读出很多问题，例如，他读《道德经》似乎是偶然的，但又有其必然，那就是为了寻求治国之“道”、为政之“道”，这在序文中都已举例说明：

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减恐。

又例如他读、注《道德经》经历了一个过程，参考了“人各异见”的不同“注论”，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认真思考，“用神盘桓其书久之”。

再例如他给《道德经》定位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这最后一句意义深刻，针对时弊十分明显。

如果仔细探求其注所“探”之“旨微”也是很有意义的。

四、清世祖御注

所谓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原来为《御定道德经》，乾隆时期纪昀等编校《四库全书》时曾以此《御定》为名，并且开始写《提要》时写道：

臣等谨案：《道德经》二卷，顺治十三年大学士成克鞏恭纂，仰邀钦定。

御制序文，发明是书本非虚无寂灭、权谋术数之学，注中亦备论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于是犹龙之旨燦然明显矣。

很明显，注是成克鞏作的，“仰邀钦定”，邀请皇上署名，“御制序文”，也许“序”是他写的（不排斥有文人帮助起草、润色）。但是序文中一段文字写道：

朕以圣言玄远，末学多歧，苟不折以理衷，恐益滋伪误，用是博参众说……釐为一注……

这显然就是说他自己作的注了。据此，应当是为什么后来的“提要”不再提成克鞏“恭纂”之事了，历史已失其真。

再说，顺治十三年皇上本人不过二十岁，他十四岁亲政时还不熟悉汉文，看不懂汉人大臣的奏章，学习汉文化，依靠汉人学者是很自然的，成克鞏当时就深得其信任，“仰邀钦定”之事是真实的。

此“御定”之注也有自己的特点，原文句下加以简注，每章之后详加论说，自成一体，中心思想是讲“治心治国之道”。

此御定之注远不及前此三御注的影响，只不过是道教得到清王朝承认并认可其发展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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