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系列第二十五篇：唐朝的辉煌之国际、宗教和儒教复兴

一、唐朝的国际视角

南北朝时期，作为外来的佛教，深刻改变着隋唐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在这个时期各族文化的融合，让汉朝以来汉族坚持的“华夷之辨”不再作为中原人标榜自己的唯一标尺。在这个堪称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从南北朝以来常年的战乱，让中国变成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东亚中心。“中国”这个概念，不再是由汉人单一民族统治的区域。

唐朝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周边各族均学习唐代的制度，建立“仿唐制度”的国家，比如朝鲜、日本、越南和南诏国。一时间使用唐朝律法，用汉字处理官方事务成为了东亚大陆的风尚。这些国家既向唐朝纳贡，也保持着政治的独立性，存在于中国控制之外。而唐朝人也不再歧视外族为“非人类”，转而视他们为“虽不完全平等但也应受尊重”的邻居。

直到公元751年，唐玄宗统治下的唐朝和强大阿拉伯帝国，在西域打了影响整个中亚势力分布的“怛罗斯战役”。这场战役以唐朝的惨败结束，让中国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权威。这一次唐朝失败，让中原地区的势力直到清朝建立才重返西域。

从所谓“五胡乱华”开始经过几个世纪的融合，到了六世纪，汉、鲜卑和突厥贵族集团长期统治者中国西北地区，汉族同异族的通婚已经不再是禁忌，其中李氏一支涌现出了一连串令人瞩目的军人。虽然李唐王朝极力掩盖自身血统问题，强调汉族血统，但唐朝初年皇帝身上的游牧民族血统，让唐太宗李世民能够深刻理解多民族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军事、外交和文化等综合措施的使用，把唐朝的权力扩张到了各个方向。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征服和外交将突厥并入到了唐帝国，构造了宏伟的“草原——中原”二元帝国。

最有代表性的证据就是李世民的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的平等思想不仅是说说，他还任用非汉人官员并授予军衔，甚至赠与他们皇家姓氏。通过这些手段，唐朝依靠外族军队造就了强大稳定的唐朝。同时由于唐朝的二元属性，让被征服的外族不仅没有反抗，反而意识到自身传统就是唐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甚至愿意为唐朝而战，这也成就了唐太宗的“天可汗”地位。也正是唐朝二元帝国的属性，在八世纪左右让绿洲国家和回鹘地区，成为了唐帝国的主要战力，并帮助唐朝剿灭了“安史之乱”。

二、古代女性的黄金时期

唐朝是中国古代女性的“黄金时代”，和之后的朝代相比，唐朝的妇女有更多的自主和权力。最典型的代表是武则天、太平公主和韦皇后，女性掌控者庞大帝国长达半个多世纪。

女性在社会上的强势，来源于南北朝以来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介入。从公元589年开始，皇后经常充任丈夫政治上的建议者，北方游牧民族女子参与部落事务的传统深刻影响北方的汉化政权，让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步加强。李渊建立唐朝之时，不仅有妻子支持，还有女儿平阳公主的协助，甚至这些女性还亲自参与了建国战争。李渊之后的唐太宗也在长孙皇后的辅佐下处理国家事务。不仅是皇权，众多公主参政也成为了中国唐朝政坛的亮点。直到公元713年，太平公主扶持的李隆基击败了她的政变，太平公主被迫自杀后，女性统治的黄金时期才逐步落下帷幕。

女性的地位反应在社会上就是，结婚时婚姻相关的财产不是女方提供嫁妆到男方，而是男方提供大量高昂的“聘礼”迎娶女方。这种方式直到唐朝覆灭后的宋朝，才发生了逆转。

而在艺术上的表现更为明显。唐朝时期，上层女子的艺术形象多是骑在马上打马球，或者张弓射箭。甚至还有大量女子身着男子服饰。同时这个朝代，也是盛产“泼妇”的朝代。正妻女人可以用尽一切手段阻止丈夫纳妾，这在之后的千年间都难得一见。等到女人黄金时期结束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快速滑落，妻子和妾的地位差异逐步被磨平。表面上似乎是妾的地位上升，实际上却是女人政治和社会地位快速下降的真实写照。

三、唐朝的宗教信仰

随着唐朝的发展，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达到了中华帝的最高峰。道教有了皇家的支持，拥有了空前政治影响力。而佛教的中国化以及在社会中的普及，也倒逼朝廷系统地修改了帝国的礼制和葬礼习俗，直到现代社会的很多农村仍然残留着这些丧葬礼仪的基因。

从隋炀帝时期，道士王远知就受到杨广的尊崇，当杨广无视他反对迁都到长江边上时，他随即投奔到了唐高祖李渊手下，并向李渊传授道教符。到了唐太宗时期，李世民发诏书嘉奖王知远，鼓励朝廷大臣抄写学习道教《灵宝经》。同时由于李渊宣称老子是唐朝皇帝的“圣祖”，道教被宣布为国家的最高信仰。到了高宗和武则天时期，道教地位再次提升，唐高宗赐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每个县都建立道观，全国总数超过了300座。到了玄宗时期，道教的地位发展到了鼎盛，皇帝全力动员道教来巩固政权。公元743年，玄宗直接下令让所有的道士成为了正式的皇亲。

安史之乱前后，皇家对道教的支持减弱，但地方上的实力仍在上升。李商隐、李白都是道教的俗家信徒。到了唐朝后期，普通民众开始成为了道教的教化目标，通过吸取佛教密宗符咒的用途和民间的“十方救苦天尊”故事，道教模仿佛教的“十方佛”创立了地府十王，用于超度死者。

而佛教虽然不是地位最高的宗教，但却是民间信徒最多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佛道两教共同成为了唐朝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唐朝，佛教开始了中国化，同中亚、印度教派分离，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佛教体系。

唐朝建立之初，受南北朝佛教的影响，上层社会就已经把佛教作为精神控制的武器。早期的佛教传播，主要依托遍布帝国各州的皇家寺院和皇室成员住所的佛堂。在这些佛教寺院中，皇帝和皇亲国戚举行仪式为国家祈福。不仅如此，皇帝生日和超度亡故皇帝、皇后，都有佛教的参与。

整个唐朝，除了唐武帝以没收佛家财产充实国库资金为目的，开展了灭佛运动，其他皇帝都没有真正质疑过佛教的宗教地位。不仅仅是仪式，有时候大战前夕，信仰佛教的皇帝也会令佛教僧侣反复吟唱佛经，支持将士抵御外敌。甚至有时候皇帝也会亲自唱诵。公元765年，回鹘和吐蕃军队联合围攻唐朝首都长安，却因为回鹘统治者的暴毙，联盟土崩瓦解。佛教徒坚称，这是皇帝吟诵佛教经典《仁王经》的功劳。不仅如此，寺院也为旅途者提供住处，通过在都市和乡村讲经影响唐代人民的底层生活。

由于佛教起源于印度，是经过中亚传入中国。所以来自中亚的高僧一直被视为佛教的导师。在佛教的世界观中，印度一直处于世界中心地位。所以不断有中国朝圣者前往印度寻找经文并翻译成著作。所以早期的朝圣者经常把“北印度平原”翻译成“中国”。其中最为著名的“玄奘法师”，就亲历印度寻求佛法。当学成归国时，烂陀寺的僧侣纷纷劝说玄奘不要返回“野蛮”的中国。同一时期和尚道宣也宣称印度是世界的物理中心。这引起了很多中原人的谴责，认为不应该尊崇蛮族的宗教。

然而公元八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印度佛教迅速衰败，中国佛教迅猛发展，反而让中国成为了神圣的佛教国家。通过声称拥有佛祖舍利和佛教圣物，唐朝成为了佛教世界的重镇。在武则天的资助下，中亚和南亚的僧侣频繁游历五台山，著书立说，造就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名望。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佛教徒也开始着手发展本土化的佛教，通过拒绝国外佛教的解释和评论，创立了独立于印度佛教知识传统的佛教体系。这些体系之后分化成了四大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

四、儒家礼仪和儒教复苏

唐代，还有一个存在于知识精英的礼仪信仰，这就是沉默已久的儒教。九世纪以来，儒学思想的哲学思维复兴，在唐朝晚期，逐步占据了政治集团的主导地位，新儒学兴起。

唐代在精神世界有道教和佛教，但是在国家典礼和规范日常礼仪以及世俗社会秩序的规范上，不得不沿用从汉代流传下来的仪式。特别是到了唐玄宗时期，动用国家力量编纂《大唐开元礼》，收录了中华帝国从汉朝以来的儒家礼仪。但是由于唐朝的开放性，这些利益对人生活的指导意义发生显著改变。

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让王朝血统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唐朝，血统的尊贵开始被抹灭，转而强调了无所不包的“天”，以及统治者的政治品德。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时期，李世民命礼部编修《天下谱牒》，结果天下第一氏族竟然是关东崔氏和卢氏。太宗非常不满，要求重新编写，取消了贵族身份来源于血统的传统理念，转而以当下的官爵高低来决定氏族的地位。从此国民的身份地位，不再取决于长久以来的血统，而是取决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在之后的朝代，贵族和皇权的对抗进入了不对等时期。

但是传统的改变，也对皇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去除了血统的决定论，唐帝国的“天”也有之前属于某一宗族的“天”，变成了“天下为公”。帝国的意志不再是皇帝的意志，而是超越了家庭纽带的本位主义，成为了在地域和家族利益境界之上的“天下利益”。

这种转变反映到祭祀典礼，就是之前皇帝继位都要祭祖，并上太庙祭奠列祖列宗。而南北朝以来直至唐朝，皇帝继位就不再去太庙祭奠了，转而祭祀“天”。祭天在京都郊外举行，祭坛象征由整个帝国拥有，君王也不再是一家宗族的化身，转而成为了全天下臣民的保卫者。

而皇帝的封禅大礼也发生了变化。汉代时封禅时为了帮助皇帝长生不老，必须也严格执行泰山封禅的流程和仪式，还要严格保密。但是到了唐朝，封禅典礼成为了国家的公开仪式。不仅如此，除了泰山嵩山也可以举行，强调了任何地方都没有特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帝王的意志。皇帝和“天”的密切联系，也反映到了称呼，比如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武则天被称为“天后”，皇帝被称作“天子”。天授君权的思维，深刻影响着之后千年的中国历史。

当如儒教的发展离不开对经典的解读。随着唐朝开放性国家的发展，儒教经典诸如四书五经的研究开始进入了新的哲学思辨阶段。公元630年，唐太宗忧虑“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彦师古考订《五经》”。颁布了官方的权威版本。又在公元638年，令孔颖达编修五经的注释，直到太宗去世，长孙无忌在主持完成了《五经正义》，成为了之后的官方经典注释。

唐朝的注释抛开了经书不可置疑的神圣地位，还原了一部分书本的本来面目。提出了五个基本假设，第一是经书是圣人的作品，规定了道德典范的态度、意图和规章；第二是经书是上古理想的唯一记录，本质上和早期的文本和著作无关；第三是经典的传承因为后人的误传或误解，以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造成了经书含义理解的歪曲；第四是由于无法直接接触真实文献，人民只能通过注解接近经典；第五是，经书的所有部分都同样珍贵，逐字逐句“微言大义”。

但到了民间，这几种假设也被怀疑，思辨也更加激烈。大儒刘知几直接批评孔子写春秋，只把鲁国载入编年史，省略了大量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有严重的史学错误。反而推崇同时期的《左传》，认为它才是对经典的最好阐述。刘知几的批评，让经典退去了光环，不再是永恒不变的规范和价值标准，还原成了原始的文字作品，让世人能够以更加客观的角度评判作品的优劣。

安史之乱后

民间对官方注释的思辨质疑更加普遍。特别是东南地区由于受到战乱影响较小，当地的思想不受约束的迅速发展，并返回来影响了长安的儒学思辨。这种思想的变化，让被忽略已久的《孟子》被重新发掘，用来弥补孔子从圣人到普通人的认知分歧。直接影响着韩愈、柳宗元等文学大家，引导他们提倡直接阅读经典，作为政治指导恢复世界秩序，为古文运动的开启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础。同时受到佛教的影响，韩愈降低了圣人的神坛地位，认为普通人和圣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慧根”，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出发，通过诵读经典成为圣人。韩愈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问题，为后来宋代儒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