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潇枫 章雅荻：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

余潇枫 章雅荻：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

作者：余潇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章雅荻，管理学博士，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ISS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本文将刊发在7月20日出版的《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3-31页。本文为网络首发版本，读者可点击本文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下载。本版本仅供参考，正式引用请使用我刊6月下旬7月上旬左右发布到各数据库的电子版和纸质印刷版。届时亦可登陆我刊官网（http://gjaqyj.cnjournals.com/gjaqyj/ch/index.aspx）免费下载本文印刷版的PDF版本。

【内容提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跳出传统安全思维藩篱，用“广义安全”思维统筹国家安全学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安全是一种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广义安全论所要凸显的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和合主义”价值内涵。时代观的转变、安全理论的扩展与深化、安全研究制度化等形成的“大安全”格局是国家安全学的“大语境”；国家安全不仅要关注安全技术、安全事件、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也要关注安全价值、安全结构、安全趋势和安全方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总理念”。“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特色，为国家安全学再定位构筑了全方位的价值坐标。“杂合学科”的逻辑定位，国家安全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建构，“关系性实在”的本体论反思，“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取向的揭示，以及“亦”字型高级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目标与途径探究，均体现了国家安全学的“广交叉”特征。“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设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再定位”需要遵循的新坐标。

【关键词】 广义安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学；杂合学科；亦型人才

导 言

我们为什么要从“广义安全论”的视域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从本质上讲，安全是一种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人类数千年来沿着“战争—竞争—竞合—和合”阶梯艰难地爬升，其目的是为实现“优态共存”与“安全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广义安全论所要凸显的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和合主义”价值内涵，“不仅把安全与发展关联起来了，还把安全与正义、安全与自由、安全与解放关联起来”。

在传统安全视域，人们往往把国家安全仅仅解读为冷冰冰的生死存亡抉择，即军事战场中的枪与炮、冲锋与杀戮，政权颠覆中的争与斗、阴谋与搏杀。但实际上，在属人的世界里，一切都有着其人之为人的本来意义和生命为之生命的普遍价值。国家安全也包含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国家安全的观念、意志和文化，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以及人格尊严，社会的公正、平等与共同富裕等。“广义安全概念反映了世界相互依存状态下的基本现实，它绝非否定军事防务安全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安全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协调安全体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国家安全内涵趋于广义，国家安全研究的“疆域”不断扩展，既要关注“传统战争”，也要关注“非传统战争”和非军事威胁对国家安全的挑战；不仅要关注安全技术、安全事件、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也要关注安全价值、安全结构、安全趋势和安全方略。

中国近代以来的全球地位经历了“受欺压者—斗争与革命者—自主与独立者—开放与学习者—负责任大国者”的角色提升，完成了改造自己而改造世界、塑造自己而影响世界、改变自己而改变世界和提升自己而塑造世界的历史跃迁。在全球安全的建设中，中国相继提出“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以中国智慧解答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难题。从广义安全论视域看，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对中国整体思维、王道立场、民本思想与“天下主义”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对人类系统思维、人道立场、人本思想与“全球主义”文明精粹的习得与推进。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照”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正当其时。

本文从“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探讨国家安全学的价值取向、学科性质与人才培养，以期为蓬勃兴起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供新视角，为建构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奉献新思考，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国家安全学的“大语境”

从“战争—军备—和平”转向“和平—经济—发展”的国家安全战略，表明安全现实语境出现了重大转变与拓宽；“分统结合”的两大安全范畴框架的形成，安全研究的不同流派分殊和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标志着安全理论语境的扩展与深化。

（一）现实语境的转变与拓宽

战争是人类野蛮的象征与文明的前奏，是人类告别动物世界所必须经历的“血腥阶段”。如果人类文明从人类诞生时开始算起，那么战争常被视为“文明生成”本身。人类从部落发展到国家，在所形成的上百万个社会中，“每个社会都是一个不对外来者开放的群体，一个成员愿意为之而奋斗的群体，有时他们甚至也愿意为之牺牲”。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从拜占庭—波斯战争到十字军东征，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到五次中东战争，再从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直到2022年的俄乌冲突，“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制造、销售并使用武器”。即使进入了有“工业文明4.0版”之称的21世纪，人类仍难以从战争威胁和核灾难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鉴于“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赢得战争、遏止战争与防备战争。

冷战期间，美苏以“相互确保摧毁”来维持“核恐怖和平”，西方国家安全研究主要围绕美苏核对抗展开，提出了进攻与防御、闪击战与军备竞赛、遏制与威慑、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报复、军备控制与核威慑等理论，特别是安全困境理论大行其道。甚至是在新近的俄乌冲突中，俄罗斯下令军队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威慑力量置于“特别战备”状态，随之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加强其核战备行动，再度引发全球对核战争的恐慌与谴责。

冷战以降，世界安全形势趋向缓和，国家安全语境迅速发生嬗变。一方面，以硬实力相对抗的大国间暴力冲突基本消除，裁军领域的进展和区域安全增强使人们对安全的认知逐渐转变；另一方面，以“非军事安全”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动乱与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人们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发生了深刻转变。中国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推行改革开放大国策，将国家安全从“备战”优先转向“经济”优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通过裁减军队规模的方式限制国防开支，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潮流与逆全球化回波相互冲撞，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全球性重大不确定事件迭出，世界处在极度不安全的“冷和平”中。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仍受关注，经济战、生物战、高科技战以及混合战等成为新的热点。

随着非传统安全不断受到重视并上升为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国成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成为各国加强安全合作的最佳平台。无论是“建设和平”“全球反恐”“网络空间治理”，还是“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都对全球范围的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性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挑战，而且也关乎国家的安危与存亡。随着安全的领域不断向经济、金融、能源、环境、移民和生态等低政治领域延伸，国家安全的内涵也日趋丰富，安全的不确定性、跨国性、非对称性、不易控性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性等“非传统性”因素日益凸显，环境污染、人口激增、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移民难民、金融危机、网络安全威胁和传染疾病蔓延等安全威胁，对既有的国家安全治理能力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二）理论语境的扩展与深化

第一，现实语境转变导致国家中心主义遭受冲击，安全研究在范畴上形成了“分统结合”的两大新框架。首先是“人类安全”“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的三分与统一。对国家来说，安全治理是分层次的。在国家安全层次，全球性危机、国家利益冲突与安全摩擦、国内分裂主义等都会导致国家的不安全；在人类安全和人民安全的层次，国家也可能成为某种不安全的来源。联合国提出了“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理念，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安全（贫穷与无家可归的人）、食品安全（饥荒与挨饿）、环境安全（生态恶化、污染和自然灾害）、人身安全（物理暴力、犯罪和交通事故）、共同体安全（压迫和歧视）和政治安全（镇压、折磨、失踪、侵犯人权）。这标志着人类安全在“战争—和平”非此即彼中的“两极思维的终结”，进而把人类安全、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统一在“人类发展议题”上。其次是“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和“广义安全”的三分与统一。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治理诸如气候变暖或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无论是“传统战争”“非传统战争”抑或“非战争威胁”，都需要国家具有超越军事安全的治理能力。

第二，在理论层面，安全概念一再被界定（defining）、再界定（redefining）和再建构（reconstructing），安全研究从“政策指导型”向“知识驱动型”扩展，形成了西方学术流派的四大分殊与方兴未艾的“中国学派”，这些研究路径对于安全研究语境的扩展与深化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从西方学术的四大传统流派“美国主义”“欧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来看，“美国主义”的安全研究强调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形成了威慑理论、均势理论、霸权稳定、理性决策、军控和裁军、战略研究和安全博弈等研究分支。“欧洲主义”的安全研究重视理念主义、规范主义、后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其中哥本哈根学派开创了安全化理论，批判安全研究提出“解放安全说”，后结构主义运用语言学方法提出“话语安全说”，巴黎学派则提出安全治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融合以及“在场安全化”等新观点。“后殖民主义”的安全研究注重非西方主体的独立性，强调具有本土化视角与非西方解释的理论成果，如联合国提倡的“保护的责任”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源自非洲，且由非洲的决策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推行。“后殖民主义”认为，应该把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史、第三世界国家的形成等议题纳入安全理论，特别是针对西方构造“南方”“东方”“不发达”“失败”的他者意象进行批判。“后人类主义”的安全研究则主要以非人类和超人类为对象。当大量“基于生命的新物质体”“基于物质的新生命体”“基于智能的非生命体”以及“基于与意识和感情关联的非人类行为体”均介入安全治理时，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更多地是通过“聚合”（assemblages）实现和合共生，因此如何以新的安全算法应对未来安全挑战，成为该流派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

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提出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并开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关于“中国学派”的各种学术讨论，例如新天下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和合主义、可持续安全论、创造性介入论、共享安全论、共生理论等学说。刘跃进最早提出“为国家安全立学”，并发表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高水平安全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学术界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环境和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并注重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中国路径”等的“中国范式”建构，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与学科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第三，安全研究制度化是理论语境扩展与深化的主要内容。在安全研究中，“制度化也能被提升为一种驱动力”，其主要方式包括政府机构中专有部门的创设，学术机构中安全研究智库的创立，高等院校中国家安全研究课程与研究机构的建立，各种国家安全研究专业期刊的创办，以改善国家安全研究为目的的基金项目的设立，国家安全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传播国家安全研究如出版物、学术论文、网站、讲座和媒体报道等知识公共化途径与网络传播渠道的扩展。

相较而言，国家安全研究的制度化在国外起步较早。1831年，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防安全智库——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就已成立。随后，美国与欧洲各国不断推动与国家安全研究相关的各类研究机构与基金会，如创办于1927年的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以及创建于1966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国家安全研究的制度化推进还有利于学科建设与高级国家安全人才的培养。截至2021年12月7日，美国已有467所高校开设“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研究”学科，45所高校设立了国家安全专业；“对17所高校开设的538门硕士学位课程进行文本统计……全部高校都开设了战略政策类和区域国别类课程，说明对于研究生培养阶段，区域国别和安全战略研究类课程是每名硕士的‘必修课’。”

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制度化进展也在不断加快。截至2022年4月30日，已有15所院校获批国家安全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国际关系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在国内较早开设国家安全课程与出版国家安全学的相关教材，众多高校也先后成立了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国家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跨学科交叉平台、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与协同创新中心等，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际安全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主办的《国家安全论坛》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国家安全研究》等学术期刊相继创办，国家安全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与已经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国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防动员法》《国防教育法》等法律一起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法律的制度体系，体现了国家安全法治化的总体思路。

总之，广义、多维、交叉的“大安全”格局，构建起国家安全学再定位的“大语境”。“无论何种变化塑造了国际安全研究的前景，即使军事议题再次成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国际安全研究中的扩展与深化现象不可能逆转。在未来，国际安全研究将会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争议的研究领域。它不但会继续与新的安全关切同步发展，而且会开辟出思考这些安全关切的新路径”。国家安全研究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其自身的扩展与深化特征：一是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更加广义，二是对国家安全领域边界的划定更加广泛，三是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路径与手段选择更加多样，四是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体更加多元与融合，五是更加重视高科技和数字网络等新兴领域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二 国家安全学的“总理念”

“总理念”即总的指导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意义与理论特色，为国家安全学再定位构筑了全方位的价值坐标。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意义与理论特色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演化发展形成国家，也逐渐形成了国家安全意识与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安全概念具有多面性、延展性、关联性和总体性等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变得越发丰富。国家安全作为“安全”（security）概念的派生，其定义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历史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理念的体系化，超越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的国家“生存安全观”，更多地强调“发展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可持续安全观”；在现实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对策的具体化，众多的安全领域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在理论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面化，且呈现有明确安全价值排序的国家安全总体图景。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统筹了发展与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外安全与国内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总理念”。

“人民性”“系统性”和“开放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广义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其独特的“理论品位”：坚定的人民立场，顽强的斗争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卓越的战略思维，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宏阔的世界眼光。“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是相互支持的两个概念，提高一国民众的‘人的安全’也会增加国家的合法性、稳定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国家安全理念的历史性飞跃，其主要内容是维护政治安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存发展；维护社会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生态安全，保障人民绿色共享；维护国土安全，保障我国国民安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人民性”特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确立了价值基点，也为国家安全学学科设计与布局确立了价值坐标。

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以统筹为标志的“系统性”特征。安全是多重时空关系状态与多种活动性质特点的组合，是复合的、非线性的、整体的、技术与价值混合的现实状态。“总体”一词置于“国家安全”之前，凸显了对安全作“系统性”考察与研判的新境界。当今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深嵌全球发展中的国家安全必定是体现世界网络关系的“系统安全”。正是基于广义安全立场的系统思维，总体国家安全观统一了发展与安全的对立，统筹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两分，统合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对开，统合了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两难，从而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融合。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以发展为前景的“开放性”特征。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体是单一的国家，把政权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价值，以夺取和维护政权作为国家安全活动最根本的目的，并以暴力手段与“零和博弈”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选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主体除国家外，还包括了非国家行为体；以人民安全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价值，指涉对象扩展至非军事安全议题，并以非暴力手段与“合作共赢”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选项。在谁的安全、什么威胁国家安全、谁来维护国家安全、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诸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均体现了多样与开放状态，为我们把握国家安全提供了全新的指导。“总体国家安全观秉承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本色”，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进行了原创性理论概括。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开放与发展的行动指南，“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的安全思想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实践的持续推进与国家安全体制的深化改革而不断发展。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理研究与操作要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核心要素和‘四梁八柱’，勾勒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理论逻辑。更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凝练归纳的总体属性，规定了新时代国家安全观有别于其他国家安全思想和理论的哲学气质”。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总理念”，主要从宏观层面指明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价值取向，设定了国家安全理论建构的体系性目标。然而，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体，安全观创新与发展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也需要实践的检验与不断完善。因此，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综合与交叉的新学科，需要建构学理性的基本范畴、核心范式、理论框架与教学科研体系，需要通过学理研究深化对国家安全实践的认识，形成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新解释模式。

目前，学术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理研究仍滞后于现实发展。学者们“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公共管理、政党建设、军事战略等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如一些基本概念尚未厘清，缺乏具体制度和措施性研究，忽视了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民个体等）的研究”。“与域外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受制于话语创设与学科建立的后发性，仍旧具有‘后知后觉’的色彩，这主要表现为，现今中国国家安全学的知识构造与当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实践尚存在着二元张力”。特别是，“构建中的国家安全学如何回应现实需要，如何在应对重大安全危机和预防重大安全风险上聚焦用力，集智集力化难事、纾困境、解难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和研究”。同时，还存在着围绕国家安全战略的一般原理和国家安全战略关键重大议题的研究缺少深度，对不同国家探索各自国家安全道路的同质性和异质性规律的比较欠缺深入讨论，建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时与国际同行对话的学术影响力严重不足等现象。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完整的战略往往是战略思想与战略操作的整合，是想法、说法与做法的三位一体，而除“人民安全”是具有可通约性的关键“理念要素”外，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各领域安全的价值排序也有定位，那么什么是具有可通约性的关键“操作要素”？自然，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每一个被归纳进来的安全领域都有其特定功能与特别意义，不少安全领域可以成为其他安全领域的制约性前提或基础，相互之间有着一定的“可通约性”，如粮食不安全会直接影响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科技不安全则会直接影响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等。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所有安全领域有一个能相互关联与制约的共同“操作要素”，即“质量安全”。即使被认为是总体国家安全“战略基石”的网络安全，或者被认为是“坚固基石”的生态安全，它们仍难以作为“统一抓手”去协调各个安全领域，从而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但是质量安全则可以成为“镶嵌”于所有具体安全领域又能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的关键“操作要素”。

第一，在全球化进程中，质量问题越来越与国家安全相关联，为此中国提出了质量第一、质量立国、质量变革等重要方针。质量安全是一国不因质量问题而遭受发展困境且能保障国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状态和综合能力，国家已经认识到“质量与安全的内在相关性、现实迫切性与未来融合”，因而把“质量”与“安全”联系起来考虑中国的未来安全，有着国家长远发展意义上的必然性与前瞻性。产品质量是质量安全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除了“经济性”和“卓越性”特征，更具有“安全性”特征，而且相对于行为主体来说，质量是意志达成的标志，是凝聚社会关系特性、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

第二，质量安全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国家安全能否得以保证的前提，不出事故的“保障性安全”是底线，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型安全”是动力。“质量安全镶嵌于一切安全领域之中，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质量安全无不与其相关；任何安全领域中的关键性安全，首先是质量安全，如政治安全的关键是政治发展的质量安全，经济安全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关键是生态维护的质量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各安全领域都紧密相关的有发展质量、经济质量、供给体系质量、教育质量、就业质量、生态系统质量、建设质量、党建质量、高质量发展和更高质量的发展等。鉴于质量与安全脆弱性成反比，加之质量安全的“可通约性”和“镶嵌性”，因而质量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任何一个安全领域以及总体国家安全目标的最终实现。从国家中长期发展来看，质量安全具有作为一种超越具体安全领域的可通约的关系型价值，是保障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根基稳固的基底支撑。

如果探求国家安全可通约性的关键“操作要素”能够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深入，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将能更好地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理体系。

三 国家安全学的“广交叉”

一个学科的应运而生，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相关，社会的需要是学科发展的最大动力，然而一个学科的成熟却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目前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尚存诸多问题：如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学科共识尚不统一，教学体系有待创立，研究方法需要划定，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学科制度化程度较低，等等。学科的再定位需要从学科内外逻辑定位上进行反思。学科建设需要形成特定的研究对象、问题域、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相应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体系。广义的学科观强调打通传统学科的边界，根据问题导向形成不同类型的多学科、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构成横断学科，本文倡导的“杂合学科”（hybrid discipline），更强调学科与学科门类间在“广交叉”意义上的统合。

（一）国家安全学的学科逻辑

国家安全学的学科逻辑主要由其内在逻辑定位和外在逻辑定位两方面构成，具有鲜明的特点。

1. 学科的内在逻辑定位

第一，研究对象界定是学科建构的起点。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对象由“国家”和“安全”两个概念组成。以国家概念为基，需要阐明国家内涵及其类型，如民族国家、文明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国家，第二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霸权国家、强权国家、弱权国家；已建构国家、再构建国家、构建中国家等。以安全概念为基，需要阐明安全内涵及其类型，如广义安全与狭义安全，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积极安全与消极安全，有意安全与无意安全等。再作引申，还有安全的补充性概念，如威慑或震慑、战略或方略、遏制或防控；平行性概念，如权力、主权、政权、认同、共同体；竞争性概念，如和平或平安、风险或危险、威胁、紧急或危机。如果与横向领域关联，结合传统安全相关的限定性情境、非传统安全相关的广义性情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替代性情境，那么可以形成一个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概念群”，对此作整体结构性分析，就能揭示出学科研究对象谱系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第二，本体论是学科理论的基石。国家安全学的本体探讨围绕国家安全是何种“实在”而展开。有学者认为国家安全只能是“客观的”，不应该引入主观因素，“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另有学者提出，“国家安全具有主观性……国家决策者对安全的主观认知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作的决策”。还有学者指出安全同时包括“客观的”和“主观的”两个方面，强调“国家安全问题具有两个内在逻辑：客观性和主观性并存，它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感受的结果；国家安全问题不是源生的而是衍生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琳娜·汉森（Lene Hansen）认为，区别客观安全、主观安全和话语安全才是安全研究中的首要关键问题，安全作为言语行为自我指涉的实践，因而“国家安全不再是简单的分析国家面临的威胁，而是分析特定‘国家’的具体身份是如何产生及再现的”；后结构主义者甚至认为，“安全不能用客观术语来界定，因此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均是误导”。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从量子理论视角给出安全是“意向性实在”的判定，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体系，一方面由围绕特定语言形式（公民身份、属地、主权等）组织的社会结构构成，另一方面由参与这一话语体系的人（公民和外来者）的无数实践构成”；“国家是一种波函数，被数百万人非定域地跨越时间和空间共享，但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一种潜在的实在，而非确定的实在”；“国家是一个意向性客体或概念”。温特的判定不仅颠覆了社会科学的经典本体论，也颠覆了他创建建构主义理论时所曾坚持的“科学实在论”。

从中国关系主义本体论与广义安全视角看，安全总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得以呈现。“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实的性质”。“儒家世界观与西方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前者将世界视为一个关系构成的世界，而后者将世界视为一个独立个体构成的世界”；“对于关系主义来说，关系建构了实体；用之于国际关系则是关系建构了国家”；“无论两个国家的地理距离相距多远，它们也是共同生活在狭小的地球村里面，关系缠结无处不在”。所以基于关系本体论，可对上述不同安全本体的判定进行统合，凡客观的、主观的、话语的、意向的实在及其不同组合均可被归入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广义关系之中，或者说广义安全论秉持的是“关系本体论”，国家安全的实质是“关系”，国家安全学的本体是“关系性实在”。

事实上，国家安全的认知源自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判定与国内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因而引发冲突并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本身的是国家在关系上的“非兼容性”。从人格化意义上说，“国家也是人”。国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一样，“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彼得·瓦伦斯滕（Peter Wallensteen）在研究国家关系与国家冲突相关性时指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因地缘关系邻近性程度高的国家更容易引发紧张状态和战争；从权力政治角度看，处于结盟中的国家更容易参与到联盟的国际冲突中，甚至结盟关系有时会超越地缘关系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从观念政治角度看，民族主义国家与非民族主义国家、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关系较为难处，它们之间会有更多的紧张与冲突；从资本政治角度看，已完成工业化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之间，会因产业竞争、商贸竞争乃至整体的工业化竞争而引发更多的国家间竞争、冲突乃至战争。再如，在国家发展的动态结构中，国家的“施动”如持“赞成”“反对”或“弃权”态度，都表明国家对于某种“关系”的判定与选择，进而影响国家自身的安危。可见，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不仅有客观性因素（土地、人口、文化传承等）、主观性因素（如对国家身份认同持有的信念以及相应的制度设定、时局判定、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确定等）和话语性因素（如话语结构、言语信息传播与言语行为施动等），也有意向性因素（如国家的象征符号意向、以国家或其他单元为认知单位的“我们感”、非法律意义上存在的“国家感”、跨越时空的“集体自尊”向度等），这些不同维度的因素统合于一体，便凸显出“关系”是国家安全的实质，“关系性实在”即为国家安全学的“本体”。

第三，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学科的依托。早期的安全研究基本上是运用实证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建构其理论，包括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等，强调安全事件的可证实性，安全变量的可识别、可分析和可独立作用，进而揭示安全演化的因果规律，这种研究取向在安全战略研究、安全博弈研究、军备控制研究与和平研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在后期发展中，由于安全研究的方法不断丰富，突破了实证主义局限，学术界更多地运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建构其理论，主要包括理念主义、历史主义、先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强调安全的互构性，重视认同建构、话语运用与制度转型，在不断吸纳传统安全研究理论成果的同时，又力求使安全研究避免陷入因果性陷阱与量化性局限。因此，认识论立场与方法论选取的转变使得安全研究从客观安全、主观安全向话语安全扩展，安全状态从客观上无威胁、主观上无恐惧向主体间无冲突拓展。特别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以及对安全是关系性实在的相关探究，为国家安全学建构了一个全景式的研究场域。

2. 学科的外在逻辑定位

目前，国家安全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设置为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这较好地体现了其学科交叉的性质与门类归属的新特点。但客观地说，在学界的相关讨论中，对于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定位尚有不同看法与争论。

第一，交叉学科的定位。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交叉性十分明显，一方面，国家安全学源于多个学科，甚至不少学科是它的“母体学科”，如国家安全学曾是安全科学、保卫学、公共安全学、国际战略学和军事学等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除军事学、外交学、公安学等“国家安全类专业”外，国家安全学还是“非国家安全专业”中的重点课程，如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信息管理、文化传播专业等。国家安全学成为一门单独的一级学科后，其与各学科的交叉将更为广泛与深入，且可授予法学、工学、管理学、军事学等不同学位，呈现其现实的合理性。

第二，“横断学科”（或“学科门类”）的定位。有学者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国家安全问题便是“一类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学则具有“大综合大交叉的横断科学性质”。另有学者指出，为与大安全格局相称，“将国家安全学定性为学科门类是最优选择”。刘跃进则提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今天，国家安全学不应只是一级学科，而应成为一个横断科学性质的学科门类。首先，国家安全学是一门独立于传统安全科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公共安全学、间谍情报学等的新兴学科。其次，国家安全学的必要性在于其从整体角度研究国家安全，因而国家安全学就是要统合涉及国家安全原有的不同学科。由此，国家安全学可以包括如军事学、警察学等一级学科，以及国家安全学原理、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全战略学、非传统安全学、情报学、边疆学等二级学科，甚至在非传统安全学下可以设置反恐研究、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国家生态安全学、国家文化安全学等非传统安全专业。李文良认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将国家安全学科统合为军事安全学科甚为不妥，因为“国家安全学设置独立的国家安全学门类，代替军事学门类，虽然厘清了安全与军事的从属关系，即安全包括军事，军事寓于安全之中，但鉴于军事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性、完备性和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的初始性，目前时机尚不成熟”。

第三，“杂合学科”的定位。杂合（hybrid）一词还可译为“杂交”“混合”“混血儿”等。本文的“杂合”指“广交叉”意义上形成内在有机联系的“统合”，而不是杂乱无章的“拼合”或“聚合”。在语用习惯中，“统合”“整合”“融合”等词似乎比“杂合”更符合传统汉语语境与表达习惯，但之所以用“杂合”一词来表达学科建设“广交叉”的含义，主要在于强调国家安全学学科融合的领域非限定性、议题非前置性以及视界的非定域性。基于广义安全论视域，国家安全研究呈现出其他学科少有的两大特征：“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因而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国家安全学作出“杂合学科”的定位。有学者意识到国家安全学的“杂合性”，但未能使用这一概念，只是笼统强调“国家安全学的显著学科属性是：国家安全学是一门交叉综合学科，是一门横断学科，是一门思维学科，是一门应用学科，是一门管理学科”。另有学者从人才培养需求的角度强调，“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上考虑，国家需要培养大量的复合型国家安全人才来应对当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这是任何一个一级学科所不能囊括的”。事实上，“杂合”的基本含义是数量庞大的跨边界要素汇聚与融合成一体，“杂合学科”正是体现这种特征的新称谓。

国家安全研究跨界的“领域延展性”是“杂合学科”的重要特征。一个学科的确立除要明确研究对象外，还要明确其研究边界。国家安全学是安全学科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庞大的学科群、专业群和领域群，涵盖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和生物等领域安全。可见国家安全研究有着安全问题清单不断拉长的“领域延展性”，凸显其学科边界的模糊性。然而对学科边界的划分需要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领域边界划分转向性质边界的划定，即“国家安全学学科以危险和威胁为临界点和边界，与众多领域交叉形成的横切独特领域为研究对象，当个别领域的问题演化为对这些领域造成危险和威胁的时候，才是跨出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安全可以与任何学科领域相关联与杂合，这是安之“全”的本义所在；而只有跨越了“安全化门槛”，才是不安之为“不安”的边界所在。“安全化门槛”使得学科的“领域边界”转换成以危险和威胁为临界点的“性质边界”，从而可以消除学科领域边界泛化的疑虑。据此，国家安全学的特征可概述为：有研究主题、无领域边界，有安全化门槛。

国家安全研究内涵的“学科反包性”是“杂合学科”的另一重要特征。在西方，国家安全研究分散在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安全研究等相关领域之中。按学科层次与范围属性分，国家安全研究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而国际安全研究又是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的次领域，国家安全研究作为“次次领域”，却因其涉及领域多样性与学科多层性，超越了其上位学科原有的领域范围与层次。这一“学科反包性”使得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定位出现了“多层跨越”。“从学科的视角来看，国家安全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信息、生态、太空和气象等众多学科交叉融合，其共同特点是，运用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另一门学科的对象或交叉领域的对象，使不同学科的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家安全学可分别授予法学、工学、管理学、军事学学位，而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因此国家安全研究实质上是需要对这些学科门类进行再交叉与杂合，杂合后的学科理论支点则是作为理论硬核的“安全核心范式”，任何安全知识的理论构成都有赖于这一“安全核心范式”的建构与诠释。这样，国家安全学学科特征可以概括为：重安全议题、超学科边界，创核心范式。国家安全学若要符合高校学科融合发展的“新文科”要求，就需要有“杂合学科”意义上的再定位。

（二）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构与人才培养

国家安全学的理论构建与人才培养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一体两翼”，起到最为根本的“地基”作用。

1. 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构

第一，元理论建构。元理论（meta-theory）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形态，是对一个学科元概念的理论前提进行设问与批判，对一种理论的普遍知识或整全（the whole）知识的探求。如元伦理学指涉道德哲学，不对“善”（good）作规定或运用，只是设问何者为“善”，对人的“伦理性”进行发掘。再如，元政治学指涉政治哲学，它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而“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对人的“政治性”进行发掘。同理，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应该指涉安全哲学，它不是对安全作出规定或运用，而是对“安全”和“国家”本真含义的设问，对国家的“安全性”进行发掘。

中国学者已经在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建构上有了可喜探索。例如，王缉思提出以安全为首要的“五大世界政治终极目标”，强调安全是个人、群体、国家生存之必需，认为世界范围内战争与暴力等传统安全问题对于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少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因此建议用“安全”概念取代“和平”概念。王逸舟则提出了安全研究的“十大新面向”：目标群多样化、形式开放化、议题综合化、关切复合化、行为体多元化、博弈非零和化、对象低政治化、评估多层化、操作合作化和资源非垄断化。张宇燕和冯维江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国家安全学研究框架，包括五个“安全基本假定”，即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安全利益是国家第一需要，安全成本遵循边际收益递减律，不存在国家间冲突裁断的单一权威或世界政府，国家追求安全时面临信息不对称；五类“安全核心概念”，即安全，积极安全、消极安全与安全困境，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无意安全与有意安全，均衡安全；七大“安全命题”：即绝对安全无法实现，为绝对安全增加投入会陷入安全困境，国家追求相对安全当止于均衡安全，霸权国有安全能力而去保护或掠夺“高产出效率与低安全能力”国家，分类处理有意和无意安全威胁更能达到高安全水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大禹改进”，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和加强国家系统安全投入是应对不确定安全威胁的重要方式。

第二，规范理论建构。规范理论意指依据元理论对学科理论作出应当性规定，并以此价值尺度对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进行判定与校正。如规范伦理学“重在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应当性建构，根据有关经验事实从一般原则中推演出能指导行为的规范与禁令，侧重于道德原则规范的理论论证与实际操作”。同理，国家安全学的规范理论包括的内容有：对安全、国家“元概念”进行界定；对“关系性实在”及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等假定进行基本原理建构；对国家安全演化及其变量结构与特色学说进行学理性解析；根据国家安全的经验事实从一般原则中推演出能够指导行为的安全规范与指令；对安全原则规范的理论论证与实践运作进行归纳与分类等。诸如“国家安全学导论”的理论成果当属规范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安全学的规范理论建构需要力求超越经典本体论的局限，对国家安全研究中的“物质实在论”“原子还原论”“因果决定论”“机械作用论”“绝对时空论”“主客差异论”等进行逐一的理论清理。通过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不断扩展的“非经典本体论”，尝试展开对国家安全的“非定域性”研究，努力使规范理论与时俱进成为引领性的而不是滞后性的理论。

第三，应用理论建构。应用理论是指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有实证性、可操作性与可评估的知识体系。应用重在回答和解决现实中不同类型的前沿性挑战。国家安全学的应用理论，更多地依据规范理论回答与解决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与挑战，不仅要体现一般理论法则与模式的要义，而且要形成一套维护国家安全的预警系统、安全化进路、权衡机制、行为法则和操作程序等。如中国海外安保供给“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理论当属应用理论。鉴于安全研究的“全域性”，国家安全学的应用理论可以形成众多的分支与专题类型。

第四，理论建构中研究变量的设定。对国家安全进行动态理论刻画，还需要抽象出能够影响安全演化的“驱动力变量”。例如，巴里·布赞提出过大国政治、重大事件、技术发展、学术争论和制度化的“五变量说”，认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运用何种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合法性，安全研究学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学术的角色”。那么，为什么研究变量不是六个甚至更多？布赞在回应诸如政治领导人（或安全理论研究引领者）可否作为“第六种驱动力变量”时强调，关于政治领导人这一因素在中国也许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引入重要“个体行为体”虽有助于更为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动机、冲突和界线，但会造成许多方法论上的问题与困难。因此，借鉴布赞的国际安全研究的变量设定，国家安全研究可设定有国际政治、重大事件、技术发展、领导决策、制度化和学术争论等“六变量说”。在这六个变量中，除国际政治变量比大国政治内涵更为丰富外，设定“领导决策”这一变量的原因是，除了领导决策作为独立变量的“正交性”成立外，还因为领导决策是国家安全最直接的语境。例如，阎学通强调，“任何一国的成功领导都是最高领导人通过一个领导集体来实施的”；“决定大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是大国的政治领导力，其本质是一国政府为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而进行改革的方向、决心与能力”。

因此，理论建构的三种形态各有其自身的理论使命，相互之间又形成既独立又促进的关系，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也是一个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2. 国家安全学的人才培养

厘清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内外逻辑定位与理论形态层次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国家安全学人才培养的思路。国家安全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学科设置、核心课程和学位授予等内容的考虑与设计。

第一，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设定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价值排序，我们可列出适应不同安全领域人才培养的“对标单”。

以培养懂政治、懂经济、懂文化的高级国家安全人才为例，首先，要把培养懂政治的高级国家安全人才设为至要。当强调安全从“国家本位”转向“人民本位”时，并不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拒斥，人民安全需要通过政治安全这一“根本”来实现。一方面，“人民”是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总称；另一方面，政治安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安全与实现人民利益，这一“根本”地位与“宗旨”内在统一。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合理“扬弃”，“政治安全为根本”也是对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的前提。目前“就中国的国家安全学政治属性来说，其主要内容和任务，一是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领导，这是基本前提；二是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这是探索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根本；三是要以维护国家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为目标，这是一切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四是要服务与服从于战略目标，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提供安全保障；五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下，积极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

其次，要把培养懂经济的高级国家安全人才作为重点。经济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的直接体现，全球化的深入使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军事、政治、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主辅关系”得以改变，经济安全越来越被视为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选项。“经济安全是广义安全中的核心内容，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经济安全。”经济安全不仅影响综合国力，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巩固与社会稳定的维护。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选择，正是从以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误区中走出来的结果。“经济政策可以成为有效的国家安全工具”，在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确保经济安全，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质性要求；安邦定国尤其是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应放在“第一位”且优于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的价值排序。

再次，要能培养出懂军事战略、文化科技、社会法律等的相关高级国家安全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及“科技、网络等新兴领域安全为支撑”的重要意义，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要重视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知识基础的打造。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展开，仅以“文化安全”为例，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看，重视文化安全需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直接来自外部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战”，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是由内部的、直接和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危机”，有的甚至是由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灾害性文化问题”。如果缺乏文化安全方面的知识基础，则很难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维护的高级专门人才。

可见，现实需要培养出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国际问题等的高级国家安全人才，但是培养“全才”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愿景，所以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是要探讨跨学科的复合型创新人才的类型。一般来说，人才主要有三种类型：I型是一个专业钻到底的专才；T型是指在一个专业基础上另外学习一个其他专业的通才；∏型是指在两个专业基础上再学一个交叉性学科专业的更广义的通才。高级国家安全人才的人才类型基本上应该是∏型人才，而更高的“广交叉”的目标则是再在∏型基础上形成的“亦”型人才。

所谓“亦”型人才，是指除有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专业、再加上国家安全学专业横贯其上外，还比∏型人才多“三点”的新型人才：上面的一点是以中国智慧为原点、以面向全球为共识的“安全核心范式”，左右两点分别是作为智库参谋者的“安全谋划能力”与作为领导者的“安全决策能力”。“亦”型人才的“杂合”性体现在：知识结构上能融合“亦文亦工”，安全实践上能转换“亦上亦下”，安全理论上能贯通“亦中亦西”，安全理想上能统合“亦古亦今”等。只有“亦”型人才，才能较好地呈现出知识与能力相匹配、跨学科课目相融合的要求。但是从高级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的高要求看，目前高校招收的全日制大学生一般很难适应这个标准。例如，尽管浙江大学开展非传统安全教学以及创办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的博士和硕士学科授予点已经接近二十年，但是总体上学生的知识响应与能力提升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高校学生缺少社会经历，被要求思考人类命运与国家存亡的宏大主题时似乎捉襟见肘；二是高校学生多缺乏跨学科基础，综合性安全议题研究难以深入；三是高校学生多缺乏方略性思考训练与参与危机决策的体验，难以满足安全维护的实战性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更应该尽可能在综合性的大学设立国家安全学专业，更要求除了进行理论提升，还需要打开人才培养的“旋转门”通道，对学生进行多层次和多种类的实战性培养。

第二，在学科设置方面，已经有多个国家进行了前期探索，它们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国外高校大多以“安全政策与战略”“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国土安全”“全球安全”等为名设立专业，宏观指向性比较明确，并将国家安全类专业放在文科或理科两大类，形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安全学科”和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安全科学”。中国的安全科学类专业设置较早，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可以说是安全学科类专业设置的尝试，并且已经有若干高校进行了相应探索。与国外高校相比，中国高校在学科设置上更加细化，国家安全学被设置在不同学科门类下，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将其设置在军事学学科门类下；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设置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下；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设置在政治学学科下；西南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设置在法学学科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则设置在公安学一级学科下。如今，国家安全学设置在交叉学科门类下，但可以分别授予相应不同学科门类的学位，较好地体现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广交叉”要求。

第三，在核心课程方面，国外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安全学科”重视培养学生分析国家安全形势、了解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学习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课程，以及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比如，美国的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的安全学研究硕士设有当代安全学研究、情报分析：政策与实践、国家安全的科学与技术、国土安全、产业与经济安全、国际安全和网络安全等课程。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的国家安全专业十分重视政治学和外交学，开设了美国外交政策、国际经济议题、美国对外关系、区域政治、区域法、国际关系理论和国家安全政治学等课程。以色列的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将国家安全专业置于政治学之下，课程主要包括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法律、政治学方法、情报与国家安全、经济治国方略的管理、战争的演变、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和机遇的管理、管理民主国家：政策和安全的困境，等等。阿联酋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the Emirates）开设了安全与战略效能研究的文学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包括国际关系、政治科学、国际学研究、安全与战略、法学和人文等多个学科课程。英国的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则开设了冲突、发展与安全的文学硕士学位，课程包括冲突、复合型危机和全球治理、性别、全球化与发展、欧洲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国崛起和中东政治比较等。

而国外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安全科学”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情报学、经济学、数学建模等教学方法评估与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能力。美国的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的国家安全专业侧重于网络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领域以及如何应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等课程。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开设的网络安全研究专业，侧重于计算机与网络的安全研究，设有国家安全政策、战略理论与历史、网络安全与网络战、情报评估、网络安全政策和风险管理、网络防御与脆弱性分析、网络安全理论与实践等课程。诺维奇大学（Norwich University）设有本科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包括军事研究、统计学、比较宗教研究、环境科学、叛乱与冲突和武装冲突法等。考纳斯理工大学（Kauna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公共政策与安全科学的课程包括社会研究方法、信息管理与通讯、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项目评估和公共政策分析等。英国的利兹大学设立安全、冲突与正义的理学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包括安全的新边界、冲突与正义、犯罪学与安全研究、国际刑法学、国际公司治理和国际人权等。

需特别指出的是，鉴于“国家”和“安全”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与制度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所以作为“杂合学科”的国家安全学“内核”应是统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政治学。“政治就是共存的艺术”，是消解“关系者困境”的艺术。要在国际危机中胜出，又能努力避免战争，安全策略起关键作用，而策略是政治的精髓。况且“意识形态的潜势似乎是人类素质的一个永恒部分”，排斥意识形态的政治共识实质是“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因此，“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实用型政治科学”，或者说政治学应该是国家安全学学科群、专业群、领域群的核心通识课目。正如“安全化门槛”能解决“领域延展性”带来的安全研究泛化问题一样，以政治学为支撑的学科核心范式的确立也能解决“学科反包性”导致的安全学科散化问题。范式是一种最重要的理论构型，是最具统摄性的模式化表达。在核心范式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广交叉”，还需要打造一支具有复合性知识结构的师资队伍，制订不同专业知识对接与交融的递进性教学计划，形成多样性教学实践基地的布局，以及构建多元性课题的申报与评价系统，从而适应“亦”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值得强调的是，国家需重点考虑出台《国家安全教育法》以促进国家安全人才培养。《国家安全教育法》应作为国家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确立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制定国家安全教育计划，成立国家安全教育委员会，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道德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鼓励多元主体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建立与国际、国内形势相匹配的国际安全教育机制。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法》出台的直接原因之一即是认识到语言文化人才、国际研究人才的奇缺导致美军作战能力、情报能力严重不足，难以确保美国的长期绝对优势。因此，中国《国家安全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有利于培养国家安全人才，增强全球竞争力，为国家安全教育发展提供根本性保障。

第四，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除要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还需明确学生“入口”专业来源与毕业“出口”路径，重视学生的能力结构设计与训练；重视“学科文化”打造，探索“学科交叉”有效方式，拓宽国际交流渠道；尤其还要助力社会安全教育，为社会特种职业岗位培养适用性高级安全人才。

结语

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要重视学科建设的“理论性”意义。通过广义安全的研究，重新认识安全、国家与国家安全。安全作为一种“关系性实在”，它是对“客观性实在”“主观性实在”“话语性实在”“意向性实在”的综合，而不是执其一端，或用一端来否定另一端，甚至用政治标签来给任何一端定性，导致安全研究理论性缺位，使得学术争论和争鸣变成政治争斗与“争宠”。作为“关系性实在”，安全不是既定权力等级结构的模式，而是参与者之间互动互构的过程。国家作为多种可能性叠加的“波函数”，不仅是物质要素的总和，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也是物质要素与社会关系“互构”的总和。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国家安全，除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外，还有第四种国家利益即“集体自尊”。有了对“安全”“国家”与“国家安全”广义的认知，那么安全理论研究在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的同时，还要重视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历史研究、全球政治研究、和平研究、博弈论等经典研究中的视野、方法与话语。

第二，要重视学科建设的“开放性”意义。基于广义安全论视域，跳出安全反思安全。安之“全”表明安全与世界总体相关，但安全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除了安全，还有财富、自由、公正和信仰。同样，国之“家”只是表明国家与人人相关，但国家并非具有其绝对神圣性，国家本身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会成为某种不安全的来源之一。事实上不存在国家的绝对安全，因而国家安全只有在“人类安全”与“人民安全”的关联中才能更好地凸显其本来意义。国家安全也不是国家发展所要追求的全部，除国家安全外还有国家发展、国家战略、国家文化和国家文明等，我们要用更宽广和更高远的人类可持续文明的视野，定位和丰富国家安全文明。

第三，要重视学科建设的“现代性”意义。重视学科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学科”本身的局限。国家安全研究领域被纳入学科并且加强建设，必定能大大促进其理论化、制度化与人才培养的专业化与专门化，但是任何学科的设置同时又是一种限定。之所以要用广义安全论的视域来强调“杂合学科”理念，其根本意义是要强调国家安全研究跨学科的“问题导向”，强调学科建设要为“国之大者”的国家战略与国家发展服务，强调探求多学科融合的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应在“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上深耕，在“杂合学科”的“亦”型人才培养上着力，宜在具有多学科优势的综合性大学中进行长远性布局。

第四，要重视学科建设的“世界性”意义。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境界来建设国家安全学，中国新近向世界发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这表明国家安全学学科定位需要有“人类胸怀”与“全球主义视野”，“缺乏全球主义的视野则容易让国家安全研究变得狭隘自私、陷入零和思维及一味博弈的怪圈”。因而要防止“自我封闭型”的学科建设——或是拒斥人类文明已有成果，或是拒绝广泛的国际交流，甚至无视或选择性地忽视人类有史以来已经取得的安全理论研究成果。

第五，要重视学科建设的“适然性”意义。适然是对必然与应然的整合。“适然安全”是追求“和合”境界的“应然安全”与“实然安全”的辨证统一，适然既强调安全的条件性与过程性，又强调安全的发展性与可持续性；既要考虑安全议程的恰当性与针对性，又要考虑安全行为体的相对获得与绝对获得的可能性。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大多数安全领域属于低政治领域，因而不能随意把低政治领域中的“公共问题”都直接上升为高政治领域中的“安全问题”。既要遵循“安全化门槛”的理论规律，也要科学统筹考虑国家意志、国家实力与社会共识和国际互动之间的现实匹配，以避免“过度安全化”而带来不必要的国家资源消耗与“欠缺安全化”导致的机会错失。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我定位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广义安全论”昭示安全是复合与普遍的，安全是系统与平等的，安全是整全与包容的，安全是立体与共享的。真正的国家安全是“和合共生”“优态共存”“共建共享”的安全，它像新鲜空气一样，是人人都感受得到的安全，是全体参与者愿意去投入与付出的安全，甚至是大家都不用去谈论的安全。

【来稿日期：2022-05-03】

【修回日期：2022-05-16】

【责任编辑：谢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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