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枕流之声｜傅全香之女刘丹：我的越剧艺术家母亲

口述/刘丹 访谈、文字/赵令宾、罗元文、倪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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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之女、原上海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中层领导刘丹谈关于枕流公寓的回忆。视频由候车式文化工作室提供，瑾帅拍摄。(12:16)

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

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层6-7套，设二室户约80平方米、三室户约100平方米和四室户约150平方米。六至七层为跃层，设有五室户和七室户，在当时上海公寓中颇为少见。

1949年以后这里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

刘丹，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之女，1960年出生于华山路699号，后搬至731号，原上海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中层领导

最快乐的地方，最寂寞的时候

访问员：刘老师，您是几几年出生的？

刘丹：我是1960年。

访问员：是在枕流公寓出生的吗？

刘丹：对，是在枕流公寓出生的，也是在这里成长的。

访问员：您母亲是几几年搬过来的，您知道吗？

刘丹：他们大概是1955年吧。1955年结婚的，就搬过来了。

访问员：您母亲当初应该先是一个人搬到枕流公寓，然后才认识了您的父亲吧？

刘丹：她之前是在枕流公寓731号的三楼住的。我父亲第一次上门也是在枕流公寓。跟我父亲认识了以后，在结婚之前呢，他们就在整个大楼里面找房子。考虑到结婚以后，房子要换得大一点。而且因为她是搞艺术的，有时候日夜颠倒，晚上演出到很晚，白天要睡觉。那么她就选了一个顶楼，699号的七楼，这样就不会受到楼上（居民）走路声音的影响了。

母亲傅全香和父亲刘健结婚照，摄于1956年，左下角为刘健字迹

访问员：他们当初是跟人家换房的吗？

刘丹：以前都是房管所的，要去置换的。听我妈妈说，刚进来的时候这里住的人很少。他们要置换的时候，房管所的人就带着一个个单位看房型，看下来最喜欢那边七楼的单位。我们这个大楼有一个特点，两头的单位稍微大一点，当中几套偏小一点。我妈妈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客厅的面积，希望尽量大一点，这样她可以在家里练功、踢腿、舞剑、走圆场。

访问员：您对699号家里的房间有什么印象？

刘丹：印象就是很好玩啊。门多，而且套间一间一间，都是相通的。小朋友或者亲戚来家里，我们就捉迷藏。一会儿躲这个房间，一会儿躲那个房间，觉得很奇妙的。

访问员：那您对公共的地方还有什么印象吗？比如说电梯、小花园这些地方。

刘丹：这些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我们小时候的玩伴既是邻居又是同学。这里的电梯走廊比较长，我们会在走廊上跳橡皮筋、踢毽子。而且走廊的地砖是一块一块方的，我们就弄个石头在上面“造房子”，以前的娱乐就是这么简单。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躺在花园的草地上看天上的云，这朵云像一匹马，那朵云像一朵花。

枕流公寓外走廊

访问员：这也太浪漫了。您对楼上的天台有印象吗？有没有上去过？

刘丹：天台也上去啊。天台很别致，很漂亮的，它是比较欧式的，跟别人家的天台不一样。上面还有一个水箱，我们会顺着旁边的楼梯爬到上面去看水箱。小孩子觉得这个楼很神秘，还有地下室。地下室里面住着专门看管这栋大楼的工作人员。下面黑漆漆的，他们会在下面种蘑菇的。我们总归是几个人讲好，躲躲闪闪地跑到地下室去看看。

访问员：以前有什么节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会过什么特别的节日吗？

刘丹：说句实话，逢年过节是我最寂寞的时候。因为每次节日，我的妈妈就要出去演出了，晚上一两点钟才回来。以前的戏时间长，经常下午还要演。她一到家，几乎就是睡觉了。所以好像不太能见到她的。唯一是大年初一，既是节日又是我爸爸生日，妈妈休息在家，我姑妈一家和我姨妈一家也会到家里来一起庆贺，那天是最热闹的。大家的娱乐节目是什么呢？就是唱我妈妈的戏啊。家里有各种道具，绸带啊、翎子啊、长矛啊，大家就在客厅里面扮演各种角色。他们像大孩子一样，非常活跃，唱唱跳跳、捉捉迷藏什么的。

访问员：那个时候爸爸的工作忙吗？

刘丹：他也非常忙。他们两个人不是这个不在家就是那个不在家。因为我妈妈还经常要到外地去演出的，我爸爸也时常要到外地去，所以很少有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呢，基本上就是阿姨带。后来稍微大一点了，（他们）就索性送我去全托幼儿园了。

访问员：所以您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可能相对模糊一些？

刘丹：对，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她时常不在家。有时候半夜回来，她会把我从床上抱起来亲亲。

刘丹和母亲傅全香

访问员：您母亲在越剧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怎么样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刘丹：苦啊穷啊。我母亲出生在浙江嵊县的一个农村，村里的女孩子通常有三种选择。一是去做童养媳，二是到外乡做童工，最后是唱戏。我的外公以前是在……他们叫“滴兜班”，就是小歌班、小剧团里面打鼓的。那个小剧团叫四季春科班。我妈妈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外公）就把她带到那个剧团里，这样至少不会饿肚子。我妈妈呢，她有一个先天条件，就是嗓子特别好。她像男孩子，小时候捉泥鳅、挑蛇洞、爬树，样样精通。爬在树上“哇哇哇”地叫，声音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当时进四季春科班要考试的，她跑上去一唱，嗓子非常响亮。评审的师傅就说：“诶呦，这个孩子不错，有前途的。”就把她招到剧团里去了。就这样，她9岁就进了四季春科班，专攻花旦，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访问员：好像说她第一次上台是被师父一脚踢上去的？

刘丹：对啊，（她）那个时候（年纪）小嘛。那出戏她最后出场，前面要等好长时间，等着等着睡着了，睡在那个装服装的箱子里面。快轮到她了，大家找啊找，在箱子里终于找到她了，把她一把拎出来。她迷迷糊糊的，师傅叫她到台上去唱。她跑到台旁边一看，黑压压的一片（观众），吓死了，不敢出去。不出去不是要冷场了吗？师傅着急了，一脚把她踢了出去。她一惊，到了台上马上反应过来了，一段戏就唱下去了。她小时候长得很聪明伶俐，一唱出口，嗓子又好。没想到下面的观众一个满堂彩。那么小的孩子第一次上台就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师傅就培养她了。后来没多久，我外公外婆先后去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妈妈只有唱戏养家一条路。14岁的时候，她跟着科班来了上海，一路在剧场演戏，又在电台里唱戏，一有时间就想尽办法去看戏，去吸收不同的唱腔。

父母第一次见面在枕流公寓

访问员：您母亲是什么时候跟您父亲有联系的呀？

刘丹：跟我父亲联系是1950年代的时候。50年代初正好是我妈妈很红的时候，好多观众给她写信。她看到当中有一封信的字写得特别好看，就被吸引了。拆开一看，字里行间都不是说你怎么漂亮，唱得怎么好。他说你这个角色，真声太真，假声太尖。哪些地方表现得好，哪些地方还不够，最好再怎么样（改进）。她觉得这封信很有启发，就开始注意这个人了。我爸爸五年间写了好多信，被调去波兰工作的时候也写，每次写完都还放一个回信的信封，上面用英文把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好。但我妈妈没有给他回信，都是一封一封认真地看，在不断地了解这个人。巧的是，我的姑妈和（越剧十姐妹中的）吴小楼是战友，就想撮合他们认识。结果（我的爸爸妈妈）1955年第一次见面就在枕流公寓731号三楼，我母亲最早的家中。我父亲上门的时候，带了一个花瓶作为定情物。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穿西装、风衣，打个领带，在1950年代这种打扮是很新奇的。我听妈妈的同事和家里的亲戚讲，我爸爸特别绅士，凡是要出门的时候呢，先帮女士拿大衣，给她们穿好，然后往后退一步，Lady First（女士优先），都是很西化的那一套。那我妈妈呢，可以说对他是一见钟情的。

刘丹父亲刘健初次与母亲傅全香见面时赠予的定情信物

访问员：你妈妈心里对你父亲是怎么想的，有跟你说过吗？

刘丹：她觉得他们两个人在文化上相差比较悬殊，我爸爸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后来考取了公费名额留学英国的，我妈妈当时说起来是一个唱戏的。另外，我妈妈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因为那时候演出很多、很辛苦，她得了肺结核，每天吃药，身体很虚弱。第三个是她觉得自己家里的生活负担比较重，所以她是很有顾虑的。而且他们两个当时都三十好几了，在那个年代说起来年纪都很大了，也不要去耽误人家，所以就迟迟不肯答应。但是我父亲在知道母亲的这些顾虑之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这些问题一一化解掉了。大概就是说他可以在生活上照顾她，也可以在文化艺术上帮助她，从那时候起我妈妈的心才开始慢慢化冻。

访问员：后来结婚是不是也在枕流？

刘丹：是的，结婚前不是搬到枕流公寓699号的七楼嘛，在那里搞了一个party，听说很简单，只花了50块钱。因为他们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上，所以就稍微请了几个朋友过来，弄点茶点吃吃，非常简单。伴娘是戚雅仙，也是唱越剧的。

访问员：那天好像正好是你妈妈的生日哦？

刘丹：对，8月份嘛，她是夏天生的，正好是她34岁的生日。

傅全香和刘健结婚照，摄于1956年

访问员：您父母结婚之后，他们的婚姻道路因为历史的原因可谓一波三折。先是碰上“反右运动”，您父亲受到了冲击。没多久又碰到“文革”，您父母或者说这个家庭都遭遇到了很多不幸。这些应该都发生在您出生前后不久的时间里吧？

刘丹：1950年代末，他们结婚没多少时间，“反右”就开始了。我父亲是浙大雷达电讯专业毕业的，后来被国民政府公费派到英国皇家海军大学念书。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夜，我父亲在“伏波号”上航海实习，每个人都做出要牺牲的准备，写好遗书。好在后来没事，他也学成回国了。英国人送给国民党两艘船，其中一艘就是“伏波号”。但是到了国民党手上以后，外行领导内行，“伏波号”在福建外海被招商局的一艘商用轮船撞沉了。我父亲当时回来在青岛的一个海军学院做教官，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感觉很失望。而且国民党里面非常混乱，勾心斗角得厉害。他的一些同学被抓、被诬陷，他就越来越看不惯。我的姑妈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后来被国民党发现了，她就赶快逃到自己老家。这样一来，有些信息就没办法通知出去了，于是我爸爸就帮我姑妈联络送信，秘密转移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再后来，他也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还被派去波兰大使馆工作过一段时间。

1948年，刘健投奔解放区——华中军区三分区所在地，刊载于2015年1月25日的《新民晚报》

这段历史，在1958年“反右”的时候是很难讲清楚的，他就被当成右派机会主义（分子），一直要接受审查，被开除党籍，还免去了外轮公司的职位。我妈妈那个时候事业当红，入党申请递上去了，但是单位把她的党员观察期延长了一年。同时，也有人跟她讲，你老公有那么多的历史问题，你要想好好发展，就得跟他离婚。那我妈妈就说：我相信他，他是个党员，我相信他是爱党爱国的。所以，她的意思是非常坚定的，就一直陪伴我爸爸走过来了。

他们的感情，不是你爱我、我照顾你这么简单的。他们是患难之间的一种真情。到了“文革”，倒是我妈妈被冲击得比较厉害，当然我爸爸也被隔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几次批斗下来，我妈妈就受不了了，想自杀了。我爸爸就拼命鼓励她，他说：我们都是从小吃过许多苦的人，所有的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忍下去。小孩还小，如果失去母亲的话，这个孩子就像孤儿一样了。我妈妈不舍得撇下家庭，可能也是我爸爸一直这样劝她，给了她许多动力，她就坚持下来了。他们夫妻两个就是这样互相鼓励，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走过来的。

访问员：“文革”的时候，他们无奈之下还把你送到北京去了对吗？

刘丹：对。因为当时红卫兵来抄家，他们特别不忍心看到我去看这种情景，要他们跪在地上戴个高帽子什么的。我们一楼有一个何老师，是卢湾区小学的特级教师。她对我们家庭特别了解，相信我爸爸妈妈是很善良的人，知道红卫兵要来抄家了，就赶快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不要让小孩受到刺激。因为红卫兵敲锣打鼓，从楼下开始一层一层、一家一家（地抄过来）。我们家住在楼上，排在比较后面。何老师一听到声音，就赶快搭电梯上来，把我带到他们家。有时候不知道红卫兵抄家、批斗要搞到几点钟，那就让我睡在他们家。后来，我父母觉得也不能老这样，自己毕竟是黑线人物，这样是要牵连邻居的。对人家真的也很心存不安，那就把我送到北京姨妈家去了。

访问员：您对当时的一些画面有印象吗？或者听到楼下开始敲锣打鼓了，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刘丹：到现在，我听到敲锣打鼓，都还是很不舒服。敲锣打鼓一来，好，就是红卫兵要来了，开始在你家里拆啊弄啊扔啊，所有东西都被抖出来。但是我父母呢，永远给我一个非常坚强、乐观、充满信心的印象。他们一直跟我说：你的爸爸妈妈是热爱共产党、热爱国家的，是好人。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结论的。因为我当时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一直这样教育我。记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我爸爸就把我放在阿姨的小房间里。因为阿姨是劳动人民，红卫兵是不会去抄她房间的。然后隔一段时间，稍微抽个空，我爸爸就跑过来把门开开，对着我笑笑：“马上好了哦。”过一会儿，又来塞一块巧克力给我。等到结束了以后，红卫兵不知道怎么前呼后拥地要把我爸爸带走。走的那一刻，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还回过头来对我笑了一下，就好像没事一样。后来我看一部电影叫《美丽人生》对吧，那个父亲被带走的时候，还跟儿子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当然我爸爸那个时候没说是游戏，他只是回过头对着我笑笑，但也给了我无限的安慰。

送君千里终须别

访问员：在您小的时候，妈妈会教唱戏吗？

刘丹：没有，她觉得我们家有一个唱戏的就够了。不过她会帮我做小戏服，灯笼裤，腰里面弄个红绸带。她天天会在大厅里面练碎步，我就跟在她后面转转转，挺好玩的。

1960年代，刘丹穿着小戏服，和母亲傅全香摄于枕流公寓699号家中客厅

访问员：有去看妈妈唱戏吗？

刘丹：看的啊。很小的时候，当时还在幼儿园，我爸爸带我去看《江姐》。戏刚开始还没什么，到后面不对头了，江姐不是被抓进渣滓洞要上刑罚了嘛？手铐拷好，身上一摊一摊的血，又坐老虎凳。我一看不对了，就在台下喊起来了：“妈妈要死啦！”哇一下哭开了。哎呦，我爸爸一想不对，抱着我就逃出去了。后来，他就觉得小孩太小，不能到剧场里面去。但是我妈妈演戏又很晚回家，有时候好几天都见不到。怎么办呢？我爸爸就带我坐着三轮车在剧场外面兜圈子。他说：妈妈就在里面演出，现在几点钟刚好是演到哪一场。这样呢，我感觉妈妈就在身边啊。

访问员：这样听下来，好像童年时期，父亲给你的陪伴反而更多一点。

刘丹：对，到“文革”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在身边了，在这之前是父亲陪伴得多一点。后来1975年落实政策，我们搬到了731号现在的这套房子里。没多久，我父亲就走了，他是1978年走的。因为那时候他在写许多平反的材料，每次写，情绪都非常激动。那天叫他吃饭，门一开，看到他趴在写字桌上，脸都是青的，赶快跑去叫医生。我们六楼有一个卢湾区中心医院的医生，三楼是中山医院心内科蔡主任。我爸爸发心脏病走的那天，他们刚好下班，冲上来就开始抢救。一个压胸，一个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抢救了一段时间，已经回不过来了。这个也真的是邻居第一时间照顾到我们，帮助到我们，邻居之间的感情一直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面的。

访问员：你们当时在家吗？

刘丹：我妈妈没回来，我在家里。那个时候我爸爸就在隔壁这个房间里。每次写平反材料，他就会想到过去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特别是我跟着他们一起受苦受难。他想到女儿那么小，五六岁的时候看到了这些东西，还要离开父母远走他乡，就很伤心。写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作了，药盒子到手边了，但没来得及把药吃下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过去了。

访问员：爸爸走得这么突然，你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这个打击肯定是很大的。

刘丹：对呀。爸爸一下子走掉了，我妈妈是非常痛苦的，她真的就说好像天塌下来的感觉。因为为了配合妈妈的工作，家里很多事情都是爸爸负责的，包括水电煤，包括饮食方面，都是爸爸来的。除了生活上的打击，还有精神上的打击，这个更厉害，更痛苦。因为他们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事业中的伙伴。后面的路很长，平反以后，我妈妈还有好多戏要演呢。

访问员：爸爸为了妈妈的事业发展，应该也放下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吧。

刘丹：是的。

访问员：他当时从外国回到上海，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你妈妈。他觉得你妈妈在国内有那么多的演出，是不可能跟他一起出国去的。

刘丹：是的。就是为了我妈妈，他放弃了在国外的工作，回到了上海。他是1953年到波兰大使馆工作的，1956年初先调回天津，在中波轮船公司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于1951年合资创办的一家远洋运输企业，也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56年底再调到上海外轮代理公司，任副总经理。

1950年代，刘健（左一）在波兰

访问员：每次妈妈演出结束回来，你爸爸都会去车站接的是吧？

刘丹：嗯，怕她一个人嘛。我爸爸先是在家准备好点心，因为我妈妈他们演出完通常都要吃点宵夜的。准备好了以后，他就会到48路车站去接我妈妈。我那个时候也心疼我爸爸，我说你心脏病，睡眠是很重要的，你就睡吧。他不肯，还是要陪陪我妈。那么我妈妈演好戏回来特别兴奋，会跟他讲今天演出的情况，观众的反应，两个人会聊一会儿的。

访问员：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太不容易了。

刘丹：所以爸爸一下子走掉了，妈妈是非常痛苦的。后来一个是（因为）女儿还小，18岁，所以她一定要咬紧牙关把这个孩子好好培养成人。另一个是她的事业给了她许多安慰和动力。我爸爸走了以后没多久，她马上就上台演出了。她把所有的痛苦都化在了剧中的人物，你分不清楚那个眼泪到底是杜十娘的还是她的。

傅全香《情探》剧照

我的越剧艺术家母亲

访问员：那后来您是怎么从父亲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的？

刘丹：慢慢随着时间吧，一点一点地。我觉得人的修复力是非常强的，都会一点一点修复的。然后，妈妈的许多精神，她的人格魅力，也在不断地影响我。后来，我也走上工作岗位了。

访问员：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你们每天的日常还有印象吗？妈妈还是不常在这个家里出现吗？

刘丹：这个时候她在家里比较多，舞台剧少了，拍影视作品变多了，《杜十娘》、《梁祝》、李清照（《人比黄花瘦》）等等。她还写了好几本书，总结她的唱腔，梳理她的人生经历。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她许多的身影。

访问员：您和您的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刘丹：在这里认识的。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晚报的一个记者介绍的。说是副总编的儿子，在海关工作。我先生是上海海关监管处一级关务督察，他们家五个兄弟全部都考上大学的。我妈妈第一次见面，觉得挺满意的。后来又见了第二次。她先见了两次面，第三次才让我跟他见面的。妈妈很早前就跟我约法三章：你首先要认真工作，业务要提高，不要想着怎么追求漂亮。谈朋友一定要妈妈来帮你选，一定要我看中了你才可以考虑的。刚进公司的时候，里面有不少老师想帮我介绍，因为我们是涉外单位，有船长啊什么的。我说：哎哟不行的，我妈妈讲一定要她看中的人。那后来人家也就不介绍了。

访问员：你们的婚礼是在哪里举行的？

刘丹：婚礼是在外面，我们就摆了两桌，很简单的。因为谈朋友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了，你们思想上要提高，学习业务上要提高，要追求知识，讲吃讲穿的我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谈朋友就去美术馆啊、电影院啊，看好了就回来，不能跟人家去吃饭的，不能让别人花钱，也不能要人家东西。所以我先生谈了我这样的朋友，他很开心的。我妈妈不单这样教我，我儿子要出国读大学的时候，她交代了两件差不多的事。第一，有困难的时候要找大使馆。第二，要多学习，不要随便交女朋友。

1993年，母亲傅全香七十大寿，全家在枕流公寓731号家中合影（新民晚报记者俞亮鑫摄）

访问员：哈哈，祖传家训。在你眼中，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刘丹：她的性格非常活跃，会被各种新生事物吸引，喜欢与时俱进。在生活上大大咧咧，但是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她这一辈子，就是为越剧而生的，为了越剧呕心沥血。哪怕是病痛的时候，再艰难窘迫的时候，给她的精神支柱就是她的越剧艺术。包括她中风，躺在床上什么都记不住，家里的门牌号也记不住，电话号码也记不住，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她的唱词，她都能很清楚地背出来。所以说她的生命是为艺术而燃烧的。崇拜别人比较远，崇拜我的妈妈呢，她就在我的身边。

访问员：您妈妈中风的时候是哪一年啊？当时多少岁？

刘丹：84岁， 2007年。

访问员：她七十几岁演《人比黄花瘦》中的李清照，当时好像也是带病拍摄的？

刘丹：那时候她就觉得气不够，老是冒虚汗，人容易累。后来小便的时候大出血。到医院一查，是很严重的子宫肌瘤，马上要开刀。她说不行啊，这个戏刚拍了一半，整个剧组在那里等着，还有费用的问题，就坚持要把这个戏拍完。她又当导演，又当场记，又当策划，又当主演。她在整个剧组里面算是一个中心人物，所以非常辛苦。

1990年代初，傅全香拍《人比黄花瘦》时，刘丹去苏州探班

访问员：前后拍了多少时间？

刘丹：拍是拍了几个月，但是她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个人拖了一个拉杆箱，去李清照的家乡，又沿着李清照在战乱时候走过的地方一路走过来，都是一个人去的。我劝不住她，我真的是不舍得，很心疼她。我说：你年纪这么大，跑到那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她说：没关系的，我一去，当地都会接待我的。你让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开展那么多的工作，了解那么多的历史，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

访问员：尤其是七十多岁高龄。

刘丹：七十多岁啊，还要去写剧本、筹集资金、找演员、找编剧，还有谱曲呀，都是她在统筹的，大部分的创作工作她都是在家里完成的。

访问员：傅老师在一次采访中说，她这一生最爱三个女性角色：祝英台、刘兰芝和李清照。其中，李清照这个角色是她在晚年阶段投入大量心血塑造出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她会对这个角色这么情有独钟？您了解其中的原因吗？

刘丹：一个是因为我父亲比较喜欢李清照这个中国女词人。他跟我妈妈说过，根据她的年龄，可以尝试演这么一个古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把她搬上舞台。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妈妈出于对我父亲的感情，而且她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不屈不挠的女性形象，所以她就一定要把李清照的这个戏给演出来。

1992年上映的《人比黄花瘦》，傅全香饰李清照。该剧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荣誉奖

访问员：好像说1983年一次去香港演出，是刚刚开完乳腺癌的手术对吧？

刘丹：嗯，开了两周就去了。以前开刀不像现在，有微创或者做大手术能够保留许多（组织）。她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中期，整个全部开掉。一个刀疤，有这么长（30公分左右）。因为怕扩散，拿掉了几根肋骨和整个淋巴，非常大的一个手术。她就带着个引流管，管子还在抽里面的血水，就去演出了。当时我很担心，坚决拖住她，不让她去。她说：你妈妈是“文革”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到香港去演出，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香港的公交车上都贴出了大幅的广告。轮到我就换演员了，那观众会很失望的，还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当时信息还比较闭塞。她说：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国家是非常爱护和重视我们这些老艺术家的。所以她就一定要去，坐飞机怕伤口崩线，最后是坐船到深圳罗湖那边再转去香港的。

访问员：做傅老师的女儿也挺不容易的，天天担惊受怕。

刘丹：真的。她在外面演戏，我这个心就悬着，不知道她会出什么事情。因为她几点钟该演哪一段了，我都是知道的。以前是爸爸跟我讲，后来我自己也就熟了。这个时间段她要动手甩水袖了，我就很担心。演好以后，她打了个电话回来报平安，这下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了。所以艺术就是她的精神支柱，是非常神圣的，这个神圣的殿堂在她脑子里是不可替代的。

1980年代，由上海电视台拍摄越剧电视剧《孔雀东南飞》，傅全香饰刘兰芝，刘丹因剧组需要临时客串一角

访问员：您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吗？

刘丹：最后十年都是在医院里面，中风了十年，基本上连话都不太能说。我结婚之后就不住在这里了，几乎下了班就到医院去看她。后来看到我妈妈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所以退休之后，就干脆又回到这里来了，这样到医院比较方便。

访问员：说明您和枕流的缘分还没结束，还要继续下去。枕流公寓建于1930年，到现在大约90年的历史了。您妈妈作为解放后较早一批搬进来的老文化人，她人生的大半历程是在这里度过的。您父亲在这里和她初次见面，共同孕育了你，又从这里离开。你们家庭跟这栋楼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那么枕流公寓对于您个人或者对于您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刘丹：我是在枕流公寓出生长大的，这个意义就在于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了许多风风雨雨。在父母都过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想过搬家，不想再住在枕流公寓了。因为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还有父母的影子。母亲在客厅里踢腿、走圆场、写剧本，父亲又是在家里走掉的。想到这些就很伤心，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在这个环境里呆下去了呢？但是想想还是不舍得，不舍得这个地方，因为好像我们父母的生命还存在。我妈妈的房间，我还一直保留着原样，他们结婚时候的家具都留着。有时候，我跟先生外出旅游，我就会把父母的照片放在桌子上，点三根香，跟他们说：“我马上就回来的啊，你们别着急。”所以还是不舍得，那就住下来吧。我想把这个家庭的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传给我的后代。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枕流公寓这个文化遗产，也有义务传承好这段历史。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